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与日本舆论导向:从美日安保重新定义到朱閒基访日

，是有很深的含义的。首先是离开了是非的概念，然后是强调中国揪住日本的小辫子，目的是要敲诈日本，让日本给予经济援助。这样一来，中国的形象就变得很矮小，处在非常被动的地位。这就是1998年以来日本传媒倾其全力宣传的重点所在。在日本的大众传媒与官方相互呼应的渲染下，“历史牌”论不仅打动了很多日本老百姓，就连一些过去基本上倾向于中日友好，并作出贡献的中国的“老朋友”也动摇了，他们在这问题上也没有了一个是非观念。推究其因，是和日本政治“总保守化”的背景分不开的。所谓“总保守化”，是日本国内的保守派与革新派的对峙局面消失所导致的。我们知道，1994年社会党村山富市政权诞生之后，日本国内缺少一股牵制保守派的势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国内基本上停止了意识形态上的争论，日美安保条约所体现出来的对国家出路的问题的争议也已经过去了。在这种“总保守化”的气氛下，很多人很容易接受这样的说法，跟着传媒的论调走，觉得对方是抓住小辫子，要敲诈，要日本出钱。老百姓也觉得自己辛辛苦苦缴纳的税金将成为外国人特别是中国人敲诈的对象。于是，当他们提出你们的“历史牌”到底要打多久的时候，也就含有着你们到底要敲诈日本多久的意思。50年都过去了，一些日本专家提出，我们出书的版权法也不过就是50年。历史问题也应该有个“时效论”，50年前日本做的坏事也应该一笔勾销了。在这样的空气和论调下，“历史牌”的说法在日本国内是容易取得共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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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历史问题降低为“历史牌”，把大是大非的问题曲解之后，他们认为要和中国的“历史牌”对抗，日本方面也必须打几张牌。其中包括：第一，要打“ODA牌”，也就是“经济援助牌”，因为中国，还有许多东南亚国家跟日本有大量的贷款关系，如果对方一直和日本谈历史，那么日本就应该打打经济援助牌。我们知道，从50年代60年代日本就已经开始对东南亚国家进行经济援助，这种援助很大程度上是以战争赔偿或者准赔偿的方式进行的。从一开始，日本其实就将它定位为开拓海外市场。但因为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日本采取附带苛刻条件的经援政策，日本获得了“经济动物”和“寄生虫”的雅号。为了缓和各国的“反日”情绪，日本表示有必要改变方式，就是通过ODA，即政府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方式。当然，日本的利益还是要获得充分保证的，只是不要过分地突出。为此，他们提出“只出钱，不开口”的口号。但是近几年来，他们认为应该改变战略，是到了日本可以大玩外交游戏的时候了。他们也跟着美国走，表示“既出钱，也开口”，就是说，要更进一步地让ODA政策和政府的战略紧密挂钩。那么回到中日关系上说，就是既然中国打“历史牌”，他们也应该打“ODA牌”。经济牌一来是要强调中国不应该谈历史，二来就是中国的政策在他们看来如果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他们就恫言要停止对中国援助。“经济援助牌”和日本另外一张牌也就是“中国威胁论牌”是紧密挂钩的，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可能利用日本经济援助中的一部分钱来发展军事，中国军事的开销、军事政策有不透明之处。?

除此之外，日本经常使用的还有“台湾牌”，为什么日本政府对台湾牌那么重视呢?有些日本专家曾经表示，不管是从土地人口资源等角度来看，日本绝对不是中国的对手。以日俄战争前后的情况来看，他们认为如果当时日本要和清朝联合起来把俄罗斯驱逐出去的话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前辈作出了贤明的决定，就是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呢?他们引用了当时一名武将的话来说，如果中日合作把俄罗斯赶出去的话，亚洲将会出现两个太阳，就是中国和日本，从此就会没完没了。所谓“天无二日论”是也。这也是有些日本的军事专家曾经公开分析过的。日本紧紧抓住台湾牌显然是和这样的心态有关系。简单地说，日本打着这三张王牌，一张是ODA牌，一张是中国威胁论牌，还有台湾牌，也就是“分裂牌”或“分块牌”。在经济牌问题上，日本一方面恫言要削减和停止经济援助，另外一方面是要求中国感谢日本的经济援助，因为它觉得中国的传媒或中国官方谈日本负面的东西太多了，正面的东西太少了，应该广加介绍，多谈日本方面从建交以来怎样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带来的好处。日本媒体指出，最近以来中国媒体有关这方面的讯息比较多一些，但认真分析，其实这是日本方面主动要求提出的。日本媒体就不断表示，中日关系之所以闹僵，理由是中国方面谈历史太多，而谈经济太少，所以他们要求中国方面有所表态。

在这问题上，也许中国方面也认为双方老是停留在对立的僵局也不是办法，因此这次朱鎔基访日就提出了两句话：“增信释疑”和“开拓互利合作”，作为这回访日外交的座右铭。与此同时，日本方面强调大家应该一团和气，少谈历史，再有就是北京应该感谢日本的经济援助。关于日本方面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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