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汉学论著翻译规范的探讨

编纂者”或“唐代的历史学家”。同类者尚有侯旭东在《误译丛生的一部书——〈佛教征服中国〉中译本琐谈》（载《中华读书报》）文中的举例：“如原书页19‘in the Hou-Han chi,a fourth century history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 ’中译作‘在记载公元4世纪后汉历史的《后汉记》中，’（页29）令人啼笑皆非。按《后汉纪》（译文作‘记’误）为东晋人袁宏作，书成于四世纪，而后汉亡于三世纪初，中译应作‘在《后汉纪》——4世纪成书的关于后汉的史籍——中’”。这种常识性史料还原的错误应在译文中绝对杜绝。 
    对背景文化还原的难度还应在前两者之上。因为背景知识准确的掌握不仅包括对史实的确切了解，更需要的是一种文化感，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且能心领神会，并运用自如。不止是一个词，一段话的索骥，而应把文化内涵整个地融入行文之中，至此才使译文达到风格上的忠实与流畅。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句原文“Within，the principal palaces were arranged on a northsouth axis……”，原译为“（故宫）各大宫殿按南北向轴心排列”。这容易引起歧异。事实上，原作者不是想强调宫殿的南北对称，或者是要说明所有宫殿都是南北排列。因此译为“重要的宫殿座落在南北向的中轴线上”就更明了。又同书“Confucian commentators”译作“儒家评论家”也不能算错，但“清议”一词可能比较符合传统，也更典雅。又比如称南方地区下级管事者为“teacher”，译作“蒙师”不如“师爷”确切。 
  袁筱一等译法国马丁·莫内斯蒂埃著《人类死刑大观》（漓江出版社，1999年）第340、341页两副插图下的注文分别为“西方军事势力代表对‘拳击手’施斩首刑”和“拳王的斩首刑（中国，1901年）。” 。“boxer”在此处不应直译为“拳击手”，而是专指1900年前后中国民间反侵略组织“义和团”的前身 “义和拳”一词。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2页注72“见L·S·杨的两篇文章，……收入的《汉学中的远行》（Excursion in Sinology）”。“L·S·杨”即杨联陞。1 “Excursion”一词本身有远行之意，但用在中国书籍和文章的名称当中，应释作“短文”，又可引申来表达中文特有的文体“赋”、“策”等。如苏东坡《赤壁赋》，英国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H.Giles）把它翻译成“An Excursion Below the Red Wall”，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李杏村则译为“An Excursion to the Scorched Cliff”，都使用“Excursion”表示“赋”一词。所以杨联陞“Excursion in Sinology”一书或译成《汉学散策》可能更为恰当。 
    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在1995和1997年由不同译者翻译了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仅从两书一些章节标题翻译文字的差异就可想象其内容的大相径庭。第5章第4节，江苏版译为“儒家教育在社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商务版则为“ 儒家教育在社会学教育类型中的地位”，两书所提概念绝对不属于同一学科范畴。又如第6章第12节前者译为“早期儒学的激越”；后者为“ 早期儒学的悲歌”，孰是孰非难以明确，且会令读者啼笑皆非。 
    当然细读所译内容，其中是有高下之分的。如江苏版译为：“同样的，一个人能否像非士人阶层那样在祖庙中享有一个祖宗牌位，也取决于其官阶。甚至连城市之神在众神中的地位都得看此一城市官员的级别而定。”（页138）；商务版则译：“倒是正好反过来：一个人的官品决定着他是否能有祖庙（没读过书的人只有一个祖宗牌位），祖庙中能供多少祖先。就连万神庙里城隍的级别也取决于该城父母官的官品。” 
    又如，江苏版译为：“宋代的常备军，除了‘近卫军’以外，尚有由地方军队和民兵组成的两个编队，但它们一旦融合之后，便告瓦解。”（页92）；商务版则译：“宋朝统治时期，除了地方军（厢军）和民兵（乡兵）这两支互相融合而衰亡了的军队以外，还有作为常备军的‘禁军’。”（页129） 
    再有，江苏版译为：“王安石于1086年死后被封为圣徒，受人供奉，而在12世纪，对他的供奉连同圣徒的称号统统被取消了。”（页93）；商务版则译： “他（1086年）死后的封号和祭奠安排，在12世纪又被取消了。”（页131） 
    把“城隍”译为“城市之神”，“禁军”译为“近卫军”，“地方军队”和“民兵”不说明特指中国传统文献所称的“厢军”和“乡兵”，从行文上还可勉强接受的话，那么把王安石说成是“圣徒”则甚为乖谬了。文化所囊括的内容既宽泛又细微，因此对它的还原绝非易事，非学养深厚、细心琢磨不可为之。 
     
    二．形式上的统一 
    讲求学术规范是提高整体学术水平与扩大学术交流领域和层面的基底。汉学论著翻译作为学术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否则就会降

低其价值，甚至误导读者。 
    形式问题之一：在审读汉学译著时，历来把核对有关海外学者的名号与著述题目的看作是译文的关键，也是难点。目前所遵循的原则是：国外汉学家已有汉文名字，或约定俗成的中译法的应遵从；其他所有外国人名都应以通用字典，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系列各国人名译法辞典为据，并在首次出现时用括号标出原文。专著或论文的题目也当如是处理。如法国汉学家Kristofer M .Schipper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分别被译为“席佩尔”、“史波儿”、“施博尔”。在参加了一次Schipper在京举办的讲座中，我才知道他的正式中文名字是“施舟人”。又比如《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54页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以擅长中国语言学和历史学闻名、撰写过《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上古汉语的语音系统》（中华书局，1999年）的蒲立本先生（Edwin George Pulleyblank）译作“普利布兰克”。《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一书的著者Schafer被翻译为“谢弗”，其实他有中文名字，叫“薛爱华”。 
    或者过分强调译名的精确度有吹毛求疵之嫌，但中文是不同于西方表音字母文字的一种音、形、义相结合的表意文字，每一个汉字都有固定的含义，通假和转注则有特别的规定。就算在阅读姓氏名称时，出现同音异形的字，也会被认为是指示不同的人物或事物。使用此种与西文截然不同文字的中国人在阅读时也养成了更重视识别文字字形而不是读音的习惯。而且长期以来汉语对外来词的消融力是古今一贯的，并形成了以意译为主或意译与音译杂糅的翻译规律。2这种意译法的使用更加强调字符形态与音读对应的确定性和准确度。所以译者采用了不同译名来反映

《对汉学论著翻译规范的探讨(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