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舆论监督的理论与建构

具备的情况下，舆论才可能产生监督的效应。舆论监督的真正实行，需要建构公民社会。公民权利意识强的地区，居民为公共事务所吸引，接触传媒率较高，参与监督的动机是集体的公共目标，而非个人化的依赖、恩从关系和私人利益。中国的舆论监督达到这种情形，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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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三大到十六大政治报告关于舆论监督的论述，其基本是思路一致的。即从党的工作角度，将舆论监督视为一种对党政权力机关和工作人员公开的监督形式，而非指监督其他一般性的社会问题，其具体做法，是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因而，现在说的“舆论监督”与本来意义的舆论监督内涵有所不同。
鉴于现代社会的公众意见主要通过大众传媒这个渠道来表达；社会观念流通中批评又比赞扬更容易引起关注，因而人们常常把舆论等同于大众传媒，赋予其“舆论界”之称，无形中自然存在的舆论监督，变成了传媒监督，而且主要是指传媒的批评性报道。这里两者的差别主要在于，舆论监督是自然存在的公众集合意见造成的某种效果，而传媒监督就不能不带有媒体自身的主观意图，以及媒体背后政治、经济势力对其的操纵。大众传媒在理论上应代表舆论，但是否真正代表舆论，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即使是传媒监督，它的力量应当在于传媒自身的影响力，这同样是一种软性的监督。传媒的影响力是无形的，不拥有有形的权力。当它代表着舆论的时候，这种监督的力量会显得十分强大，等于“传媒的影响力＋现实舆论”在共同作用。
中国的大众传媒都是国有资产，主要媒体由党和政府直接掌控并受到经济扶植，其他媒体也都分属主要媒体或传媒集团、各个党政机构或党领导的团体。它们的重大批评报道，通常得到主管机构的指示；有些重大批评报道是由记者首先发起的，但事后必须得到主管机构的认可才可能继续下去。针对最基层权力组织的批评，针对小型企业和违法事件的批评，媒体拥有一定的自主权。总体上，传媒监督在我国某种程度上是党政权力的延伸或对这种权力的补充。虽然批评者是媒体，但通常被视为某一级政府或党组织的意见，权威性很大。由于这种监督的权力背景，加上传媒反映迅速的职业特征、传媒的公开性，对被批评者造成的精神压力很大，迫使他们必须面对被传媒动员起来的舆论作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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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说，传媒监督只是舆论监督（假定传媒代表了舆论）的一种形式，传媒的批评所以具有正当性，来自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因为传媒是公民知晓情况和发表意见的公开渠道。如果传媒不承担这种服务职责，得不到公众的承认，批评也就失去了效力。传媒批评的权利不是一种特权，不应成为以传媒面目出现的另一种党政权力。舆论监督本来的意义是公众以“舆论”这种意见形态对舆论客体施加的影响，现在主要由传媒代行这种监督职责，需要防止将公众参与形式化、仪式化。
由于体制性问题，除了中央级传媒，目前各地传媒监督的报道直接涉及到本地的人和具体单位的很少。推进舆论监督的较为有效方式有以下三种：一、得到具体的党政权力机构主要负责人的支持，鼓励传媒积极监督下属机关和工作人员。这种情况下的传媒监督成效明显，可以2003年初以前山西省长治市市委书记吕日周支持传媒监督为代表。二、具体的地方立法机构制定舆论监督的法规，以支持传媒的监督。这种情形，以广东省珠海市1999年在全国最早出台《珠海市新闻监督办法》为代表。三、跨地区的传媒监督。为了防止直接批评本地的腐败现象而使媒体或记者遭遇各种不测，当地的传媒通常只揭露异地的问题，其他地区的传媒亦然，通过这种无奈的但仍有效的办法达到监督的目的。这种情形以《南方周末》为代表。
传媒监督的职责可以概括为以下内容：保证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促成并维护以法治国的社会机制、遏制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如果我国的舆论监督能够以审视的眼光挑剔“好”的领导的某些失职，监督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的存在的各种问题，以不是将某种程度代行行政职能（诸如查检劣质产品）视为舆论监督，那么这种舆论监督是正常的，也会产生较好的效果。在一定意义上，传媒对权力机构和公务员的监督实行的是“有错推定”（即“怀疑权”）原则，拥有权力的强势一方在舆论面前得承担无错举证的责任。要求公民对权力机构无疑之信，与政治文明是相悖的。
当然，由传媒代表舆论进行的监督，并不是一种传媒的法定权利。舆论监督本质上是由于媒体的新闻活动，自然形成了传媒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一种制度性的监督关系，不依媒体的意志而自由解除，不存在一般法律关系在形成上的偶然性。没有任何一个实体能够保证传媒的正义性。权力机构或工作人员对传媒有所顾忌，并不是惧怕某家媒体、某种舆论，而是因为大众传媒整体的报道与批评，让权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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