村民选举后的党支部：困惑、斗争与与权力格局?

下农村调查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就笔者的调查经验而言，如果我们想从一两个或者一二十个村庄的个案调查就试图推论其他村庄的相关情况，这样的推论很容易被其他个案所推翻。根本的原因，不是概率抽样及其代表性评估不重要，而是概率抽样调查在中国还缺乏必要的条件，即使我们制定了严格的抽样方案，由于调查准入机会可遇不可求，抽样方案也就容易落空，特别是有关村民选举及基层政权运作方面的研究，很可能因政治敏感性而难以获得调查准入机会。邹谠曾经说到，在中国从事实证研究，首先取决两个条件，一是准入调查，二是资料的开放程度。我们不能说目前在中国做调查研究，完全缺乏这两个条件，但无论是“准入调查”还是“资料开放”都缺乏明确的边界。这就使得需要严格评估样本代表性的随机抽样调查难以进行。然而，在可能的调查区间，如果以“问题”而不是以“个案”为分析单元，那么处在中国政治社会大环境中的大多数村庄，都应该存在我们欲分析的共同问题。例如，党-村二元权力结构的问题、村民选举中竞争与操纵的问题、家族政治问题等等，应该说普遍存在于中国的乡村社会。因此，我们在确定调查地点时，首先考虑的应该是研究的问题是否可能出现在调查地点。例如，我们不会选择云南来调查村民选举及相关问题，因为云南还没有实施村委会组织法的经历。在满足调查许可的前提下，提出研究问题及假设，然后在准许进入的村庄去实证，应该说是前适合中国农村政治研究的基本路径。

[5]关于广东农村管理区的党政权力格局及其与乡镇政府的关系，参见笔者：“转型中的中国农村党政关系--广东农村权力结构的变革”，IntheConferenceo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atFifty:‘TheRevolutionsoChanged’,”The5thAnnualConferenceoftheDavidC.LamInstituteforEast-WestStudies(LEWI)atHongKongBaptistUniversityandCentreforEastandSoutheastAsianstudiesatLundUniversity,Lund,Sweden,October18-20,1999.

[6]“斧头镰刀”指党支部的公章，象征着党的权力。

[7]这位村支书所形容的“评弹高手”属于李连江所描述的“刁民”(cleverandtenaciouspeolpe)类型。SeeLiLianjiang:PeasantResistanceandtheChineseState(Ph.D.dissertation),OhioUniversity,1996;AlsoseeLiLianjiangandKevinO’Brien,“VillagesandPopularResistanceinContemporaryChina,”inModernChina,vol.XXII,no.1,January1996,pp.30-47.关于中国农民抗争的历史分析，seeLucienBianco,“WeaponsoftheWeak:aCriticalView”,inChinaPerspectives,no.22,March1999,pp.4-16;and“PeasantRevoltfromPre-1949DaystothePresent,”inChinaPerspectives,no.24,July1999,pp.56-63.

[8]在管理区体制下，经济支配权一般控制在管理区第一把手——管理区书记手中，由于帐目不公开，导致村民对村干部的猜忌和不满。一些竞选村主任的村民说：“我竞选的目的就是一个，公开和清查所有经济帐目，查完就拉倒。”实际上，清帐与移交帐务成了广东农村改制过程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广东民政厅官员交谈，1999。

[9]在广东方言中，“一哥”指“老大”，这里指作为“第一把手”的村支书。[10]资料来源：发言者转述的会议笔记和提供的相关调查报告。

[11]资料来源同上。

[12]全国农村党员队伍普遍老龄化，直接影响村党支部权力地位的维持，这与农民入党积极性降低有直接的关联。不难发现，当入党的意识形态动机日益削弱的情况下，人们的入党动机与物质效用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当个人发展机会的渠道增多时，人们的入党积极性会减弱；而当发展机会相对缺乏的时候，入党的诱惑力正如一位青少年的直白：“入党意味升官，升官意味着有权，有权意味着有钱。在我们村里，党员都是富人。所以我们都想入党。现在我要先入团，再在学校入党，毕业回村入党支部。有了权力，干什么事情就好办了。”SeeStanleyRosen,“TheChineseCommunistPartyandChineseSociety:PopularAttitudesTowardPartyMembershipandthePartyImage,”inTheAustralianJournalofChineseAffairs,no.24,July1990,pp.51-92。例如，笔者调查的湖南钟水村（570人，1997年人均纯收入不足1700元），全村28名党员，50岁以上的20人，中青年人对入党兴趣不大。原因是村里60%的青壮农民都南下广东打工，而外出打工（个人发展机会的增多）降低了村民的入党积极性（获得“党票”），也就是说入党积极性与农民收入及社会地位的提升不成正相关。村秘书（党员，51岁）说：“现在就是钞票有用，党票还有什么用。就拿我家来说，我女儿（19）在东莞打工一个月（400多元工资），等于我辛辛苦苦干一年。”村支书感叹到：“村里40岁以下无党员，青黄不接，过不了多久，都要成‘白发支部’了。”资料来源：1996年1月湖南嘉禾调查，参与调查的还有谭深、李盾、冯小双、周大鸣、金一红与邓微。

[13]广东民政厅官员访谈，1999年5月。这一上访案件的调查处理结果，笔者目前还不知道。

[14]有关中国学者对实施村民自治争论的综合性分析，可参阅柯丹青(DanielKelliher):“TheChineseDebateoverVillageSelf-Government,”inTheChinaJournal,no.37,January1997,pp.63-86.

[15]广东调查，1999年。

[16]柯丹青认为，地方党支部（包括乡镇与村）与选举产生的村委会的关系界定不清，对村民自治是一个威胁。SeeDanielKelliher,“TheChineseDebateoverVillageSelf-Government”,inTheChinaJournal.

[17]有关这种矛盾斗争及妥协(如两票制）的生动描述与分析，seeLiLianjiang,“TheTwo-BallotSysteminShanxiProvince:SubjectingVillagePartySecretariestoAPopularVote”,inTheChinaJournal,no.42,July1999,pp.103-118.

[18]担心“评弹高手”、“刁民”当选村主任或村委员，是一些乡镇领导消极对待或者积极操纵村民选举的动机之一。仝志辉关于陕西省靖边县1997年村委会换届选举的个案调查分析，生动说明了这种担忧及其对村民选举的负面影响。仝志辉：“陕西省靖边县黄家峁、硬地梁村‘乡政-村治’关系的实证分析”及“民主的遭遇及其反思--陕西省靖边县毛团村村委会选举实证分析”，见王仲田、詹成付主编《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页79-89，页217-237。

[19]广东调查，1999年。

[20]Z市联合调查组：“关于理顺农村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调查报告”（未刊稿），1999年1月。

[21]关于大澳村村支书拒绝移交村务的根源及其后果的详细报道，见林伟雄：“旧村官拒交村务，新村委难以工作--惠东港口镇大澳村采访实录”，载2000年4月11日《南方农村报》第1版（重要新闻）。

[22]林伟雄、刘海斌：“大澳村问题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载2000年4月11日《南方农村报》第1版（重要新闻）。

[23]这篇发表在《北美自由论坛》（作者扬子立系北京大学研究生，调查时间1997年7月，报告时间1999年2月）上的调查报告，揭示的赵县村民自治现状与报刊介绍的“赵县经验”反差鲜明（关于这些经验介绍，可参见扬爱民：“河北赵县等地实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思考”，见王仲田、詹成付主编《乡村政治》页265-275；还有SusanV.Lawrence发表在TheAustralianJournalofChineseAffairs(no.32,July1994,pp.61-68)上介绍赵县北王村村代会的文章“VillageRepresentativeAssemblies:Democracy,ChineseStyle”）。据此项调查，北王村村民说，在“聪明又能干的”贾国锁当村支书时（1995年前），村委会选举公平，村代会起作用，村务公开，群众放心，村集体果园收入20多万，群众几乎没负担。由于村里搞得好，北王村上了《人民日报》，还有个来考察的美国人，把北王村的名声带到了国外。后来国锁被提拔调走，村子就一天天走下坡路了。继任者吴某把前任留下的20万元家当挥霍一空，村民愤怒地说，这班人光知道打白条

《村民选举后的党支部：困惑、斗争与与权力格局?(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