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舆论监督的理论与建构

和工作人员受到经常的、持续的检查和监督。传媒是在群体的意义上，而不是在个体的意义上，成为社会正义的维护者。因而传媒的舆论监督，只具有群体的正义性，而不具备个体的正义性。
二、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
在传媒代表舆论进行的监督中，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的关系，一向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西方法律界，不论是海洋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排斥“舆论监督司法”这样的概念，担心造成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从而损害法律的权威性；而传媒界，则习惯于形式上担当与主流政治制度对抗的角色，司法便是主流政治制度的替身。但是，由于传媒与司法至少在形式上都宣布其价值追求是“公正”，因而法治国家均将新闻自由和司法公正作为基本价值予以肯定。其实，这两者的追求是有差别的，司法追求的是法律公正，而传媒体现的是自身或受众观念上的道德意义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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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传媒和司法都是在党的领导下，都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原则上并不处于对立的态势中。但在具体的操作中，出现过传媒对司法施加了不大正确的舆论压力，影响司法公正；也出现了某些司法机关压制正确的舆论监督的事件。矛盾在于二者社会职能和工作性质方面的五项差异：一、传媒的职业特征，在于报道动态的东西、超常的东西，记者们出于职业的追求，多少有些惟恐天下不乱的心态；而司法对待纠纷的态度是消极的，按照法律规定的管辖权限和程序去消弭纠纷。二、传媒必须在第一时间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报道任务；而司法审判的时效要宽松得多，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著称。三、新闻语言力求标新立异、扣人心弦；司法的用词极为严谨，要求前后一以贯之。四、传媒所说的“事实”，是指记者所见所闻采访所得；而司法事实是以法律为准绳，有确凿证据的事实。五、传媒对司法的监督表现为一种观察和督促，是软性的；而司法代表着国家的终局裁量权，是硬性的。
出现传媒与司法之间的矛盾是正常的，问题在于找寻两者之间的平衡点。特别是传媒方面，报道和批评司法工作时，当事人的头脑要冷静，需要格外认真地考察新闻源的可靠性，使用语言要准确和适当，并通过“更正与答辩”的传媒运作机制随时纠正报道中的差误。现在中国的舆论监督和司法工作都存在职业程度不高的问题。某些司法部门一方面未完全履行职责，另一方面又越权或扩张权力为己谋私利。有些媒体也在利益的驱动下，以舆论监督的名义炒作新闻，对案件报道过分热心，加上传媒长期以来有“舆论审判”传统积习，于是常出现干扰司法公正的情形。例如媒体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和其律师的辩护进行批判，未宣判前媒体就已经宣称某犯罪嫌疑人该死刑或该判多少年徒刑，或发出种种违反法律程序或法律意识的评论等等。

虽然司法腐败方面的问题较多，舆论监督是必要的，但是传媒方面还要考虑到，司法是解决社会纠纷的基本的、最后的合法手段。在任何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司法要给人以希望、安全感和信赖感。如果当事人规模化地找寻记者解决各种纠纷，说明司法和行政功能存在某些缺失，这是很不正常的，传媒方面不宜过分炫耀自己在这方面的监督成绩，而应探寻深层次的问题。对于司法工作，把握报道的平衡，既要监督司法是否公正，也要使群众更多地了解司法知识和司法部门的工作特点，给群众指出通过司法正确解决纠纷的路子，给他们以信心。
从长远考虑，仅靠平衡报道是无法根本解决问题的，需要至少在以下三方面形成传媒与司法关系的法律框架：一、界定传媒在双方关系中的地位、权利与义务。主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诸如新闻自由不能侵犯到司法独立，不能在报道中违背“无罪推论”的原则；在此前提下，传媒有权利报道和评论庭审活动。如果报道失实，传媒应承担后果的责任。二、明确舆论监督与公正审判权相互协调的制度空间。这需要规范传媒介入司法程序的范围、传媒评论司法的职业道德方面的限定，诸如不能诽谤和有失公正等等，以建立的必要的监督程序。三、改革司法，减少司法公正对外部因素的依赖。在改革司法方面，同样有传媒监督的广阔天地，监督司法人员的非职务行为、职业行为中的违法行为；同时监督各种干预司法独立的外部行为。
在这些法律框架没有形成之前，法学界和新闻传播学界要有经常的学术交流，首先在职业道德方面达成共识，什么是可以做的，做到什么程度为限，什么是不可以做的等等。活跃而健康的舆论监督不应是司法的障碍，它在更大的程度上保障了司法公正。司法公正主要由司法独立来保证，舆论监督则通过客观地展示和评论司法过程，协助实现这种公正。
三、传媒监督徘徊在公共领域和利益领域之间
计划经济时代，传媒是党政机关的一个部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公共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很大的权威性。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传媒在政治方面的根本性质没有变化，但是国家基本上不再给传媒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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