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深层结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才造成了近儿十年来《修养》一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以至伦理中心主义文化体系在中国的形成长期末被重视。

　　《修养》中的道德理想主义

　　为了研究《修养》和伦理中心主义的中国当代文化的关系，我们有必要剖析《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基本结构。

　　《修养》由两讲组成。第一讲是概论，讨论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和怎样进行修养等理论问题。一开始刘少奇就在社会是发展变化的，人也是发展变化的前提下指出，人应该在不断改造社由中改造自己。关于社会和人类是不断发展的，这本是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基本性原理。“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十分熟悉的思想。但在马克思和列宁的经典文献中，、一直并没有十分强调在改造社会中必须改造自己。用改造自己和改造社会的关系来阐明共产党员要进行修养的理论根据确是刘少奇的一个创造。从此，刘少奇找到了一个把儒家伦理结构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交汇点。但是，如果仅仅泛泛地谈人的思想和世界观需要进行改造，这并没有太多惊人之处；因为世界观包括十分广的内函，从知识更新到方法论和社会观。 值得重视的是刘少奇提出的改造思想和目标， 这就是：“做马克思、列宁的好学生。”必须指出，五四时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对大多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作为真理接受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比马克思、列宁本人的为人和品质更为重要，甚至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本人品质如何是无关的。在这里，刘少奇确实实行了一个理论重心的变换，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真理变成学习马列本人的品质。于是，当刘少奇避开知识、理论和方法，仅仅指出必须“把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一生的言行、事业和品质，作为我们锻炼和修养的模范”时，就为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开辟了一条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道路：由知识真理型变为道德理想型。其实，对马克思和列宁的品质究竟是什么，这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申很少谈到的，这样就为在马克思主义中进行伦理创造打开了突破口。在此，已经暗示了做新时代“圣人”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出现。

　　论证了“修养”就是学习马、列品质，做马、列的好学生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必然是如何“修养”，这时刘少奇碰到了十分类似于两千年来儒者一再面临的问题，这就是：“如何修身”。

　　儒者修身做圣人的办法不外乎“格物致知”、“实践”、“体验”、“良知和顿悟”，历代儒者在以哪一个为主问题上从来争论不休，因此形成了众多的派别，但是任何一个作为“圣人”学生的儒者的修身中有一条是少不了的，这就是学习“经典”。刘少奇也用了极大的篇幅来讨论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的问题。然而，十分有趣的是，他没有具体地讲怎样学经典，而是着重批评了知识本位主义。他指出：“在一些党员中，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想法：就是以为坚定而纯洁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立场，对于一个共产党员了解和掌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是没有关系的。他们认为一个人的无产阶级立场虽然不很坚定，思想意识虽然不很纯洁(即还残留着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也可以彻底了解和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方法。…·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在此，我想强调指出的是：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三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谈到这段话时的感受是不相同的‘笔者本人就有切身的体会．五、六十年代的共产党员认为，这个问题是显而易见，不用论证而自明。这正证明了五十年代时马克思主义在很多人心目中已经成为伦理中心主义的理论体系。在伦理中心主义看来，立场正确与否、道德是否纯洁最终决定你能否接受真理，这几乎不言而喻。而刘少奇在写修养时，在很多知识分子心目中，马克思主义仍是知识中心的，而非道德中心的。于是，刘少奇要用很大篇幅来批判这种倾向。他再三指出，如果把一个具有无产阶级立场(但理论知识较少)和不具备无产阶级立场但理论水平较高的人相比，前者容易理解马克思主义，后者却不能。是的，刘少奇的这一立场决定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里程碑，它极大地震撼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使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

　　要知道，五四是一个中国史上空前解放的时代，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痛苦思想搏斗，中国知识分子终于从儒家中心的有色眼镜中解放出来，认为必须去寻找真理。：寻找真理”的本身就意味着“真理”高于道德的理论自觉，因此，五四时代的思想家可以站在人类各种思想的颠峰指点江山，大无畏地思考应接受什么样的新思想。他们其中的某些人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勇敢地接受了它，并热情地宣传它，把它变成改造中国的行动。现在，知识中心论重新被破除，人们再次发现，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立场、品质是决定一切的，这样他们就很容易被那本来潜伏在内心深处的儒家传统吸引过去，于是，探索和怀疑的勇气为一种虔城的学习圣人著作的心态所取代。而且，从此以后，越来越多的党员从接受马克思主义那一天就被告知，要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学经典中的方法和知识是从属性的，重要的是纠正立场，使自己思想纯化。马克思主义沿着伦理中心主义发展的历程就这样开始了，而且不可阻挡。

　　十分有趣的是，在《修养》的1940年与1948年版本中，刘少奇并没有同样地批评另一种相反的倾向，即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出身，立场坚定，就可以不学马克思主义，不进行修养的观点。其原因是十分明显的，因为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必然只可能是知识分子， 而且主要是那些具有大无畏理性主义和杯疑精神，(或受过科学和民主的五四洗礼)的知识分子。在这些人心目中，马克思主义并非是道德理想主义意识形态。因而在《修养》刚发表时，刘少奇的批评必然是针对这部分人的思想的。只有在党内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完全向道德理想主义的转变后，。随着非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越来越多，’另—种倾向，即认为立场正确就不需要进行艰苦的理论学习才会抬头，因而才有对忽视理论倾向提出批判的必要。实际上，任何一个伦理中心主义的思想体系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是：随着它的大众化。知识在其中会越来越不重要，学习经典也会越来越简化。无论是儒家在后期的发展(例如到王阳明)，还是文革前的毛泽东思想，都出现了类似的倾向。但是，这种趋势

在马克思主义刚刚开始中国化时并不重要。

　　其实，除了强调立场和道德决定论以外，刘少奇在“怎样进行修养”方面虽然批评传统儒家修养方式是“唯心主义的”，提出共产党员的修养应该是理论联系实际，参加实际的革命外争，但在结构上仍和中国传统相同。 (儒家在很多场合也强调实践) 。这种结构就为以后中国当代文化沿着传统儒学的轨道展开一系列在新名词下的、但实际上却是传统的思想运动 (当然规模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大)奠定了基础。

　　从“内圣外王”到“斗私批修”

　　刘少奇在《修养》的第一讲中完成了将马克思主义向道德理想主义转化后，接着马上开始着重分析“党员思想意识问题”，这是《修养》一书的主要内容，也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现和伦理的具体建构。这里，刘少奇又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创造，他明确提出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共产党人内心的思想斗争 (包括党内思想斗争) 存在着某种同构对应(注意：“同构”这一概念是笔者所用)。众所周知，阶级斗争曾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主线，无产阶级可以通过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未来的预言。无论十月革命的俄国，还是二十年代前的中国，共产党人仅仅在改造社会方面实践马克思主义学说，很少有人把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每个人意识中的思想斗争紧密联系起来，更没有人想到几十年后可以发动一场改造思想做圣人的运动。表面上看，刘少奇把共产党人思想意识上的“公”与“私”的斗争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对应起来。把前者看作是后者的反映，这并不值得大书特书，因为这只是对马克思主义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普遍原理的一个应用，这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顺理成章的推论。但是，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说来，这一发现却非同小可。中国传统思想中，从来就有把任何一种哲学引向“天人感应“内圣外王”的不自觉的通道。中国共产党人一旦认识到人的意识上的思想斗争和外部世界的阶级斗争同构，那么思想意识的修炼马上就有了十分具体的内容，而且立即被赋予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价值。因为这样一来，做一个新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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