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的民主观与自由的民主观[2]

务；并且我们也很容易看出，人民若是因此而建立起来各种机构，就不会不引起行政形式的改变。”10　
不过，如果存在经常能够治理得很好的人民，他们就不需要被人统治，他们就有资格享受民主。当然，这样的人民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因此，就有必要对新生的一代进行新式教育，对已经存在的人民大众进行再教育，塑造民主所需要的人。所谓民主所需要的人也就是具有很高德行的人，也就是所谓适于立法的人，即“那种虽然自己已经由于某种起源、利益或约定的结合而联系在一起，但还完全不曾负荷过法律的真正羁轭的人民；就是那种没有根深蒂固的传统与迷信的人民；就是那种不怕被突然的侵略所摧毁的人民；就是那种自身既不参与四邻的争端，而又能独立抵抗任何邻人或者是能借助于其中的一个以抵御另一个的人民；就是那种不需要其他民族便可以过活，而所有其他的民族不需要他们也可以过活的人民；就是那种既不富有也不贫穷而能自给自足的人民；最后，还得是那种能结合古代民族的坚定性与新生民族的驯顺性的人民。”11　
但是，由谁来充当教育者呢？卢梭转而祈求全能的立法者。卢梭心中的立法者形象是：“为了发现能适合于各个民族的最好的社会规则，就需要有一种能够洞察人类的全部感情而又不受任何感情所支配的最高的智慧；它与我们人性没有任何关系，但又能认识人性的深处；它自身的幸福虽与我们无关，然而它又很愿意关怀我们的幸福；最后，在时势的推移里，它照顾到长远的光荣，能在这个世纪里工作，而在下个世纪里享受。”12这个立法者显然就是神明，是在一切方面都表现非凡的人物。　
卢梭也希望立法者能够拥有“不以暴力而能约束人、不以论证而能说服人的权威”13，用神圣的权威来约束那些为人类的深思熟虑所无法感动的人们，而不是直接用暴力去强迫。但是，既然立法者能够合法地运用暴力，它在无法借助信仰权威之时，就会直接诉诸暴力，这时又有谁能够制约立法者呢？祈求神明并赋予其不受制约的权力，其结果必然是引来貌似神明、自称圣灵、滥用强权的暴君。　
最后，卢梭还希望人民能够时刻关心政治，把政治事务当成他们的主要事务。他认为，如果公民对公共聚会太冷漠，“一旦公共服务不再成为公民的主要事情，并且公民宁愿掏自己的钱口袋而不愿本人亲身来服务的时候，国家就已经濒临毁灭了。”14他希望，人民能够时刻保持政治热情，永无休止地参与政治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自由。这势必导致社会生活的全面政治化。塔尔蒙说：“高度情感化的集体政治行动势必抹杀私人生活领域，富有激情的群体可以施加极其暴虐的压力，政治扩大到人类生活所有领域，不留丝毫余地，这是走向极权主义的最为便捷的途径。”15把政治看成人类生活的核心，把所有人花极大的精力亲自参与政治当成是摆脱奴役的关键，卢梭最终完成了设计平等的民主观的使命。　
二、法国大革命的实践　
卢梭的民主理论把人民主权观念推向极端，但其结果必然是把民主推向专制暴政的极端。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专政就是运用卢梭思想改造社会的政治实验，雅各宾专政的实践揭示了平等的民主观何以想追求民主却走向专制暴政的逻辑。　
首先，雅各宾分子为了实现他们心目中的民主，主张利用国家强权来塑造新人。1793年6月雅各宾分子执政，执政的第一个月就公布了教育体制改革的法令。他们的想法是以国家代替父权，把年轻的一代教育成新时代的人，爱劳动、守纪律，与被认为已经腐烂的不可救药的人隔离开来。对于成人，则实施再教育，并选举道德模范，从六十岁以上的人中选品德高尚者为道德监护。当然，由于战争迫在眉睫，这一塑造新人的措施实际上只停留在口头上和纸面上，并没有替代既存的教育制度。但为了塑造新人，雅各宾派却实施了钳制舆论、实施新闻管制的政策，查禁了所有被认为是阳奉阴违的学院、学术机构、医学机构、艺术团体、法律机构，逮捕甚至处死被认为是反革命的作家、记者，报纸或者是被封闭，或者成为政府的喉舌。中国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幽灵在法国大革命中再显威风。　
其次，以人治替代法治。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废除司法程序，废除司法独立，只要救国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的命令就可以逮捕任何人，只要经国民公会多数决议就可以把任何人送交革命法庭，而革命法庭的审判只是一种形式，只是执行两个委员会和国民公会的决议。二是视宪政程序为无物，一旦国民公会不如其心意，他们就动员民众走进国民公会，干扰议会的正常议事活动，或者发动“广场短路”，也就是越过国民公会，越过宪政程序，敲响钟楼的警钟，直接召唤民众集会，取得人民的支持，胁迫国民公会，或者干脆直接号召人民起义，用武装力量迫使国民公会就范，重新制宪。所以，雅各宾专政时期的国民公会总是面临着种种压力，这种压力来自当权者，来自群情激昂的民众，更来自恐怖统治的威胁。其结果就是宪政结构时刻处于不受约束的人民主权的威胁之下，大批的人由于失却了正当司法程序的保护而被随便送上了断头台。丹东派代表人物在审判之时竟被剥夺了申辩权，并匆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罗伯斯庇尔及其战友圣茹斯特等也因为其反对者利用国民公会的不受制约的多数权力而被捕，并丝毫未经司法审判而被押上断头台。卢梭说：“没有别的政府是像民主的政府或者人民的政府那样易于发生内战 和内乱的了；因为没有任何别的政府是那样强烈地而又那样不断地倾向于改变自己的形式的，也没有任何别的政府是需要以更大的警觉和勇气来维持自己的形式的。正是在这种体制下，公民就特别应该以力量和恒心来武装自己，并且在自己的一生中天天都应该在自己的内心深处背诵。。。。。。‘我愿自由而有危险，但不愿安宁而受奴役。’”16雅各宾专政由于废除了法治，的确是充满内战和内乱的民主，但是公民却似乎也没有因此而滋生足够的力量和恒心，他们恰恰因为失去了法制的保障而丢掉了安宁，他们并没有摆脱奴役，他们想争取自由，但他们获得的却是杀人和被杀的自由，他们时时处于丧命的危险之中。托克维尔在分析法国大革命社会思想背景时发现：“人们所要求的乃是同时而有系统地废除所有现行的法律和惯例；我立即看到，这是有史以来一场规模最大最为危险的革命。那些明天就将成为牺牲品的人对此全然不知；他们以为，借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无震憾地对如此复杂、如此陈旧的社会进行一场全面而突然的改革。这些可怜虫！他们竟然忘掉了他们先辈四百年前用当时朴实有力的法语所表达的那句格言：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17以废除法治来获得自由，获得的只能是杀人和被杀的?杂桑?荒苁桥?壅叩淖杂珊捅慌?壅叩牟蛔杂伞！?BR> 第三，清除所有党派，消灭所有国家与人民之间的中介机构，让人民以一盘散沙的形式直接面对国家，直接表达自己的真正意志，从而澄清公意。于是所有的民众团体被强制解散。即使是雅各宾派本身，罗伯斯庇尔也曾经想取消其存在，只是由于政治活动的需要才不得不保留，但也只是允许其自由集会，只允许其作为松散的俱乐部存在，不允许其发展壮大，拒绝各民众团体合并到雅各宾派的要求，更不允许其发展成熟的组织形式。在大范围的民主政治中，广泛的民众政治参与如果没有借助一定的制度机制加以组织化，其结果就必然是民主本身无法制度化，成为骚乱的民主，不稳定的民主，短命的民主。雅各宾专政消灭党派组织，其结果就是刚刚建立的民主因为缺乏组织机制去整合人民参与而总是处于风雨之中；雅各宾派本身也始终没有及时发育成一个成熟的政党，把民众的宝贵支持组织起来，为自己执掌政权打下牢固的组织基础。雅各宾派虽然在实际上掌握了国家权力，但由于缺乏坚实的组织基础，其实际地位却非常脆弱，不堪一击。　
第四，界分敌我，实施恐怖政治，消灭所有被划为人民敌人的人。先是把全体社会成员划分为保皇党人和人民事业的捍卫者两个部分，然后又把人民事业的捍卫者即爱国者分为具有邪恶的公民和具有真正信仰的人，并且在具有真正信仰的人中还要划分出层次出来，从中选出道德典型。在敌我区分中，甚至反对卢梭也成了反对人民的标准。而且为了明显区分爱国者和人民的敌人，居然设想要给爱国者分发“爱国公民证书”。这种划分的直接后果是，一旦罗伯斯庇尔掌握了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以后，这些被视为不同层次的人民敌人的人就会依次惨遭屠杀。在雅各宾专政期间，凡是与罗伯斯庇尔不同政见者，均被视为人民的敌人，可以根据国民公会的多数表决通过的决议处死。1793年10月处死了在押的吉伦特派领导人。1794年3月，罗伯斯庇尔逮捕了违背其意愿要把恐怖统治推向极端的埃贝尔派的领导人。1793年11月，罗伯斯庇尔又逮捕并处死了违背其意愿要求终止恐怖统治、主张恢复法制、提倡司法与人道相结合的丹东派，并于1794年4月将其主要代表人物送上了断头台。救国委员会高度集权，特派员手握生杀大权，可以滥行恐怖，肆意杀人。即使雅各宾俱乐部也经历了多次内部清洗，并且每次集会均有人进行严密监视。 暴力统治的高峰是1794年6月国民公会通过的牧月法令。该法令大大简化了审判程序，预审制度和辩护人制度均被取消，惩罚全部为死刑，并且没有证据也可以通过自由心证法得以定罪处死。结果大批无辜者惨遭杀害，人头纷纷落地。实施恐怖统治的间接后果则是因为支持政权的人民越划越少，而敌人则越划越多，政权的基础越来越薄弱，政权最终为自己树立的强大敌人所推翻。 《平等的民主观与自由的民主观[2](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