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学的现代观念
量出现，无疑是在清代，像顾炎武的《日知录》、阎若璩的《潜邱札记》、王念孙的《读
书杂志》等都是比较著名的笔记式考辨。至于这种考辨笔记的性质，赵振铎先生说得明白：“读书笔记本不在
于著书，而是为了著书作的一种准备工作。平日读书有了心得就记录下来，日积月累，材料多了，就进行整理
。”至于其价值及缺点，赵先生说：“这些笔记，精粗程度不太相同，同一书中各条之间的水平也不一样，但
是从训诂学的角度看，它们却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可以利用的材料。”［⑨］可以看出，笔记式考辨原是训诂
学家们用来著书的一种准备材料，但由于他们功底深厚，便有了可资利用的价值。今天有相当多的人把古人这
种材料的准备方式当成了考辨的正宗形式。由于今人在材料功底上远不如古人，甚至在传统训诂理论的修养方
面也赶不上古人，因而错误很多。有的误把随文释义当作了义项，有的不考虑文献性质而胡乱解释，如有人将
李白诗“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⑩］之“疑是”解为“
好像”，事实上，前三句都是作乾“遥看”之景，第四句，作者并没看到其景，但古人认为实有“银河”。“
疑是”正表明作者心中疑疑惑惑，这瀑布似乎是来自九天之银河，这正反映了当时李白的认知心态。
但是，今人在功力赶不上古人，在训诂理论素养有时也不及古人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提高考辨，尤其是笔
记式考辨的可靠性呢？
四 训诂学——古代文献词义考证学
笔者在前辈成果的基础上，于１９９２年湖南湘西索溪峪训诂学年会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笔者认为，训
诂学，应当是以古代文献词义的考证为对象与目的的一门学科。
首先，我们应弄清“古代文献”的含义。我们所说的“古代文献”，是以古代汉语为记录工具的古代书面
文献。由于古代汉语包括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文言”以及以六朝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而形成的古白话
，因此“古代文献”便相应地形成两个系统：一个是古代文言文献系统，另一个是古代白话文献系统。
其次，要弄清一部具体“古代文献”的内在组成。以往，人们对这一问题并未给予应有的关注，更谈不上
深入的探讨了。事实上，一部具体的古代文献，例如一部富有哲理意味的书，像《论语》、《庄子》、《老子
》之类，便是一个相对统一完整的系统；而这一系统事实上是由各个子系统组成的一个复合系统。这一复合系
统中的语言系统是一部古代文献的承载系统；对象（或知识）系统是一部古代文献内事物的组成系统；此外，
还有一个上下文义及言外之意粘附在语言系统及对象系统上。具体古代文献的语言系统，又是由语义系统和语
言形式系统（由语序、形态、虚词、特殊文例等组成）所组成的；就承载功能而言，语义系统是主体，而词义
又是语义系统的核心。可以说，抓住了词义，理解了词义，是我们诠解、理解一部古代文献语言系统的关键所
在。但是，我们对具体文献的诠解、理解，如果仅仅停留在对该文献语言系统的诠解、理解层次上，是很不够
的，也是不能彻底了解文献的整体的。例如《论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字面理解并不难；但语言
背后的深层含义是什么呢？可见，对具体文献的理解还必须深入到该文献的对象系统中去。“上下文义”及“
意外之意”在具体古代文献中并不构成与该文献语言系统、对象系统三足鼎立的一个子系统，而是粘附于语言
系统与对象系统之上的。其产生原因，是由于语言自身未能完全达意及表情而出现的。这一点在文学作品（诗
歌尤甚）与哲学作品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而在古代科技文献中则微乎其微。
我们在上文提到的“古代文献词义”是存在于“古代文献”这一大范围之内的，它和字典辞书中的“词义
”虽然有联系，但并不相同。字典词书中的“词义”，是一种词义的系统，它一般由本义或基本义与引申义、
比喻义、假借义所组成，而且是处于静止状态，尚未与事物系统发生动态的、表述的联系，更不会有上下文义
及言外之意附丽于其上。“古代文献词义”是字典辞书词义系列中的一个个体，或为本义或为基本义或为引申
系列中的一个义项，而且它与事物发生了动态的、表述的关系。有时，尤其在文学作品中会产生大量的上下文
义及言外之意。
因此，我们这里所谓的“古代文献词义”，是由下列两部分组成的：
第一部分，是抽象义及附加义，这是长期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载于字典辞书的词义；
第二部分，是上下文义及言外之意，这是附着于具体文献的语言系统及对象系统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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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如果我们从“古代文献词义”的组成来审视这两派，二者的分歧便一目了然。“分工派”，将自己的
诠解对象拘囿于古代文献词义的抽象义及附加义上，所得的结果是语言学范围的成果，是一种近乎纯语言学的
考释。“综合派”虽然在理论上宣称自己要解释古代历史文献的全部，从语言到语言的内容，但在实际工作中
很难实现目标的全部。从以往的训诂名著来看，如西汉毛亨的《诗诂训传》，宋代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
没有任何一部训诂专著能达到训解古代文献语言与文献语言所表述表达的全部对象的目标。但“综合派”的优
点，是在于走出近乎纯语言学的训释天地，进入了文献语言所表述的对象领域。这是继承了传统训诂学的优点
，值得肯定。
我们以为，一门学科的发展方向，一方面应从它的研究对象去看，另一方面又要从它的功用去看。世间的
学科，有的以研究实体对象为主，有的则以研究关系，功用对象为主，前者如生物学、地质学、语音学，后者
如技术经济学、数学。此外，还有一类学科，它既研究实体对象，又研究关系、功用对象，我国的传统训诂学
就是以研究实体对象和关系，功用对象为主的一门学科。一方面，它以诠解“古代文献词义”这一实体为对象
；另一方面，它又以训诂学是诠解古代文献的工具这一功能以及训诂学家对文献的理解关系等为对象。可以说
，我国自汉代以来的训诂学史，便是一部对古代文献词义的考证史以及训诂学家对古代文献的理解史。古人所
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陆九渊语）正揭示了训诂学的性质。但是，我们主张的“古代文献词义考证学”
既不是“分工派”近乎纯语言学的考释，又不是“综合派”的对古代文献的全面阐释，更不是主客浑然一体的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是以古代文献词义的考证为中心，而在考求中一要弄清具体文献中词义的音义、形
义以及形音义的共生关系及相互制约关系，二要弄清“知识义”（属具体文献的对象系统及该知识的自身系统
）与词义中抽象义、附加义的关系，即“知识义”对词义的生成关系及词义对知识义的表述关系，并进而从“
词义”及“知识义”这一微观角度阐述古代文献。如果我们将我们所理解的训诂学作进一步划分的话，可以划
分为下列三个部门：一个部门是“词义生成学”，它探讨怎样从“知识义”生成词义以及词义与词音、字形之
间的生成关系；另一个部门是“微观文献疏证学”，（又属“文献疏证学”的一个部门），它探讨词义对知识
义的表述关系以及文献作者怎样运用词义与知识义在微观上生成文献。
当代的古代文献词义考证中“考未知、证已知”这两种形态，可以列入第三个部门。目前，这一部门比较
发达，在理论上也较前两个部门成熟得多。但这一部门也存在明显 《训诂学的现代观念(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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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杂志》等都是比较著名的笔记式考辨。至于这种考辨笔记的性质，赵振铎先生说得明白：“读书笔记本不在
于著书，而是为了著书作的一种准备工作。平日读书有了心得就记录下来，日积月累，材料多了，就进行整理
。”至于其价值及缺点，赵先生说：“这些笔记，精粗程度不太相同，同一书中各条之间的水平也不一样，但
是从训诂学的角度看，它们却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可以利用的材料。”［⑨］可以看出，笔记式考辨原是训诂
学家们用来著书的一种准备材料，但由于他们功底深厚，便有了可资利用的价值。今天有相当多的人把古人这
种材料的准备方式当成了考辨的正宗形式。由于今人在材料功底上远不如古人，甚至在传统训诂理论的修养方
面也赶不上古人，因而错误很多。有的误把随文释义当作了义项，有的不考虑文献性质而胡乱解释，如有人将
李白诗“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⑩］之“疑是”解为“
好像”，事实上，前三句都是作乾“遥看”之景，第四句，作者并没看到其景，但古人认为实有“银河”。“
疑是”正表明作者心中疑疑惑惑，这瀑布似乎是来自九天之银河，这正反映了当时李白的认知心态。
但是，今人在功力赶不上古人，在训诂理论素养有时也不及古人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提高考辨，尤其是笔
记式考辨的可靠性呢？
四 训诂学——古代文献词义考证学
笔者在前辈成果的基础上，于１９９２年湖南湘西索溪峪训诂学年会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笔者认为，训
诂学，应当是以古代文献词义的考证为对象与目的的一门学科。
首先，我们应弄清“古代文献”的含义。我们所说的“古代文献”，是以古代汉语为记录工具的古代书面
文献。由于古代汉语包括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文言”以及以六朝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而形成的古白话
，因此“古代文献”便相应地形成两个系统：一个是古代文言文献系统，另一个是古代白话文献系统。
其次，要弄清一部具体“古代文献”的内在组成。以往，人们对这一问题并未给予应有的关注，更谈不上
深入的探讨了。事实上，一部具体的古代文献，例如一部富有哲理意味的书，像《论语》、《庄子》、《老子
》之类，便是一个相对统一完整的系统；而这一系统事实上是由各个子系统组成的一个复合系统。这一复合系
统中的语言系统是一部古代文献的承载系统；对象（或知识）系统是一部古代文献内事物的组成系统；此外，
还有一个上下文义及言外之意粘附在语言系统及对象系统上。具体古代文献的语言系统，又是由语义系统和语
言形式系统（由语序、形态、虚词、特殊文例等组成）所组成的；就承载功能而言，语义系统是主体，而词义
又是语义系统的核心。可以说，抓住了词义，理解了词义，是我们诠解、理解一部古代文献语言系统的关键所
在。但是，我们对具体文献的诠解、理解，如果仅仅停留在对该文献语言系统的诠解、理解层次上，是很不够
的，也是不能彻底了解文献的整体的。例如《论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字面理解并不难；但语言
背后的深层含义是什么呢？可见，对具体文献的理解还必须深入到该文献的对象系统中去。“上下文义”及“
意外之意”在具体古代文献中并不构成与该文献语言系统、对象系统三足鼎立的一个子系统，而是粘附于语言
系统与对象系统之上的。其产生原因，是由于语言自身未能完全达意及表情而出现的。这一点在文学作品（诗
歌尤甚）与哲学作品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而在古代科技文献中则微乎其微。
我们在上文提到的“古代文献词义”是存在于“古代文献”这一大范围之内的，它和字典辞书中的“词义
”虽然有联系，但并不相同。字典词书中的“词义”，是一种词义的系统，它一般由本义或基本义与引申义、
比喻义、假借义所组成，而且是处于静止状态，尚未与事物系统发生动态的、表述的联系，更不会有上下文义
及言外之意附丽于其上。“古代文献词义”是字典辞书词义系列中的一个个体，或为本义或为基本义或为引申
系列中的一个义项，而且它与事物发生了动态的、表述的关系。有时，尤其在文学作品中会产生大量的上下文
义及言外之意。
因此，我们这里所谓的“古代文献词义”，是由下列两部分组成的：
第一部分，是抽象义及附加义，这是长期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载于字典辞书的词义；
第二部分，是上下文义及言外之意，这是附着于具体文献的语言系统及对象系统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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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正如我们在前边所提到的，无论是训诂学中的“分工派”或“综合派”，都是以诠解古代文献词义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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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解对象拘囿于古代文献词义的抽象义及附加义上，所得的结果是语言学范围的成果，是一种近乎纯语言学的
考释。“综合派”虽然在理论上宣称自己要解释古代历史文献的全部，从语言到语言的内容，但在实际工作中
很难实现目标的全部。从以往的训诂名著来看，如西汉毛亨的《诗诂训传》，宋代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
没有任何一部训诂专著能达到训解古代文献语言与文献语言所表述表达的全部对象的目标。但“综合派”的优
点，是在于走出近乎纯语言学的训释天地，进入了文献语言所表述的对象领域。这是继承了传统训诂学的优点
，值得肯定。
我们以为，一门学科的发展方向，一方面应从它的研究对象去看，另一方面又要从它的功用去看。世间的
学科，有的以研究实体对象为主，有的则以研究关系，功用对象为主，前者如生物学、地质学、语音学，后者
如技术经济学、数学。此外，还有一类学科，它既研究实体对象，又研究关系、功用对象，我国的传统训诂学
就是以研究实体对象和关系，功用对象为主的一门学科。一方面，它以诠解“古代文献词义”这一实体为对象
；另一方面，它又以训诂学是诠解古代文献的工具这一功能以及训诂学家对文献的理解关系等为对象。可以说
，我国自汉代以来的训诂学史，便是一部对古代文献词义的考证史以及训诂学家对古代文献的理解史。古人所
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陆九渊语）正揭示了训诂学的性质。但是，我们主张的“古代文献词义考证学”
既不是“分工派”近乎纯语言学的考释，又不是“综合派”的对古代文献的全面阐释，更不是主客浑然一体的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是以古代文献词义的考证为中心，而在考求中一要弄清具体文献中词义的音义、形
义以及形音义的共生关系及相互制约关系，二要弄清“知识义”（属具体文献的对象系统及该知识的自身系统
）与词义中抽象义、附加义的关系，即“知识义”对词义的生成关系及词义对知识义的表述关系，并进而从“
词义”及“知识义”这一微观角度阐述古代文献。如果我们将我们所理解的训诂学作进一步划分的话，可以划
分为下列三个部门：一个部门是“词义生成学”，它探讨怎样从“知识义”生成词义以及词义与词音、字形之
间的生成关系；另一个部门是“微观文献疏证学”，（又属“文献疏证学”的一个部门），它探讨词义对知识
义的表述关系以及文献作者怎样运用词义与知识义在微观上生成文献。
当代的古代文献词义考证中“考未知、证已知”这两种形态，可以列入第三个部门。目前，这一部门比较
发达，在理论上也较前两个部门成熟得多。但这一部门也存在明显 《训诂学的现代观念(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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