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的极限

铁匠　”的两种不同的优势(压抑和去势)而消失，留下了难言的抑郁和怅惘。人类学的思想使　这篇小说成为了足以触及人性最隐秘之地的诗，但这是一首人人都感到美妙、却很少有　人曾经真正读懂的诗。莫言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人类学场景”中关于“儿童性经验的合　法书写”，他没有简单和庸俗化地理解弗洛伊德，就像人类学家没有庸俗地理解弗洛伊　德一样。我相信这是天赋，是对人性最富敏感和深邃的理解能力所导致的，是丰富的民　间文化、乡村生活经验、原始思维在土地神话和乡村传说中的广泛遗存所影响和铸就的　。从这个意义上，莫言可以说是一个东方式的阿都尼斯，是他首先复活了当代小说中的　“大地”，使它显现出繁茂的生机。“高密东北乡”的“红高梁世界”，即是这大地的　显形和载体。它对莫言的小说写作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英国人J.G.弗雷泽在他的人类学名著《金枝》中，曾用流传于古代西亚和中东一带的　阿都尼斯神话，来研究早期人类的生命崇拜与艺术创造之间的关系，“大地外表上所经　历的一年一度的巨大变化”使他们相信，大自然中一定有一位男神主宰着这一切，他定　期地死去，然后又再次复生。“他的死亡带来了人们一年一度的悲悼活动”，而大自然　生机的再现，也使人们相信他又一次从死神的怀抱中归来。西亚和希腊的悲剧与诗歌，　同对这位神的祭悼仪式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注：弗雷泽：《阿都尼斯的神话》，《金枝　》第二十九章，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阿都尼斯唤醒了人们对大地的理解　，他使人们通过自然外表的变化和自身的生命周期，读出了宇宙的节律，激发了他们对　生命的热爱和崇拜之情，并由此创造了艺术。这使我相信，艺术在它诞生之初就具有了　大地的属性，是生命和自然所孕育的结果，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　价值与判断渐渐拘泥了它的这种自然的伟大属性，艺术的观念渐渐被意识形态化了的道　德逼挤得越来越偏狭化了。
　　我当然没有简单地反对伦理学的意思。但莫言的意义，正在于他依据人类学的博大与　原始的精神对伦理学的冲破。他由此张大了叙事世界的空间，几乎终结了以往文学叙事　中“善——恶”、“道德——历史”冲突的历史诗学模式，也改造了人性中“道德”的　边界和范畴，构建了他的“生命本体论”的历史诗学。《红高粱家族》中的“土匪”，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变成了真正的“英雄”。伦理学把人群简单地分为“善”与“恶”的　两类，而人类学却把人类还原为活的生命体，它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待人类本身”　，这样它就把为伦理学所遮蔽的壮丽的生存之诗鲜活地呈现出来。红高粱世界中的民间　道德的核心，是自然世界的法则，生命的强力是这里惟一的领舞者。面对生命世界的大　法则，那些世俗世界的小伦理显得那样虚弱不堪；面对酒神那英雄的迷狂和汹涌的诗意　，日神统治下的理性、道德、一切功利化的价值判断，则显得那样渺小卑俗。这也是面　对“既杀人放火又精忠报国”的爷爷奶奶的壮丽人生，“我”却“深切地感到种的退化　”的原因。
　　伦理学的肢解带来了“身体的解放”——作家毕飞宇的说法给了我启示，他说，莫言　的小说是真正的和发挥到极致的“身体写作”，中国当代小说叙事中“身体的解放”是　从莫言开始的——“不仅是写身体，而且是用身体去写”。这话是很有道理的，莫言小　说中充满了身体的要素，这也是我将他比喻为阿都尼斯的一个理由。身体是感性和本能　的载体，身体即是生命本身，所以在莫言的笔下，身体同时为他和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带　来了不可遏止的活力。从莫言自己来说，他得以在人物的“神经末梢”上展开他的写作　，甚至他小说中活跃的无处不在的潜意识，都不是在“大脑”、而是在身体和“器官”　中展开的。某种意义上，“身体的道德”比形而上学的道德更具有真实感，更诚实可爱　，这是莫言小说阅读快感的源泉，也是他笔下的人物之所以鲜活丰满的缘由。何以饱满　丰盈，如飞行，如滑翔，如亲历，如毛孔张开，气味、颜色、形体、硬度和质感，一切　都是原生的和毛茸茸地活在纸上，如河流一泻千里，如土地饱涨雨水……这都是“全身　心”投入的结果。从这样的角度看，莫言小说中的那些“性”的本能和冲动，就不再受　到那些没来由的误读，那些上官金童式的奇怪的欲望，就不再被理解为匪夷所思的败坏　。
　　还有动物的描写。在当代，没有哪一个作家能像莫言这样多地写到动物，这是莫言“　推己及物”的结果，人类学的生物学视角使他对动物的理解是如此丰富，并成为隐喻人　类自己身上的生物性的一个角度。读他的中篇小说《牛》的时候，我感到澎湃着的生命　创痛，我甚至感到了这里面冲激着的人文主义情怀：被阉割的滴血的生命，只有驯顺地　劳动的生命，被压迫和被虐待的生命，源于人之恶的苦难同时又折射了人之命运的命运　，令人震惊又被人漠视了的生存活剧……这一切通过一个放牛孩子的眼睛、心灵和潜意　识活动折射出来，这和早期莫言只是从神奇和灵性的角度看动物，似乎有了本质的变化　，说明他对人类学的理解是一直在深化的。他写了马，写了驴、狐狸、蛇、猪、鸟、狗　、狼……在《檀香刑》中，他甚至把每一个人物都与一种动物对应起来。
　　其实还有更多的问题，民间世界也只有在人类学思想的烛照下，才能成为和大地、酒　神、历史和生命本体论的美学相联通的东西，而不只是习俗和风情；才能具有形而上学　的诗意，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田园诗。《红高梁家族》和《丰乳肥臀》可以说达到了这　样的境界，某种程度上《檀香刑》也达到了，但它对中西文明冲突中历史悲剧的强化，　有意识地削弱了民间生存的自足。民间在这部小说中，不再具有先验的诗意优势，这也　许可以看做是莫言“历史与人类学的二元叙事”中前者的强化和后者的衰退。
　　至于与人类学思想有更密切联系的“狂欢节叙述”或“狂欢化叙事”，因为涉及复杂　的美学与技术问题，我想另单独作一部分论述。
　　　　　　小说的伦理：“作为老百姓的写作”
　　刚刚在上面谈了反对伦理学的意义，马上就又来讨论“小说的伦理”，但其实这是两　个不同的范畴，用“生命”来反对“道德”，本身也是小说伦理的一种体现，特别是当　它演化成了用“民间伦理”来反对“主流习惯”的时候，它甚至还是一种高尚的追求。　其实触动我写此文的直接因素，是莫言在去年早些时候的那篇讲演中所提出的那个看似　平淡、却或许会有深远影响的“作为人民的写作”的概念，“不是代表老百姓写作，而　是作为老百姓写作”。我相信这种表述不是“作秀”，

因为我记起了那些眼泪——即便　是他的一篇在我看来最不像小说的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也深深地印着这样的痕迹：　他是为最底层的老百姓写作的，是充满着血泪的文学，这似乎是最简单甚至看起来腐朽　的道理，但它的感人之处正在这里，其中的悲愤和哀告，就是发自最弱小者的心灵，它　没有丝毫的居于那些弱者之上的优越。一个作家的良知在这样的时候才可能真正接受考　验，他会反对一切正统的道德，但却体现着这样的道德追求，人民的苦难就是他的苦难　，人民的泪水就是他要在笔下化作的滚烫文字。他不会躲开他们，用了“艺术”、“生　命”和“美”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
　　我相信莫言对最朴素的写作立场的寻求：作家首先要放弃的，就是他对老百姓的蔑视　，这样的蔑视很容易会和“爱”混同在一起。五四以来的作家们在写到这样的“人民”　的时候，无不是充满了矛盾，“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是一个典型，他试图用　文字来拯救他的人民，但事实却是他从未相信过他们是可以拯救的，阿Q、祥林嫂、孔　乙己、华老栓、闰土……他们哪一个是可以拯救的?甚至他自己也不能被拯救——“狂　人”就是他自己的一个隐喻，深深的孤独毁了他的自信。这就是启蒙主义者和他们的叙　事自身难以解决的矛盾，某种意义上鲁迅后来不再写小说，也与这样一个矛盾有着深层　的关系。在他之后，知识分子的从“为人生”到“为人民”的写作，无疑体现着他们对　高尚的写作伦理的不懈追求，但其中不可否认的，也暗含了他们的优越感和权力思想。
　　有没有真正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我表示怀疑，因为真正的老百姓是不会也没有必　要“写作”的；但我又相信莫言的真诚，这种将自己视同老百姓的“平民意识”，是对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作家的写作心态的反省。这种反省固然跟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化情境—　—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遭到了来自商业暴力与意识形态的双重挤兑——不无关系，包含　了某种“表述的智慧”，但也是基于对前人写作的认真思考。莫言之所以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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