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美主义、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

——在中山大学哲学系“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想从中美关系谈起今天的话题。因为现在围绕伊拉克事件发生的种种争论的主要背景，还是对于美国应该如何认识，对于中美关系应该如何认识。长久以来，这些都是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之一，是民族主义、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论战的主战场之一。

作为世界最先进的民主国家和唯一的超级军事强权，美国对于中国来说，具有多重复杂的含义：

一方面，美国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帮助最大，是中国经济产品的主要外部市场之一，自1972年以来，它在与中国战略上相互利用的同时，还对我们发出了理念上（也就是意识形态上）极大的善意，希望我们最终演变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尊重人权的国家。这正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基本利益的方向，也是有利于中国根本的国家利益的方向。中国社会自身转型的目标之主要方面，就是要成为这样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让中国人过上有尊严的、享有充足人权的生活，最少遭受种种人造枷锁的束缚。在实现这种转型的进程中，美国的政治文明是我们仿效的主要目标，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应该真诚地向她学习自由民主知识，应该敞开胸怀接纳她善意的理念输入和直言不讳的人权批评。我认为，这才是中华民族应有的气度。

另一方面，美国又是一个超级军事强权，它为自身基本的国家利益而动，又为溢价的、有时候是非分的霸权利益而动。这些为霸权利益而动的行为，有时（比如在台湾海峡地区）就和中国的国家安全发生冲突。自1996年以来，中美之间发生了多次高危摩擦，1999炸大使馆，2001中美撞机，都对中国在战略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压力，令中国人的自尊受到了一定的挫伤。一部分地缘政治的专业研究者认为，这些事件的背后，代表着美国对中国正在增长的实力表示恐惧，它在继续支持中国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同时，欲在地缘战略上未雨绸缪，运用其强大的军力优势，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进行规范和限制，希望再度复兴的中国成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一个以服从和依赖为基调的伙伴，不会对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产生重大挑战。

上述两个方面，就象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是同时存在的，而且是相互补充的。

作为一个持温和、保守的自由主义立场的言说者，我认为，中国一部分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在理解中美关系问题上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迷失，他们只愿意看到上述中美关系“硬币”的正面，而拒绝正视“硬币”的反面。美国文明的确存在着众多新颖、积极的内涵，对于一些人的亲美，我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一些人由亲美进而走向过分的崇美，站在美国的立场上看待中美关系，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和霸权利益不加剥离和区别对待，一概地加以合理化认同；而把从地缘政治角度对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基本考量，一概地视为专制者的话语和非理性的民族主义话语，我以为是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有些人在这个极端上滑得很远，甚至把美国美化为自二战以来一直都是全球道德英雄，连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都代表着正义的一方，在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又是多么人道，等等——这种思维，无异于美国的国家主义历史观的中国摹本。虽然，这种思维的出发点，乃是对专制主义利用民族主义叙事阻挠全球普适文明的传播深恶痛绝而作出的反拨，其立意可能非常严肃，但这种在中美两国利益的客观分立中，脱离了中国本位，走向美国本位的思维，完全迷失了自我，也偏离了基本的理智。它和它所坚决反对的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思维，恰恰构成了两个偏执的极端，它们都是极权时代崇尚黑白二分法的哲学不自觉的继承者。这两种颇为粗鄙的思维范式，居然在今日中国大陆都拥有着相当广阔的市场，不能不令人惊异。如果说，前几年是极端的民族主义甚嚣尘上，那么在这次伊拉克事件中则是过分的崇美主义盛行一时，它增添了本来处于愚民统治和民族主义误导下的民众对来自西方的政治文明的疑虑，对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在中国大陆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负面效应，业已成为当下中国思想界亟需矫正的一种偏差。

对于民族主义，我同样地持坚决的拒斥态度，主要理由如下：1，民族主义以集体目标和集体利益为归宿，必然要对正当的个人权益产生挤压和侵蚀。2，民族主义把国家和民族予以神圣化，而在全球时代相互依存状态下，不同的国家民族之间互相渗透，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已跃出国界进入对方腹地，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必然要让渡部分主权给予国际社会，人权要高于主权。3，民族主义的泛滥将诱导众多的非主体民族谋求民族自决权，这将破坏传统的多民族国家的国内地理依存，诱发高危的民族冲突。

我要着重强调，地缘政治考量不是民族主义，它基本上是一种价值中立的操作理性。我曾经提出，我们应该在向英美学习自由主义的同时，注意引进地缘政治等辅助性的操作理性，把英美主流的“对内民主+对外霸权”的国家哲学，改造为中国本土的“自由主义+地缘政治”的国家哲学。这样经过自由主义改造的现代地缘政治理论，将建立在“相互依存”和“公民国家”等基本理念基础上，强调人权与主权的同构、外交与内政的关联。它谋求的是在一个公民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文化权利的自由国家的基础上，发展强大的国力，在全球范围内，在共同的游戏规则下，进行战略博弈，实现人民和国家的最佳权益，而不是无边地追逐国家的最大利益。同时要用实力和信用去支持世界和平，去推动人道的、程序化的国际规则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