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村长选举制度和实态看中国的住民自治——以四川省调查事例为中心[2]

在重庆市的事例中，「因工作、婚姻及家庭等事由，在本村居住半年以上，且善尽村民之义务者，虽未转入户籍，亦得进行选举登记」（第１２条）。此项规定有居住半年以上和履行村民义务的要件。在居住期间的规定方面，沈阳市规定为「半年」，此为同属长期的部分，而在较短期间方面有福建省及临汾市的「选举日１０日以前」。

此外，选举资格者名册的发表一般为选举日１０日以前。以重庆市为例，其规定为「选举资格名册须于投票日２０日以前公布」，这是属于其中期限较长者，但若依北京中央政府民政部之主张，则鼓励于投票日３０日以前公布选民名册（注６）。

3选举方式

在选举方式方面，我们可就差额选举、直接选举和秘密无记名选举来探讨。

所谓「差额选举」的意义是指正式候选人人数超越议席的形态，若候选人人数与议席相一致时，称为「等额选举」（同额竞选）。无庸赘言地，如欲表示选民意愿而给予选择可能性时，当然是以差额选举的形态方能呈现更高的民主性。做为全国层级法规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虽未明确规定关于差额选举的实施，但各地所订该法之实施办法则逐渐整备。然而，其中一部分地方因「误解」差额选举方式会分散选票，而认为此点是选举的失败，竟有鼓励等额选举方式的规定。其中特别是村民委员会主任亦有规定须等额选举者（注７）。

然而，差额选举之所以成为问题，其原因是出在选村民委员会干部的具体手续上。亦即，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议席（即主任、副主任和委员）是否将三种选举的内容个别举行，乃是问题之所在（注８）。全国性法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及委员一般由村民直接选出」，此点几乎是普遍性的规定，但「一般由村民直接选出」则似可包括由村民代表会议或各户代表间接选举的规定在内（如福建、陜西、青海、河北等）。

的确，以中国的现状而言，若虑及人口流动性之高，分散型居住形态或农民的政治成熟度等，对于部分地域存在倾向间接选举方式一事，绝非有何不自然之处。例如在出外劳动者高达５０％的农村中，村内残留者多为儿童与老人，此时当然只能考虑变通的办法。此外，于交通不发达地域实施选举大会时，其所伴随的困难亦极易想象。更何况要寻获容纳全体村民的会场设施亦极困难。同时，在意识较低的村落中，亦有于选举时以「误工补贴」之名支给具劳动填补意义之选举实施津贴，但若村的财政无某程度的余裕时，事实上此点必将是不可能达成。

另一种因应中国的状况而采用的方式，即是「流动选举站」和委托投票的形态。在重庆市的事例中，其选举办法第２４条及２５条中，规定以不识字者或不在者为对象的代理投票制度。至于「流动选举站」则是「在不方便前往中心会场、投票站进行投票时，得设置流动投票箱。对于各个投票箱应指定３名以上的投票监察员负责事务。」（第２３条）。

同时，第２３条后段规定候选人本人以及「候选人直系亲族不得担任投票监视及开票集票业务」，试图避免宗族支配选举的事态。但相反地，中国之所以有必要做此种规定，乃是证明宗族势力干涉选举之事确实正在进行。事实上，依半正式的社会研究著作『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报告（１９９４－１９９５）』所载（特别于「乡村宗族活动问题」一章中），指出「某些地方以宗族势力代替基层组织」，批判「宗族势力的协议直接支配基层组织的选举，它在维持方秩序上扮演一定的机能，但亦有部分地方政府竟以屈服与其妥协」（注９）。

无记名秘密投票制度虽未规定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但若由各地方性规定来看，可知其相当普及。以重庆市为例，其规定的第２２条即表明「村民委员会选举一律采用、实施无记名投票方式」。同时，在１９９２年第一次选举中，甚至有地区是由选民每人各持一粒豆子，由其将豆粒放置于侯选人前方的碗中，以此进行投票的运作者（青海省太和县）。在我们此次的调查中，四川省彭山县在上次选举中有七个乡镇以举手方式投票。此等措施是虑及文盲们的投票问题，但现行规定中则采用上述代书员制度乃至于委托投票制度，而禁止举手投票的方式。在此次调查的所有对象中，均是实施差额选举、直接选举、秘密无记名投票制度，故可确认其已有一定程度的落实。  《从村长选举制度和实态看中国的住民自治——以四川省调查事例为中心[2](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