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的民主观与自由的民主观[1]

雅各宾专政作为一次平等的民主的实验，并没有机会实现平等民主观所许诺的自由和平等，因为还没有等到新人塑造好，还没有等到清除掉所有人民敌人，还没有等到具备完备民主所需要的所有条件，雅各宾分子就被自己的政敌用他们对付政敌的办法清除掉了。1794年7月27日，反雅各宾分子在国民公会以多数票通过决议，逮捕罗伯斯庇尔兄弟和圣茹斯特等人，并于次日清晨未经审判便把他们送上了断头台。在雅各宾专政之后，法国民主的恐怖气氛虽然有所缓和，但是并未摆脱平等的民主观的逻辑。骚乱的以平等为导向的民主最后总是以独裁制度的诞生而告终。法国民主很快便为拿破仑的军事独裁所取代，而1799年独裁宪法的起草者也恰恰是1789年人权宣言的作者、1791年宪法的起草者西耶士，这决不是偶然的。　

三、古希腊的回顾　
当然，雅各宾专政可以说成是非常时期的民主实验，因为当时处于革命的状态，处于情势紧急的战争状态，而革命、战争总是免不了要运用暴力的。但是，如果在平常时期，以平等为导向的民主的实践将会是怎样的呢？我们不妨考察一下平等的民主观所包含的理想原则及其可能的政治后果。　
平等的民主观的终极理想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平等，当然在两者之中它更重视平等的价值，平等先于自由，平等重于自由，为了贯彻平等也可以牺牲自由。　
从逻辑上来看，为了贯彻平等，我们也可以同时贯彻自由，因为在平等的条件下，我们可以贯彻每一个人具有同样的自由。但是，在民主中贯彻彻底的平等，我们必然失去自由。因为我们若只要求贯彻数字上的平等，即人头数的平等，从而赋予多数的意志以至高无上的品德和权利，认为多数的意志是公正的和终极的，那么我们的自由完全可能因为多数的绝对意志而被剥夺殆尽。于是以平等为导向的民主立刻就蜕变为数量上占优势的多数派的专制。这就是重视平等的民主在逻辑上可能而在事实上却是必然的结局。这就是卢梭虽然在理论上只承认一致同意原则但在政策层面上主张多数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原因。　
平等的民主观重视平等，也可以为民主做出贡献，因为它主张人人除德行与才智的差别以外不得有任何差别，人人应该享有相同的权利，人人应该均等地享受均等的法律保护并均等地接受法律的惩罚。不承认任何出身的差别，也不承认特权的世袭，人人拥有平等的普选权，人人拥有相同的社会地位，人人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甚至人人能够过上同等的富裕生活。　
但是如果继续沿着平等的路线走下去，我们就会闯入沼泽区，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以平等为导向的民主观本身存在着许多陷阱，其中之一就是它并不必然保护自由，而且很可能为了平等而牺牲自由。而自由一旦为平等所牺牲，民主就必然自趋灭亡。因为从逻辑上看，只有在人人皆有自由的前提下，人们才有发言权，人们才有可能自由地提出民主的要求。而没有自由，就意味着没有发言权，而一旦没有发言权，又有谁能够提出民主的要求呢？所以不存在自由，就不可能存在持久的民主要求，而没有持久的民主要求，民主就不可能持久。何况不存在自由的民主必然蜕化为民主的暴政，而民主的暴政也就等于民主的死亡；没有自由的平等，也必然蜕化为奴役的平等，奴役的平等不可能支撑实在的民主。所以，无视自由、只求平等的民主存在着不可克服的阿基里斯之踵。这同时也说明，民主必须以自由为前提，无论在逻辑上还是时间上，自由均应先于民主而实现，而现实的持久的民主也应以保护自由为前提。因为民主一旦失去自由，哪怕是失去自由表达的自由，也会变成死气沉沉、荒诞无稽的民主。　
陷阱之二在于它只是强调多数意志的权威，强调人民主权高于法律之上。厉行民主，把人民主权推向极端，强调多数的至上权威，必将毁灭保障自由的法律，赤裸裸地以多数意志取代正当的司法程序和法律的权威，从而退回到危险的人治，最终必将导致多数的暴政。托克维尔认为，“无限权威是一个坏东西”，“不管任何人，都无力行使无限权威”，“人世间没有一个权威因其本身值得尊重或因其拥有的权利不可侵犯，而使我愿意承认它可以任意行动而不受监督，和随便发号施令而无人抵制。当我看到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以决定一切的权利和能力时，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做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做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18君主掌握绝对权力将导致暴政，多数掌握绝对权力，也将导致暴政。法治灭，暴政兴，自由就丧失了土壤，民主之树也必将枯萎。　
陷阱之三是它要求每个人均能平等地参与政治，而这势必造成政治肥大症。因为要求每个人均全心全意致力于政治事务，这势必导致社会生活的结构失衡。于是，民主越完美，政治越肥大，经济生活则越萎缩，公民的生活也就越困苦。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困难，贫穷的多数就会利用政治捷径，即运用多数的权威以均贫富为理由来没收经济境况相对较好者的财产，通过低度水平的均贫富来使大众的心理得到暂时的平衡。而一旦大众的心理暂时得到平衡，参与政治的热情也由此而达到顶峰，但是经济生活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善，相反还可能因为抑制了一部分人的经济创造力而陷入更加贫困的地步。越是贫困，越需要政治捷径，越是运用政治捷径，经济生活就会越困顿，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必然导致公民参政热情的衰竭，以平等为导向的民主也必然因此而枯萎。当然，以平等为导向的民主偏爱直接民主，要求所有人均能平等地积极参与政治，其理由是堂而皇之的：亲自行使权力胜于把权力委托他人。但是直接民主实行的结果很可能导致政治肥大与经济萎缩综合症，此外间接的结果则很可能是赋予政治实体以过分的权力，从而限制个人自由。　
陷阱之四就是它祈求专家式的公民，要求每一个公民均是政治专家。由于现实不可能满足这一要求，所以变通的办法可能就是：或者在观念上简化政治生活的技术难度，把复杂的政治生活简单化，公民一旦在其位，即有能力谋其政，或者公民素质有朝一日会有很大的提高，从而在逻辑上满足低素质公民参与政治的必要条件；或者就干脆放弃祈求公民，转而寻求圣贤圣哲。前者只能寄希望于遥远的未来，所以当前的民主就被无限期地推延了；放弃对公民的祈求，就等于是承认放弃民主。所以，以平等为导向的民主也可能因此而走向灭亡。　
古希腊民主的典型是雅典民主。在雅典民主政治中，“依从数学概念，则平民群众必需具有最高权力；政事裁决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19个人的自由不受保护，个人的命运为集体所摆布。个人的人格不受尊重，并且时刻受到怀疑。集体对个人的评价反复无常，对个人的迫害也残酷无情。它尊重个人平等的权威，但是不尊重个人的自由权利。它实行贝壳流放的制度，据此，凡被认为是危害城邦安全的公民，可以不经司法审判，只要经过全体公民投票并经多数确认就可以把任何公民处死或者放逐到以弗所的埃尔蒙多5到10年。贝壳流放制度实行的结果就是很多为多数所不容的杰出公民惨遭处死或者流放的厄运，杰出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是贝壳民主的牺牲品。在雅典的民主制度中，每个公民的确能够平等地参与公共决策，但是它禁止存在个人独立性，不保护个人的自由。集体的决定、集体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每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地彻底服从集体的决定。于是平等参与决策权就蜕变为每个人均拥有侵犯、迫害他人的自由。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每个人支配所有人，所有人支配每个人，结果肯定是每个人均没有自由，而所有的支配权最终则可能落实在独裁者手里。而这时，民主也就消声匿迹了?Ｕ饩褪茄诺涿裰骷壬?仪叶堂?脑?蛑?弧！?BR> 雅典民主是短命的，其原因之二就在于它尊重多数的意志，而不尊重法律的权威。这就意味着多数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也就是立法至上或人民主权至上取代了法律至上。这时，每个雅典公民均可以提出立法动议去满足一时突发的奇想，于是雅典的法律尽管是以书面形式加以精确表述的，是明确的，但是由于立法意志可以随时修改法律，所以没有人能够确切地保证，今天有效的法令到明天是否还能继续有效。于是所谓法治就成了表面文章，成了披着法治外衣的人治。人民高于法律，民主就会无限扩张，民主也必然变成绝对的无节制的统治。对此，萨托利精辟地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希腊社会中的‘人民权力’作为一种越来越不可抗拒的力量发挥着作用，因为只要民众认可的就能变成法律，而他们行使这种蛮横任性、没有限度的权力则不受任何限制。”20那就是，一旦多数人掌握了未经驯化的绝对权力，也同样会不堪容忍各种束缚，甚至也不能容忍他们自己通过法律而加诸自己的束缚。　
雅典民主短命的原因之三在于民主过分扩大造成的政治肥大症。在古希腊人的观念里，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人离不开城邦，所以城邦几乎是无所不管的。由于只能由城邦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公民的祸福系于城邦的命运，所以所有公民就会自然而然地参与城邦政治活动。幸亏雅典公民有奴隶代其劳动，从而有较充分的闲暇从事政治活动，不过即便如此，奴隶劳动的替代也只能是部分的，大量的非奴隶主公民还必须亲自谋生。这时，充分参与政治就可能导致不充分从事经济，而一旦在政治上能够较方便地解决经济问题，在经济上贫困却渴望富裕、在政治上通过民主机制掌握政治权力的公民就可能经常使用政治手段来改善自己的困境。解决经济问题的最方便的政治手段莫过于均贫富，而均贫富的后果就可能是消耗掉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所需的资本积累，阻碍经济发展，进一步恶化经济状况。经济状况越是恶化，政治手段就越可能受到青睐，政治手段越受到青睐，经济状况就越恶化，整个社会就进入了恶性循环，直到民主体制完全崩溃。亚里士多德曾经描述过这一现实：“平民领袖们为了讨好群众，不惜加害著名人物，以重课和捐献督责他们，使他们倾家荡产，沦为贫户，或诬告富有之家于法庭，俾可没收他们的资财；这 样，最后终至逼迫贵要阶级结合成为反抗力量，”颠覆民主制度。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