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与日本舆论导向:从美日安保重新定义到朱閒基访日

的情绪和要求，我觉得北京基本上也都照顾了，朱鎔基在访日前接受日本媒体访谈时，也基本上答应了不刺激日本人民，不主动谈历史；在经济援助问题上，他也表示也许过去做的不够，今后要广加宣传。对于这两点日本非常高兴，几乎每一个媒体都以相当显著的篇幅给予报道：中国决定不打“历史牌”及中国终于表示要加强对日本正面的报道。?
那么，在朱镕基抵日之后，日本传媒又是怎么看待呢?我个人的看法是，特别是从过后日本方面的反应来看，日本传媒是低调处理的，可以说是采取不冷不热的态度。原因是日本方面觉得中日关系的气氛虽然有所改善，但还不够。朱鎔基并没有主动谈历史，但他们认为尚差强人意，因为朱镕基最终还是谈了历史问题。在TBS民间电视台的座谈上，还有在记者会上，在回答“中国到底要日本道歉到几时”这类挑衅性的问题时，朱总理还是不卑不亢地说了一些在其他地方不需要重复，但在日本是有必要正面回答的真话，也就是说日本方面在正式文件中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过，再有就是南京大屠杀是真有其事，绝不是虚构。这样的表态，日本方面有人表示不太高兴，一部分传媒就对此大肆批判。日本一些报人认为，既然你已经答应不谈历史了，那么怎么让你谈你也不应该谈。结果朱总理谈了，而且是不卑不亢地谈了，这也许就是日本反应不冷不热的真正原因所在。?
在日本传媒大肆渲染中国方面不打历史牌而且在经济援助上向日本表示感谢并决定广加宣传之后，日本传媒实际上也并不完全满足。我们知道，在朱镕基总理访日之前和访日期间，日本媒体就开始有一些批判性的言论，首先是《朝日新闻》的一名著名专栏记者，已经把朱总理的访问定位为是在推行“感谢外交”。他表示，在过去，到日本访问的中国朋友从来不向日本表示感谢。可最近这几个月，几乎每个到访的中国朋友都不忘向日本道谢，并说ODA给中国带来了这样和那样的好处。他分析说原因是中国有求于日本，因为在某些日本人看来，你从不感谢到感谢，一定是心怀一些计谋。这个计谋具体表现在中国正在推行西部大开发计划，谜底就在这里，中国需要日本的钱。他同时表示，西部大开发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将缩短中国国内的贫富差距。但他接着提出质疑：这对日本有什么好处呢?换句话说，别的国家缩短贫富差距，和日本有什么相干?因此他不赞成积极参与，表示不要太轻易上中国“感谢外交”的当。他同时认为西部是一个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这个地方有着很复杂的政治背景，日本没有必要卷入这政治漩涡。如果要进行一些中日友好的项目，他建议与其帮助中国开发西部，不如去救救黄河。当然，这名记者并不一定能代表日本官方的看法，也不一定能代表日本财界的看法，因为日本财界肯定还有其他的经济算盘。但是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一部分日本报人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日本经济援助政策是和日本的利害关系紧密挂钩的，绝对不是谁应该向谁道谢的问题，这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合作。过去许多人把《朝日新闻》视为自由派的报纸，但这标榜其实早已和现实的情况不相符合了。认真分析，《朝日新闻》一向是奉行“国益至上”的政策的。至于一向被认为是保守派的报纸《产经新闻》则将中国这次的外交姿态定位为“微笑外交”。它表示，朱总理是“微笑外交”，江总书记是“高压外交”。两者姿态虽然有所不同，目标却是一致的，有柔有刚，并不是真正地对日本友好。它把中日关系的不好归罪于80年代以后中国对日本的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等等曲解历史的动向的批判，谈了太多的历史问题。《朝日新闻》的代表性专栏记者将中国的态度定位为“感谢外交”，《产经新闻》的社论定位为“微笑外交”，其实对朱镕基总理都不是很善意的看法。这样我们可以先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当中国方面突出历史问题的时候，日本方面的基本姿态是你是在打“历史牌”，揪住日本的小辫子，然后对日本进行经济的敲诈；当中国采取较温和的政策，或者是顺其所愿，对它表示感谢，微笑招手的时候，日本的一部分传媒又把它解析为是为了想向日本借钱。这就是朱鎔基访日前前后后日本传媒的基本态度。

   
中日关系与日本舆论导向:从美日安保重新定义到朱閒基访日(第4页) 　

那么，在朱镕基访问日本之后，日本媒体和专家又是怎样看待中日关系的呢?我刚好接触到一份由中日两大媒体共同主办的座谈会的记录，内容正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在座谈会上，一位日本前驻华大使提出这样一个看法：中国各地都有一些抗日历史博物馆，他觉得“抗日”这两个字很不好听，没完没了地写着“抗日”，两国关系肯定不能好。他认为中国既然是一个大国，就应该有大国的风度，应该把“抗日”这两个字删掉。不少日本人经常有这种想法。在60年代70年代日本经济势力南下，席卷东南亚各地时，有一些旅居新加坡的日本人就对巍立于新加坡市中心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耿耿于怀。当时在新加坡的一些日本人也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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