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的极限

同“民间”　的价值立场，而对“知识分子”的写作姿态和趣味发生怀疑，在我看既是对一个固执的　自我幻觉的扬弃，同时也是对写作的价值和伦理的一个重新定位。其实也许可以这样说　，以“知识分子”的心态反而是无法真正“代表人民”去写作的，而只有“用老百姓的　思维来思维”，才会实现“真正的民间写作”——在事实上书写出人民自己的意愿，这　应该是这句话的真正潜台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一概念是真正知识分子化的　一种理解，不仅是身份的降解，也是一种醒悟，一种精神的自省与自律。我认为，莫言　也许因此解决了一个问题，一个令二十世纪中国的作家长时间地陷入迷途的问题。因为　在多数情况下，“为人民”或“代表人民”的写作，虽曾以其崇高的人文和启蒙含义激　励过无数的作家，但“被代表”之下的“人民”却往往变成了空壳——他们生活的真实　状况和他们的所感所想，从未真正得到过揭示，正如德里达所欲图解构的“关于存在的　形而上学”一样，“人民”，他们无形当中的“所指”会变得隐晦不明。
　　这一文学的“民间伦理原则”，事实上在《红高粱家族》等早期的作品中就已经显形　了。与以往类似题材的作品不同，《红高粱家族》的历史叙事的核心结构正是“民间”　，是民间社会和民间的生活，由原来的边缘位置上升到了中心地位，过去一直处于“被　改造”的边缘地位的人物变成了真正的英雄，“历史的主体”在不经意中实现了位置的　互换，“江小脚”率领的抗日正规部队“胶高大队”被挤出了历史的中心，而红高粱地　里一半是土匪、一半是英雄的酒徒余占鳌却成了真正的主角。以往关于“抗战题材”的　主题就这样被瓦解了，宏伟的“国家历史”和“民族神话”被民间化的历史场景、“野　史化”的家族叙事所取代，现代中国历史的原有的权威叙事规则就这样被“颠覆”了。
　　这也可以看作是对“真实”这一历史伦理的一种追求，是谁写下了历史?在被权威叙事　淹没了的边缘地带、在红高粱大地中，莫言找到了另一部被遮蔽的民间历史，也告别了　“寻根”作家相当主流和正统的叙事目的。有的评论家曾说，寻根文学是当代中国作家　“最后一次”试图集体影响并“进入中心”的尝试，而莫言所选择的民间美学精神，却　终结了这一企图。对于整个当代文学的历史来说，这一终结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联系　起来看，在莫言早期的《秋水》、《白狗秋千架》、《球状闪电》……乃至后来的《红　蝗》、更晚些的《牛》等大量的中短篇小说中所描写的那些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立场”　和“倾向”的民间生活，同他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所表现的强烈的民间道德精神，其　实是从两个方面——民间自身的生机和被施暴的屈辱——确立了他的基本的民间写作伦　理。在《天堂蒜薹之歌》里莫言所设置的民间艺人张扣，应该不是一个叙事的装饰，他　的底层的社会地位，纯粹“民间”的话语方式，无处不在的本能式的反应，还有与百姓　完全一致的立场与命运，都表明他是莫言所追求的民间写作伦理的一个化身。
　　但仅仅是“张扣式”的表达未免是过于直白了些，莫言热爱并为之感动，但却比他更　“高”，他要把这民间的哀告和大地的忧伤连接起来，还要用“母亲”这样的人伦化身　来激荡起它那高尚和神圣的内涵。《丰乳肥臀》才是最典型地体现着莫言对民间伦理的　执著追寻的作品，他对被侵犯的民间生活的描写，同母亲的苦难与屈辱、和大地的悲怆　与哀伤一起，合成了一曲感人的悲剧与哀歌。
　　《檀香刑》可以看作是另一种例子，它所体现出来的民间伦理，因为两种文化的冲突　而变得复杂起来。用时髦的话说，其中的“现代性”的思考，对“民间”的某些文化因　素构成了烛照，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红高粱家族》和《丰乳肥臀》等作品中那种民　间大地的诗意，民间在这里变得分裂和矛盾起来。比如民间生活化身是孙眉娘，作者对　她的态度与对《红高粱家族》中的奶奶、《丰乳肥臀》中的母亲显然都是一致的，是对　民间生命形态的由衷赞美；民间生活的“变体”是孙丙，他的生命形态就显示了一种可　怕的分裂，他身上的英雄气质和装神弄鬼的愚昧，显示了民间价值在现代文化背景中的　悲剧命运。某种意义上，民间文化本身是没有“落后”和“愚昧”之征象的，只是当它　被另一种强势文化所侵犯，并呈现出某种必然的“反应症”的时候，才会显示出它“丑　”的一面。孙丙的命运某种意义上既是民间文化在现代历史进程中的命运，也是莫言对　中西文化冲突中的中国现代历史的思考。它使我相信，“知识分子”的东西在莫言的叙　事中仍是足够多的，莫言所说的“作为老百姓写作”在本质上并不会放弃“知识分子”　的人文价值追求，相反，还会得到更逼近人民和民间的体现，将二者更好地统一起来。
　　　　　　《丰乳肥臀》：通向伟大的汉语小说
　　这部作品的重要使我不得不专门来谈论它。“伟大的汉语小说”，我意识到这将是一　个备受争议的概念，然而也将是一个必要和重要的小说概念。因为《丰乳肥臀》和几部　诞生于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这个词变得不再是一个虚构。《丰乳肥臀》是莫言迄今最　好和最重要的一部小说，但现在关于这一点还远没有形成“共识”，甚至它还是莫言迄　今受到最严重的误读的一部小说。即便在专业的批评家和研究者中，也存在着广泛的粗　暴而简单化的误读。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局面，是低能，还是浮躁?这样一　部真正具备了“诗”和“史”的品

质、一部富有思想和美学含量的磅礴和宏伟的作品，　为什么没有得到人们耐心的阅读和公正的承认?八年来我认真地将它读了三遍，每读一　次都有新的认识，现在我更坚定地认为，它是新文学诞生以来迄今出现的最伟大的汉语　小说之一——至少它已经具备了某些这样的品质。就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容量而言，不　管是在当代，还是在整个二十世纪的新文学中，能够和它媲美的作品可以说寥寥无几。
　　伟大的汉语小说应该具备那些品质?我似乎应该首先回答这样的问题。我所以认同莫言　所说的“作为人民在写作”的观点，首要的一个原因，也是莫言在这部小说中成功地实　践了这一观点。因为他是“作为老百姓在写作”的，所以这部作品可以说是实践了“伟　大小说的历史伦理”。这个问题要弄清楚非常不容易，但是也可以简单地说，一部书写　历史的小说，是不是在体现作者的“历史良知”的时候体现出了最大的勇气，在接近民　间的真实和人民的意志、“老百姓”的意识方面，达到了“最大的限度”，这是判断其　品质高下的首要标准。《丰乳肥臀》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充满血泪和诗意的波澜壮阔　的书写是无人可比的；它对人民和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感人描写，它的秉笔直书　的勇毅与遍及毛孔的锐利，在所有当代文学叙事中堪称是首屈一指的；它在把历史的主　体交还人民、把历史的价值还原于民间、在书写人民对苦难的承受与消化的历史悲剧方　面，体现出了最大的智慧。
　　请注意，我这里首先是把《丰乳肥臀》作为一部历史叙事的作品来谈论的。在中国文　学的传统中，“历史”不但是一种书写的题材空间，同时也是一种品格与价值尺度，人　们把杜诗称作“诗史”，把《史记》称作“无韵之《离骚》”，可以看出“诗”与“史　”两者价值的互换，互为阐释和评价标准的特殊关系。能够写出“诗史”的诗人，也就　变成了在“伦理”上最受尊敬的诗人——杜甫因之成为了独一无二的“诗圣”。“史”　是什么?在最古老的文字中，“史”的本义是“中”，《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　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可见，史的品质在于其“中正”和“真”。因此，秉笔直　书即是史家之德，所谓“良史之笔”。文学也一样，其实把历史交还于人民和民间就是　最大的“真”，这需要勇气和胆识。从某种意义上，书写历史也是解释现实，反过来说　，书写历史不能中正真实，往往也是因为现实的种种框定限制。反过来说，坚持历史的　真，也就是对现实的正直的回答。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老百姓的立场——也即是“人民　”和“民间”的立场来书写历史，体现了小说的根本伦理。
　　伟大的小说当然要遵循这样一个伦理。我们曾充分地肯定当代先锋作家的“新历史主　义”小说实验，肯定余华、格非、苏童、叶兆言等人的作品中丰富而新异的历史理念与　叙事方式的探求，但同样也不要忘记，更具有“历史的建构”意义的，不仅是强调“怎　么写”，而且更注重“写什么”的，可能还要数几位出生于五十年代的作家。我看重《　丰乳肥臀》中的历史含量，如果说先锋新历史小说是在努力逃避历史的正面，而试图去　历史的角落里找寻“碎片”的话，莫言却是在毫不退缩地面

《叙述的极限(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