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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本草研究中的创新


合实际工作中遇到的药物品种混淆的实际问题,开展本草考证。至于信息来源,有志于药物品种本草考证的同道,应遵循一般搞科研的基本方法,追踪本学科最新进展。同时,在选题之前,应该检索一些与之相关的基本工具书和专著。如果《中药大词典》、《中药材品种论述》等书都不看,怎么能保证不做无用功呢?

应该说常用药物混淆品种的本草考证都已经有人做过研究了。除非有新的材料和新的见解,否则最好不要重复选题。对基层药学工作者来说,搞这方面的研究应该注意扬长避短、从生产实际中发现问题,运用本草考证去解决问题。地区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是大有作为的。例如:药物混淆是有地区特征的,有些地区药物品种混淆历史非常悠久。熟悉本地区用药品种特点,对从事本草考证有着地利之便。我曾经见新疆药学工作者考证当地用的人参品种中,有古代的押不芦,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元代押不芦传人中国内地,蒙上了一层浓厚的神奇色彩。不曾想在丝绸之路的沿途,还有应用此药的地方。广西有几位年青的药学人员,他们立足于本地用药实际,进行本草考证,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很值得借鉴。一种药物的运用,有时可以沿袭千年。民间用药习惯有时可能解决文献记载的疑似。在古本草中,至今还有很多药物的基原是不明的。例如宋《本草图经》的外草木类的药物,有很多已成为历史悬案。有些历史上被认为很有疗效的药物,至今没有人考出其基原。 例如坐拿草,从来到明,医方中都有用者。《本草图经》说:“土人用治打扑所伤,兼壮筋骨、治风痹。 江西此甚易得。后因人用之有效,今颇贵重。”此药有图,江西吉州、安徽滁州是其产地,疗效也很明确,应该说是比较容易考证的。但由于其图形的粗糙,至今未有能为人信服的考证结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寄希望于该药产地的药学工作者。如能在民间开展深入的考访,寻找到名称、疗效和形容近似的药物,是可能决这一疑难的。云南药学工作者考订《滇南本草图说》药物基原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学习的。

古代本草书中,还有很多药物的基原有待考证。《本草图经》、《本草纲目拾遗》、《生草药性备要》等书此类问题最多。在考证时,除本草专著之外,应该注意充分发挥地方志等乡土文献的作用。 实地考察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缺瞩。此外,药物品种考证不是为考证而考证,这是一个与药物运用和生产紧密相关的问题。从生产实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可以使研究工作充满生命力;从文献到文献,选题必然枯燥而无实际意义,这样的研究是难得有新意的。

三、药物炮制的本草考证

药物炮制是中药学非常具有中医特色的内容。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药炮制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不同的药物、不同的用途、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都会影响到药物炮制方法。处理 这些纷繁的炮制法,使之既有效又经济地为中医用药服务,光靠实验研究是不够的。我们不可能逐药逐法地去进行验证。更何况传统中药炮制与中医理论密切相关,实验研究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本草考证有其独特的意义,它有助于缕清历史上炮制法的源流、种类及其不同的运用,为现代发掘、验证合理的炮制法提供符合中医用药实际的文献依据。

50年代到“文革”前,收集总结各地炮制经验是当时的主要工作。近二三十年以来,药物炮制的本草研究才真正蓬勃地开展起来。在这一研究中,应该特别提一下王孝涛先生的业绩。王先生本身是从事炮制研究的,他和谢宗万先生一样,接受过现代科学研究的系统训练,又具备本草考证的深厚功力,80年代他发表的有关酒制法、地黄炮制法等个案研究,丰富的史料和严谨的考证为此类的研究提供了范本。更重要的是,王先生与许多同仁经过近20年的努力,编成了《历代中药炮制资料辑要》(1965年完稿,1973年内部印行)。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古代虽有少数几本炮制专著,但远不能反映历史上炮制发展的实际。这方面大量的资料散见于医方书中。汇集这些资料真正是沙里淘金。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专家的研究激情和行政组织的推动,集合了众多的专家,低成本甚至是完全无报酬(包括不署名)地完成这个大项目。该书从167种古医方书中摘取药物炮制资料,按引书顺序排列,为此后炮制的本草考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在此基础上,王孝涛等先生又以药物为单元,正式出版了《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1986年),使得药物炮制的本草源流更加系统。本草考证在炮制研究中的地位由此得以稳固建立。在从事药物炮制实验研究之前,进行与选题有关的本草考证,这已成为一定之规。

近年以药物炮制法沿革为题的文章大量涌现。可是仔细核对其原始资料,不难发现,很多文章的资料并没有超出《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的引书范围。罗列史料,缺乏分析,成为某些类文章的通病。照此下去,必将使药物炮制的本草考证平庸化,成为毫无新意的文献综述(甚至是文献凑合)。本草考证之所以称之为考证,不是简单地堆砌资料,而是要从生产实际中发现问题,从古代本草资料中缕清其发展脉络,寻求其历史原因,并提出去伪存真的个人见解,这才算是真正的研究。否则,就会使人看轻了本草考证的意义和作用。

那么,是不是说有了《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之类的书籍之后,单味药或单一的炮制法就没有再进行本草考证的必要了呢?否。我们反对的是依据他人已经汇集的资料,略加组织就当成考证。这样的工作毫无新意,无法为炮制的现代研究提供借鉴。但如果有更丰富的史料,更有说服力的依据,能对某些生产实际问题提供新的参考,那又另当别论。必须正视的是,《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所引用的古医书才167部,而现存的医方书至少也有4000部以上。可以断言,在《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所引史料之外,还有大量的炮制资料未得到发掘,再次广泛地汇集炮制资料是完全有必要的。当然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这一工作有相当的难度。因为靠个人之力非常困难,而要想发挥专家群体优势,其成本和凝聚力都存在问题。即使有朝一日能把所有古代炮制资料集于一炉,也不等于大功告成。分析这些史料,需要现代科学和史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的知识,才会有比较正确的结论。因此,炮制的本草考证不是没有发展空间,而是需要把研究推向更深更高的层次。
另一个倾向必须注意的是,以往在炮制的本草考证方面的论著较多,但是对同样具有极为丰富内容的中药

传统制剂学的本草考证却显得非常稀少。须知中药的制剂不仅种类众多,而且至今沿用不替。中成药的发展是和药剂防腐技术进步紧密相关的,但这方面的发展规律并无深入的考察。已故药学史专家朱晟先生生前曾和我讨论过大蜜丸蜡壳密封技术是什么时候发明的,这个问题到现在还不很清楚。蒸馏技术,还有秋石(性激素)制备等先进技术,均曾在世界医药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领先的地位。但在中国,对中药制剂的本草考证在朱晟先生故去后,还没有见到卓有成就的后继之人。在未来的世纪中,亟盼有志于此的青年学者能做出成绩。

四、本草研究的相关问题

以上所谈的是本世纪本草研究最多的三个方面:本草文献、药物品种、炮制方法。但是,这就是 本草研究的全部内容吗?当然不是。药学中最为多见的实际是药物的效用问题,而这方面的本草 研究实在太少。一味药物的功效形成,决不是一句“经验所得”能概括得了的。几乎每朝每代,都有自己的热门时髦药,这些药物在历史上走马灯式的“你刚唱罢我登台”。影响药物使用的种种用药思想,是中药学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高晓山先生等的(中药药性论)在药性理论的本草研究方面已经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为以后更深入广泛地开展此类研究趟出了一条道路。可以预见,药物效用的浮沉隐现历史的研究,将会为当代药学发展提供非常有意义的借鉴。这方面的研究是广大临床医生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

药物发展过程中不仅品种方面存在着同名异物的问题,同时也存在同物异位(药用部位)的问题。有些药物古今用药的部位是不相同的。笔者曾对龟甲(全甲)向龟板(下板)演变的历史进行了本草考证,结果证实李时珍所说“(龟甲)古者上下甲皆用之”是完全正确的。现代实验研究也支持龟上下甲可以同等入药,因此,从1990

《浅谈本草研究中的创新(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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