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的复兴与阿普尔“批判的教育研究”
策和实践都是各个权力团体间暂时力量平衡和妥协的一个结果。
阿普尔认为文本是意识形态和教育冲突的中心，文本的意义和使用，比如教科书。这也是不同权力团体之间斗争和相互妥协的结果，这些团体是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阿普尔所有的作品都是在阐述“教育里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知识如何合法性的问题。因此，教育和权力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概念，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论述道，“知识就是权力，知识的传播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权力的社会分配。”[2]46学校知识的选择和组织是一个意识形态过程，满足的是特定的阶级和社会团体的利益。文化融合的过程是能动的，它反映了占统治地位文化的持续性和矛盾性以及那种文化真实性系统的持续再创造和再合法化[2]56-57。
《官方知识》一书分析了对于课程、教学和不同层面上政策的斗争。论证到，在我们的学校中，课程的设置、教学和评估都是相互斗争和妥协的产物。统治支配阶级为了保住他们的统治地位，也必须要去考虑到其他各个阶层团体的利益。那么这种妥协通常时间短暂，也面临其他阶层的威胁，因此也就使反对霸权有了机会。不管这种霸权是来自政治的，还是文化与经济领域的。所以阿普尔认为总存在或可以创造一个可以采取更加民主行动的空间[2]11。
三、民主教育
阿普尔提倡进行道德性和历史性的反思来对待右翼的种种话语及其改革议程的问题。这里的所谓道德性反思，就是指我们要从社会的公正、正义、平等、人道以及人的尊严等多种角度，来审视教育的政策和主张；所谓历史性的反思，就是指要在具体的、本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情境中进行重新审视和考虑其右翼的价值主张和意识形态。除此，阿普尔还反思了仅仅关注教育的效率的主张、新自由主义的“价值中立”以及中立的知识阶层的角色等概念。在这里，阿普尔对那些自称为“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发出警告和质问，“你站在谁一边”，并将自己置身于与官方政治相对立的立场上[3]101。基于对于社会道德、民主和正义的考虑， 阿普尔用约翰·罗尔斯的观点来说明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和工作的意义以及学者身上肩负的社会责任。那就是一个社会只有增加了最弱势团体的利益才可被称作是真正良性的社会[4] 。他想要为弱势群体争取民主和正义。此外，阿普尔还对新保守主义强调国家来控制课程和教育的质量，以及其想要重新回归和充实传统的价值等主张进行了道德反思，认为他们本质上是想要凭借新自由主义的制度来进一步强化自己的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从而取得更大的霸权地位。也就是所谓的“旧瓶装新酒”罢了[5]。这样就进一步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阶级、种族、文化等内部冲突，民主教育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危机，维护社会正义、平等的目标也由此变得尤为重要。
阿普尔认为我们还面临的一个深刻的危机是，“新的霸权协调体”在其运作的过程中，统治了关于教育的公众话语权，他们通过改变人们的“常识”也就是想通过支配阶层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主张来改变教育，建立自身的文化霸权。比如一些基本的理念，自由、民主、公民等的社会含义的定位已经被改变和重组。 因此，教育就其本质而言是具有伦理性和政治性的。考虑到我们的教育机构现在还是被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团体所深刻影响，不断努力推进更加民主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就成为当务之急[2]41-43。学校教学中，重视教师对于教科书和教学方法的选择，这也是可以加强教师的民主权力的。学校人种论的研究告诉我们，学生不是任由别人来进行灌输的机器和所谓的“填鸭式”的教育，在弗莱雷所说的“银行式”教育之外，学生也是意义的积极建构者和知识的创作者。我们也永远不要忽视人民组织的力量，有真正的人民去斗争、反抗并且改变[2]62-63。
我们还需要做一些教育工作，或许我们应该加入到学校、大学和地方社区内争取民主党斗争中去，加入到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众多机构中的种族、阶级和性别关系中去。右翼的成功部分取决于他们倾听了人民的真实情感，这个过程再次验证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巨大力量。只有投入到长期而艰辛的工作中以建立基于不同情感但又有融合之处的社区，建立诚实地面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问题的计划项目，我们才可以迈上雷蒙德·威廉姆斯所说的“希望之旅”，以实现“长久的解放”[2]43-44。
参考文献：
[1]王占魁。阿普尔批判教育研究的批判逻辑[J].教育研究，2012,（4）。
[2]阿普尔。官方知识—保守时代的民主教育[M].曲囡囡，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阿普尔。文化政治与教育[M].阎光才，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4]林晖。阿普尔教育哲学思想中的“合法知识”与“意识形态”问题[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3）。
[5]葛春，吴永军。官方知识的政治—论阿普尔的课程改革观[J].上海教育科研，2006,（8） 《保守主义的复兴与阿普尔“批判的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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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普尔认为文本是意识形态和教育冲突的中心，文本的意义和使用，比如教科书。这也是不同权力团体之间斗争和相互妥协的结果，这些团体是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阿普尔所有的作品都是在阐述“教育里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知识如何合法性的问题。因此，教育和权力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概念，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论述道，“知识就是权力，知识的传播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权力的社会分配。”[2]46学校知识的选择和组织是一个意识形态过程，满足的是特定的阶级和社会团体的利益。文化融合的过程是能动的，它反映了占统治地位文化的持续性和矛盾性以及那种文化真实性系统的持续再创造和再合法化[2]56-57。
《官方知识》一书分析了对于课程、教学和不同层面上政策的斗争。论证到，在我们的学校中，课程的设置、教学和评估都是相互斗争和妥协的产物。统治支配阶级为了保住他们的统治地位，也必须要去考虑到其他各个阶层团体的利益。那么这种妥协通常时间短暂，也面临其他阶层的威胁，因此也就使反对霸权有了机会。不管这种霸权是来自政治的，还是文化与经济领域的。所以阿普尔认为总存在或可以创造一个可以采取更加民主行动的空间[2]11。
三、民主教育
阿普尔提倡进行道德性和历史性的反思来对待右翼的种种话语及其改革议程的问题。这里的所谓道德性反思，就是指我们要从社会的公正、正义、平等、人道以及人的尊严等多种角度，来审视教育的政策和主张；所谓历史性的反思，就是指要在具体的、本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情境中进行重新审视和考虑其右翼的价值主张和意识形态。除此，阿普尔还反思了仅仅关注教育的效率的主张、新自由主义的“价值中立”以及中立的知识阶层的角色等概念。在这里，阿普尔对那些自称为“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发出警告和质问，“你站在谁一边”，并将自己置身于与官方政治相对立的立场上[3]101。基于对于社会道德、民主和正义的考虑， 阿普尔用约翰·罗尔斯的观点来说明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和工作的意义以及学者身上肩负的社会责任。那就是一个社会只有增加了最弱势团体的利益才可被称作是真正良性的社会[4] 。他想要为弱势群体争取民主和正义。此外，阿普尔还对新保守主义强调国家来控制课程和教育的质量，以及其想要重新回归和充实传统的价值等主张进行了道德反思，认为他们本质上是想要凭借新自由主义的制度来进一步强化自己的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从而取得更大的霸权地位。也就是所谓的“旧瓶装新酒”罢了[5]。这样就进一步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阶级、种族、文化等内部冲突，民主教育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危机，维护社会正义、平等的目标也由此变得尤为重要。
阿普尔认为我们还面临的一个深刻的危机是，“新的霸权协调体”在其运作的过程中，统治了关于教育的公众话语权，他们通过改变人们的“常识”也就是想通过支配阶层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主张来改变教育，建立自身的文化霸权。比如一些基本的理念，自由、民主、公民等的社会含义的定位已经被改变和重组。 因此，教育就其本质而言是具有伦理性和政治性的。考虑到我们的教育机构现在还是被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团体所深刻影响，不断努力推进更加民主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就成为当务之急[2]41-43。学校教学中，重视教师对于教科书和教学方法的选择，这也是可以加强教师的民主权力的。学校人种论的研究告诉我们，学生不是任由别人来进行灌输的机器和所谓的“填鸭式”的教育，在弗莱雷所说的“银行式”教育之外，学生也是意义的积极建构者和知识的创作者。我们也永远不要忽视人民组织的力量，有真正的人民去斗争、反抗并且改变[2]62-63。
我们还需要做一些教育工作，或许我们应该加入到学校、大学和地方社区内争取民主党斗争中去，加入到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众多机构中的种族、阶级和性别关系中去。右翼的成功部分取决于他们倾听了人民的真实情感，这个过程再次验证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巨大力量。只有投入到长期而艰辛的工作中以建立基于不同情感但又有融合之处的社区，建立诚实地面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问题的计划项目，我们才可以迈上雷蒙德·威廉姆斯所说的“希望之旅”，以实现“长久的解放”[2]43-44。
参考文献：
[1]王占魁。阿普尔批判教育研究的批判逻辑[J].教育研究，2012,（4）。
[2]阿普尔。官方知识—保守时代的民主教育[M].曲囡囡，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阿普尔。文化政治与教育[M].阎光才，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4]林晖。阿普尔教育哲学思想中的“合法知识”与“意识形态”问题[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3）。
[5]葛春，吴永军。官方知识的政治—论阿普尔的课程改革观[J].上海教育科研，2006,（8） 《保守主义的复兴与阿普尔“批判的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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