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与日本舆论导向:从美日安保重新定义到朱閒基访日

利用他们的经济势力来影响我们，展开一些运动，要求将纪念碑迁移到郊外去，尽管新加坡没有什么郊外，因为我们基本是个城市国家，但他们认为，不能在市中心，应该迁移。消息传开后，新加坡舆论哗然。他们知道讲错了话，所以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以后就没有旧事重提。这是新加坡的一个经验。当然，在日本前驻华大使提出上述要求时，我很欣赏贵国的前驻日大使杨振亚先生在这个座谈会上给予的回敬，他表示这是触及到了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中国人民绝对不会轻易删掉“抗日”这两个字。?

在同一个座谈会上，另一个日本的中国专家提出了如下看法，既不希望有一个“虚弱的中国”，也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的诞生。他觉得“虚弱的中国”意味着中国不稳定，这对周围是不好的。但一个“强大的中国”也不好，因为中国有着恶劣的记录，对朝鲜半岛，对越南都有曾经支配过他们的记录。因此“强大的中国”将意味着以“中华思想”为中心的中国的重现。他的意思是中国应该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怎样才是“负责任的大国”呢?在他回答中国记者的提问时，多少显露出了他的一些看法。一位中国记者问他对于所谓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件有什么看法时，这位专家是这样说的：“遭受轰炸，中国爱国的民族主义抬头是理所当然的。问题是这个民族主义在国际社会里，将成为美国和中国对立的原因。必须指出的是，这将对亚太地区产生影响。”就是说，炸死中国大使馆馆员和记者可以不用太追究，但爱国的民族主义对亚太的和平与发展是不利的，因为中美的关系会恶化，会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产生影响。换句话说，爱国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兴起，使人马上想起“中华思想”称霸的时期。这种对华夷体制时代天朝思想的强调，如果结合近年来日本传媒的一些舆论导向来看，目的是十分清楚的。近年来不少日本专家喜欢谈朝贡论，一部分日本媒体也很喜欢渲染“蒙古人来袭”，就是说蒙古人袭击日本，遇到了神风的故事。这些宣传在不少情况下是和今天的“中国威胁论”紧密挂钩的。?
此外，还有一部分日本的学者和专家在谈到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时，表示应该少谈一百年的历史，最好多谈两千年的历史。这样的提法表面上看似乎是要多谈友好，其实是要冲淡现代史上日本方面的一些责任，而把中日之间的关系纯粹以力量对比的变化来看待。在不少的情况下，提倡如此看法的日本专家与其说是要强调中日和平相处的日子远远超过于交恶的时间，不如说是借此凸显“弱小的日本”在“强大的中国”的阴影下生存的过去。这类的舆论企图要达到这样的一种印象：在中日两千年的交往中，有时你欺侮我，有时我欺侮你，谁也不能怨谁，谁也不应该对谁负责。所谓弱肉强食，此其理也。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里，两个邻国有时难免会产生摩擦，这就是某些日本专家提出这个理论的背景。有一位主张中国分为十二块的专家在一个“日中友好是幻想”的对谈里面，就强调他常对他的学生说：中国一直提起日本的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问题是战争应该是以什么时间来分期，这将产生不同的价值判断。他同时也表示中国近代史上失败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本身惟我独尊的中华思想。这就是说，中国的失败很多情况是咎在自取，跟日本在中国大陆的膨胀政策没有什么太大的相关。但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不少日本专家又换了一种语调，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从来没有照顾过台湾的利益，因此台湾不应该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样的一批专家这里就有了两种标准：天朝时代的中国的负面记录应该由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负担；但是封建王朝时期中国大一统的概念和版图却和今天的中国毫无相干。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这些日本专家一方面是在鼓吹“中国威胁论”，另外一方面也在强调和期待中国现在的分裂状态(当年是由日本一手造成的)固定和持续下去。如果这类的思潮和言论代表了今天某些日本的中国专家的基本看法的话，那么中日关系肯定将处在难以改善的状态。
总而言之，在1996年4月17日日美安保条约重新定义后，中日关系基本上处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因为中国已经被定位为日美两国共同的假想敌。再看看日本在制造和引导舆论的专家、学者和传媒的上述基调，我想中日关系至少是在不久的将来不可能有太大的进展，亚洲两个大国今后的关系和走向，是令人忧虑的。?

   
中日关系与日本舆论导向:从美日安保重新定义到朱閒基访日(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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