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的极限

对，并试图还原历史的核心　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言的历史主义是更加认真和秉持了历史良知的。虽然“人民　”这样的字眼如今已遭受到了“德里达式”的质疑，但我依然坚信，当我们在面对一段　历史——尤其是一段具有一个完整的“历史段落”的意义的历史——的时候，“人民”　，作为历史主体的意义，仍然是历史正义性的集中体现。这是伟大小说应该秉持的历史　伦理学。
　　然而崇高的伦理并不能单独构成“伟大小说”的要素，在《丰乳肥臀》中，上述完整　的历史段落是通过一位伟大“母亲”的塑造——即上官鲁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　，来建立和体现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某种意义上是这位母亲造就了这部小说的伟大品　质。在已有了百年历史的新文学中，说这样的形象是第一次出现决不是夸张。莫言用这　一人物，完整地寓言和见证了二十世纪中国的血色历史，而她无疑是这一历史的主体—　—“人民”的集合和化身。这一人物因此具有了结构和本体的双重意义。莫言十分匠心　地将她塑造成了大地、人民和民间理念的化身。作为人民，她是这个世纪苦难中国的真　正的见证人和收藏者，她不但自身经历了多灾多难的童年和少女时代，经历了被欺压和　凌辱的青春岁月，还以她生养的众多的儿女构成的庞大家族，与二十世纪中国的各种政　治势力发生了众多的联系，因而也就无法抗拒地被裹卷进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舞台。　所有政治势力的争夺和搏杀，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由她来承受和容纳一切的　苦难：饥饿、病痛、颠沛流离、痛失自己的儿女，或是自己身遭侮辱和摧残。在她的九　个儿女中，除了三女儿“鸟仙”是死于幻想症，是因为看了美国飞行员巴比特的跳伞飞　行表演(这好像和“现代文明”有关)而试图效仿坠崖而死之外，其余七个女儿都是死于　政治的外力，死于各种政治势力的杀伐争斗，最后只剩下了一个“残废”的儿子上官金　童。显然，“母亲”在这里是一个关于“历史主体”的集合性的符号，她所承受的深渊　般的苦难处境，寓言了作家对这个世纪里人民命运的概括和深深的悲悯。
　　同时，这还是一个“伦理学”和“人类学”双重意义上的母亲：一方面她是生命与爱　、付出与牺牲、创造与收藏的象征，作为伟大的母性化身，她是一切自然与生命力量的　源泉，是和平、人伦、正义和勇气的化身，她所永远本能地反对的是战争和政治，因此　她代表了民族历史最本源的部分；另一方面她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大地母亲”，她是　一切的死亡和复生、欢乐与痛苦的象征，她所持守的是宽容和人性，反对的则是道德和　正统。他个人的历史也是一部“反伦理”的历史，充满了在宗法社会看来是无法容忍的　乱伦、野合、通奸、杀公婆、被强暴、甚至与瑞典籍的牧师马洛亚生了一双“杂种”…　…但这一切不仅没有使她的形象受到损伤，反而更显示出她伟大和不朽的原始母性的创　造力，使她变成了“生殖女神”的化身。正是这一形象，使得莫言能够在这部作品里继　续并且极致地强化了他在《红高粱家族》时期就已经建立的“历史与人类学”的双重主　题，使母亲变成这一主题的叙事核心与贯穿始终的线索。
　　这还是一个作为“民间”化身的母亲。她固守着民间的生命与道德理念，拒绝并宽容　着政治是她的品格，所以她最终又包容了政治，当然也被政治所玷污。所有的军队和政　治势力都是不请自来，赶也赶不走地住进她的家。在她身上，莫言形象地阐释出了二十　世纪中国主流政治与民间生存之间的侵犯与被侵犯的关系，这是另一种历史的记忆。她　无法选择自己的生活，只能用民间的伦理和生存观念来解释和容纳这一切，这是她作为　“民间母亲”的证明。如果说母亲在她年轻的时代亲和基督教，是因为她经历了太多“　夫权”的虐待的话，那么在她的晚年，则是因为她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与沧桑。她认同了　“乡土化了的”基督教文化，基督的思想并非是她的本意，但她需要用爱和宽恕来化解　她的太多的创伤，而这正是“人民”惟一的和最后的权利。莫言诗意地哀吟和赞美着这　一切，饱含了血与泪的心痛和怜悯。这是伟大的民间，被剥夺和凌辱的民间，也是因为　含垢忍辱而充满了博大母性的永恒民间。从这个意义上，母亲也可以说就是玛莉亚，但　她是东方大地上的圣母。
　　显然，母亲这一形象是使《丰乳肥臀》能够成为

一部伟大的小说、一部感人的诗篇、　一首壮美的悲歌和交响乐章的最重要的因素，她贯穿了一个世纪的一生，统合起了这部　作品“宏伟历史叙述”的复杂的放射性的线索，不仅以民间的角度见证和修复了历史的　本源，同时也确立起了历史的真正主体——处在最底层的苦难的人民。
　　但《丰乳肥臀》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它的另一个重要的人物也同样具有强大的象征与　辐射的意义，这就是遭受了更多误读的上官金童。这个中西两种血缘和文化共同孕育出　的“杂种”，在我看来实际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化身。他的血缘、性格与弱点表　明，他是一个文化冲突与杂交的产物，而他的命运，则更逼近地表明了知识分子在这个　世纪里的坎坷与磨难。他身上的一切都是矛盾着的：秉承了“高贵的血统”，但却始终　是政治和战争环境中难以长大的有“恋母癖”的“精神的幼儿”；敏感而聪慧，却又在　暴力的语境中变成了“弱智症”和“失语症”患者；一直试图有所作为，但却始终像一　个“多余人”一样被抛弃；一个典型的“哈姆莱特式”和“堂吉诃德式”的佯疯者，但　却被误解和指认为“精神分裂症者”……
　　理解上官金童这个人物，需要更加开阔的视界。在我看来，由于作家所施的一个“人　类学障眼法”的缘故，这个人物身上的一些“生物性”被夸大和曲解了，实际上作家所　要努力体现的是他身上文化的二元性，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的“先天”弱　点的象征。仅仅是他的出身，他的文化血缘就有问题，有“杂种”与怪物的嫌疑，这已　经先天地注定了他们的悲剧。来自西方的“非法”的文化之父，在赋予了他非凡的气质　(外貌长相上的混血特征)、基督的精神遗传(父亲马洛亚是个瑞典籍的牧师)的同时，也　注定了他的按照中国的文化伦理来讲的“身份的可疑”。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　困境，正是源于这种二元分裂的出身：是西方现代的文化与思想资源造就了他们，但他　们又是寄生在自己的土地上，对本土的民族文化有一种近乎畸形的依恋和弱势心理支配　下的自尊。他们还要启蒙和拯救自己的人民，但却遭受着普遍的误解，这样的处境和身　份，犹如鲁迅笔下的“狂人”所隐喻的那样，他本身就已经将自己置于精神深渊，因而　也必然表现出软弱和病态的一面——他们没有像俄罗斯知识分子那样的下地狱的决心，　但却有着相似的深渊般的命运。其实从“狂人”到“零余者”，到方鸿渐，章永ｌíｎ　@①，再到上官金童，这是一个连续的谱系。他们和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有相似　之处，但却更为软弱和平庸。
　　容易被误读的还有上官金童的“恋乳癖”，理解这一点，我认为除了“人类学”和寓　言性的视角以外，还应该另有一个角度，即对政治与暴力的厌倦、恐惧与拒绝。因为某　种意义上，男权与政治是同构的，而上官金童对女性世界的认同和拒绝长大的“幼儿倾　向”，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对政治的逃避，这和他的哈姆莱特式的“佯疯”也是一致的　。同时，也可以认为他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的一种“另类”性格有继承关系——比如　他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当代的“贾宝玉式”的人物，他对女性世界的亲和，是表达他对仕　途经济和男权世界的厌倦的一个隐喻和象征。
　　上官金童注定要成为一个悲剧人物，他的诞生本身似乎就是一个错误，这是文化的宿　命。他所经历的一切屈辱、误解、贬损和摧残，非常形象地阐释着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中　国知识分子的惨痛历史。但他在小说中还有另一个作用，即形成了另一条叙事线索和另　一个历史的空间——如果说母亲是大地，他则是大地上的行走者；如果说母亲是恒星，　他则是围绕着这恒星转动的行星；如果说母亲是圣母，他则是下地狱的受难者……如果　说母亲是第一结构的核心，他则是另一个相衬映相对照的结构的核心。小说悲剧性的诗　意在很大程度得益于这一人物的塑造，他使《丰乳肥臀》变成了一个“民间叙事”与“　知识分子”叙事相交合、“历史叙事”与“当代叙事”相交合的双线结构的立体叙事，　两条线互相注解交织，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历史与美学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虽　然这个人物的性格是足够病态和懦弱的，但这个形象的丰富内涵却深化和丰富了二十世　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谱系。
　　《丰乳肥臀》的非同寻常之处在于，它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同时也担负起

《叙述的极限(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