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村长选举制度和实态看中国的住民自治——以四川省调查事例为中心[1]
就结果而言，此时期是农民负担出现问题的时期，亦是传闻农民动乱发生的时期（注１８），故乃试图以村民委员会的村民自治，解除农民层的不满。亦即，面对眼前弛缓的农村控制，为强化党支部系列的基层干部，可以想见中国会以民政部为中心而提出扩大村民自治的主张。
因为两项主张均是以上述农村的安定、繁荣为目标，无庸赘言地，我们在外部所评价的民主性问题，终究只是一种统治的手段而已。
结语
正如前头所述，此次极受限定的调查观察中，我们所得的印象是：若与都市居民委员会相比，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民主．自治」更有制度性进展。
其背景是因为农村形态呈现新风貌所致。随着村民委员会活动范围的扩大，使村民委员会主任职位直接与村民个别利害相关。亦即，村办企业（村营企业）不论其登记形态或名称为何，实际上目前均在扩大发展中，使得村民委员会远超出单纯名义上自治组织的规定，而更近似经营村落经济的「董事会」组织（注１９）。相当于董事会董事长的村民委员会主任，究竟由何人担任，以及发挥何种领导能力，对依赖村落经济发展极深的个人而言，可说是决定死活的利害关系，因而自己当然必须对选出的人选抱持着重大的关心。从它因循村民代表大会制度（注２０）的前史，并采村务（财务）公开制度或村民委员会工作责任制（彭山县），可看出更新的制度性进展。在尚义镇太宝村的事例中，象征旧体制的民兵连长与农业科学技术者（乡政府农技员）争夺村长职位（二人均在３０岁前半），结果后者以些微的差距获胜。此点亦可说是经济、技术凌驾政治、保卫的象征性事例。
另一方面，都市的居民委员会因其事业内容极受限定，且居民有投票资格者又将隶属于单位的有职者除外，使其与其说是住民自治组织的性格，勿宁说是以无单位之退职者为中心的色彩较强，当然会对居民委员和选举不太关心。
毕竟，无论是乡村或都市，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内部持有何种程度的经济实体，且村民委员会乃至于居民委员会能掌握经济活动至何种程度，即与关系者对各选举的关心直接有关。就其结果而言，此项要因即是决定选举制度落实程度的要因。
另一方面，若单注意农村地区，则可归纳为其繁荣是强化党支部系统的统治，或是藉村民委员会选举构筑参与型政治体制等两种选择（注２１）。以前者而言，以往党支部干部的高龄化亦是原因，同时不仅是要求单纯政治煽动者的政治领导能力，亦要求经营管理能力等新的才能。反之，此点并不只是党或村长二选一的关系，而是超越此点，强调村民委员会为强化党支部系统的一环。在选举机构的组成人员中，党支部书记几乎是常设性职位，而只要选举机构自身与候选人的选出、确立过程直接相关，即可视为强化党支部和重视村民委员二者一体化的事态。此点或许是解释压倒性高投票率（注２２）的唯一理由。就此意义而言，现村长几乎９０％均为党员的彭山县事例，或可说是极具示范性。
注
1此次的调查中，在农村村民委员会方面，为乐山市彭山县彭溪镇蔡山村、眉山县尚义镇太宝村、象耳镇龙庙村、重庆市巴南区花溪镇建新村等四个村，而在都市居民委员会方面，则为成都市南虹村居民委员会、重庆市南岸区花园路街道桥北居民委员会、南坪街道后保西段居民委员会等三处。同时，笔者一行亦访问北京中央的民政部基层建设司及四川省民政厅、成都市及重庆市民政厅等单位。此外，报告者目前正在企划另一项计划，以１９９８年第三次改选时期为焦点，实施对各选民选举行为的调查等项目。
2中国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研究课题组『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制度』，１９９３年１２月，页１。
3若仅限此点，可视其相当于日本的选举管理委员会，但如后述所见，其亦直接干涉候选人的提名或候选人人数的筛选作业，故在性质上有根本性的不同。
4前揭『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制度』，页２０～２１。
5浙江省党委员会一九九二～三年村级改选选举时之通达。
6内容取自对民政部基层建设司之访谈。
7在对四川省民政厅的访谈中，村级选举候选人本身认为差额选举结果将导致落选，「极失面子」、「为人陪榜」等意识极强，因而抗拒差额选举。反之，若实施差额选举，将因候选人间的竞争引起宗族间的竞争，从而影响社会的安定。此为村级指导者对实际状态的忧虑。
另一个问题是有些地方采用于选出村民委员会委员后，由委员互选选出主任、副主任。此时，村民委员会委员的选出虽是由村民直接选举的结果，但主任、副主任则是由村民委员会成间接选举选出，有违『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原本的趣旨。
8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报告（１９９４～１９９５）：从传统向现代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此点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报告』相同，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袁宝华（前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负责的研究计划，其成员包括人民大学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两系的全体教员。
9前揭『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制度』，页４０。
10前揭『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制度』，页４１。
11此为对『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３ １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修正，在１９８０年代末于民政部长崔乃夫的积极推动下而进行。修正的要点在于凸显其做为实行「三自」基层大众性自治组织的规定，并且除倡导直接选举之外，居民委员会的任期更从以往的一年改为三年。同时，修正条文更认可以往所禁止由居民委员会展开的社区服务事业，并设定居民委员会的财产所有权。
12吴锋『中国城市居民组织建设的基本法』未公刊手册。
13例如，张厚安、徐勇主编『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出版社，１９９５年，页１０～１２。
1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页５。
15前揭『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页２３７。
16『农民日报』１９９５年２月２８日。
17拙稿「国家 自己融解 可能性～农村 何」『月刊 窗』１９９３年冬季号，窗社。
18在此次的调查中，村民委员会实际达成的利害调整机能，可从一些实例中窥知。村民委员会重要的事业之一为基础建设的整备，而在义和县扬庙村的事例中，有一项总长２．２公里的道路建设计划（总投资额为３５万元），由村民每人负担１５０元，因而引发不满。同时，离道路较远者亦表示反对之意。结果在村民委员会中，调整各村民小组间利害不一致之处，最后村民负担额减轻为２５元。
因篇幅所限无法详细说明，但可参考『中国农村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中国社会出版社，１９９５年，或是李守经、邱馨主编『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组织体系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19Jean Oi 「经济发展与稳定和村民民主自治」，『中国评论１９９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页１２４。该文指出，随着村企业的增加，其所设立的经济、工业委员会等村经济管理组织，通常是由党书记担任董事会主席的职位。
20依彭山县民政局长扬建的说法，该县全部１８９个村中，有５６村投票率达到１００％；而眉山县徐世斌民政局长则表示该县有６５村投票率达１００％，全部４９０村平均投票率为９７．８％。此外，重庆花溪镇３１个选区投票率均在９０～９７％ 之间，而平均投票率为９５％。 《从村长选举制度和实态看中国的住民自治——以四川省调查事例为中心[1](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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