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与日本舆论导向:从美日安保重新定义到朱閒基访日

长起来了。因为在这之前，日本人认为亚洲是他们的天下，这是不在话下的。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后，许多中国专家到日本访问都说，我们走了许多冤枉路，现在就象在明治维新时代一样，中国落后了日本很多。这样的话，当时不少日本人听了之后非常高兴，非常陶醉，因为这意味着一个古老的中国至少还落后日本几十年，日本对此大可放心。中国还处在明治维新时代这样的言论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日本人的优越感。可当1996年日本重返亚洲，重新为自己定位时，发现这几十年的差距并不是一直停留着的。两者之间的距离很残酷地缩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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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开始破灭时，中国，还有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都在高速成长，一方是停滞不前和走下坡路的日本，另一方是经济上大有所为的亚洲其他国家，两者相比，更使日本不能不有所恐慌，这也涉及到了1996年4月17日重新定位的问题。前面已经谈过，重新定义的要点是日本决定向美国称臣，继续卧薪尝胆，并在美国同意下让自己在亚洲扮演更重大的角色，包括军事角色。两国之所以能联名作出重新定义，是出于共同的目的，也就是两者都有了一个假想敌的出现，这就是中国。如果说，旧安保是以苏联为假想敌，而重新定位的假想敌已经转为中国。这是双方的共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此这般的定位所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中日关系肯定要处于不稳定的阶段。大家都知道，在这之后首先就出现于日美安保中所谓周边事态到底是不是包括台湾海峡的问题。这个问题中国方面和日本方面一直在争论，但双方其实都心知肚明。因为答案是非常清楚的。对于日本人来说，如果这个周边事态不把台湾包括在内，正如日本某些鹰派人士公开说的，那还干吗要来个重新定义?北京方面当然也很清楚，“重新定义”的目的之一，无非是为了让美国和日本有机会插手台湾等事务。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方面极力要求对方清楚表明这个周边事态不包括台湾。因为，如果美国或日本公开表明台湾不包括在周边事态内，至少在表面上中国得到了一个保证，但认真分析，这个保证也不是十分可靠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即使对方表明周边事态与台湾无关，我个人认为这也不过是被迫说出了类似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台词，因为它并不会改变这个周边事态基本上就是为了台湾问题而设置的原本构想。当然，由于中国的反对，日本或者美国不愿清楚表态。日本官方和不少日本专家公开强调模糊就是他们的政策和立场。中日关系之所以越搞越僵，显然是与这背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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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谈谈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的访日。这次的访问有两个问题是比较突出的，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历史问题。两相比较，我个人认为，台湾问题的比重和重要性是远远超过历史问题的。因为即使日本白纸黑字地写上道歉，如果它不在教科书上具体落实的话，那么多谈几声道歉，都无补于事。但要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清楚表态，我想是不易办到的。日本官方和媒体很清楚表示，你要它说“三不”，就得加多“一不”，成了“四不”，这就是中国不能对台湾动武。如果中国说了“四不”，也等于放松了前面的“三不”，中国也不会说。所以在台湾问题上我认为双方没有真正的交锋就结束了。对方不说，北京方面也很早就知道说不清楚。因此重点也就集中在历史问题上，历史问题后来成为了焦点。大家知道，由于江总书记访日时重复谈了历史问题，日本的传媒就大肆渲染，从而在日本国民中间造成了中国揪住历史问题不放的印象。这样的宣传攻势促使中日关系在江泽民访日后并不是像一般外交辞令所说的那样成功；恰恰相反，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更加冷淡的状态。这就是1998年到现在的一个形势。在2000年10月朱鎔基总理访日后，实际上日本方面认为关系并未真正改善。?
早在朱镕基总理访问前夕，日本媒体就展开宣传攻势，说问题是中国方面搞僵的，因为中国打“历史牌”，使得日本人民很反感，有一种逆反心态，所以错是错在北京，这是日本方面的一个基调。我个人认为，北京的外交手腕是不是很高明，可以另当别论。但是把江总书记多谈历史说成是促成日本人民的逆反心态的原因，我认为这是本末倒置的。日本人民为什么一谈历史问题就有逆反心态，这是日本方面需要再三深思的问题。可是，由于日本媒体的大肆渲染，就使得许多日本人产生这样一种心态，就是不管日本怎么做，中国人总是抓住日本的小辫子，打“历史牌”。?
什么叫“历史牌”呢，有时我也听到中国朋友这么说，我觉得这句话本身有语病。牌者，手段也，技巧也。历史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当你把它矮化为“牌”和手段时，它的是非概念已经模糊了。所以当日本人反复说中国打“历史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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