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的极限

，上官家一会儿是“六喜临　门”，一会则是惨剧不断；第六章中上官金童一会儿从囚犯变成老金的宠物，一会儿被　作为废物踢出家门，一会儿成了鹦鹉韩夫妇的座上宾，一会儿又一文不名流落街头，一　会儿因为外甥司马粮的巨富而扬眉吐气，一会儿又因为破产而无立锥之地……历史像一　只巨手翻云覆雨。有一个堪称最妙的例子，是关于司马库“还乡团”的一前一后“官方　”和“民间”的两种被拼贴并置在一起的叙事：公社“阶级教育展览室”的解说员纪琼　枝刚刚对着宣传画，对司马库作了妖魔化的解释，把他描述为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　接着又让贫农大娘郭马氏现身说法，而她所讲述的故事恰恰瓦解了前面的说法——司马　库不仅不是一个魔鬼，反而表现出了通常的人性，正是他的及时出现，才从滥杀无辜的　“小狮子”手中解救了她的生命，这可以说是富有“解构主义”意味的一节。另一种是　横向的并置法：莫言常常用共时性的交错叙述来隐喻历史的多面性，如巴比特的飞行表　演与“鸟仙”兴奋地坠崖而死，司马库与来弟的偷情同巴比特电影里外国人的恋爱镜头　，哑巴的“无腿的跃进”和鸟儿韩与来弟的通奸，还有在农场中对右派知识分子的改造　与对牲畜进行的杂交配种……都是刻意地采用了并置式的叙述，这样两种修辞手法所达　到的“狂欢”效果，都极为生动地隐喻出历史本身的多元矛盾与沧桑变迁。
　　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与“狂欢化”的叙事有关，这即是叙事载体的“弱智化”倾向。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叙事问题、修辞问题和美学问题，也与人类学的背景有关。表现在　作品中，《红高粱家族》中的“父亲”的“儿童式”叙述视角，《丰乳肥臀》中的上官　金童“恋乳症”式的幼稚病以及后来的“精神失常”，还有《檀香刑》中的傻子赵小甲　白痴式的观察眼光，他们都不只是一个性格化的人物形象，而是与整个作品的叙述格调　密切相关，他们的“弱智”为小说营造了非常必要的“返回原始”的、充满“反讽”意　味的、喜剧化和狂欢化的、犹如“假面舞会

”式的叙述氛围。某种意义上，这种人物的　弱智化不但没有“降低”作品的思想含量，反而使之大大增加了，这个问题在当代小说　叙事中还有相当的普遍性，需要做深入的研究，这里限于篇幅就不予展开了。
　　复调与狂欢在《檀香刑》中更有着近乎极致的表现，这一点，下文会顺便谈及。
　　　　　　《檀香刑》：奇书的限度和逼近历史的可能
　　《檀香刑》可能是莫言小说中迄今“艺术含量”最大的一部小说，也是他的风格大变　的一部小说——说它含量最大，是因为它最“用心良苦”，但与《丰乳肥臀》比，它就　只是一部“奇书”或者“类书”了，比《丰乳肥臀》这样具有天籁品质的作品，还是“　人为”地稍逊一筹。这样说或许不尽公平，但在美学的品质上，它们显然是经过了一个　从崇高到荒谬的“滑落”。同样是悲剧，但一位伟大的母亲和一位风尘式的“妇人”，　却使它们分别列入了两个“品级”。甚至前者的粗粝和庞杂也成为了它作为天籁之响的　一部分，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而且莫言最近的谈论也表明，在他心目中前者的分量　也超过了后者，“我坚信将来的读者会发现《丰乳肥臀》的艺术价值……我更加明确地　意识到，《丰乳肥臀》是我最为沉重的作品”。“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作品，但你如果　要了解我，应该看我的《丰乳肥臀》”。
　　但是《檀香刑》所显示的作家的叙事才华也是无可争议的。尤其是在美学风神上，它　非常中国化了，和以往的结构方式与语言风格都不相同。也许是“种族记忆”的东西终　于起了作用，它与中国传统小说美学中的“奇书”理念之间，似乎发生了内在的关系。
　　“奇书”是中国传统小说最典型的理念，但关于“奇书”的美学内涵，古代的文人们　却总是语焉不详的，其中“体验”的东西，“幻”是第一重要的，幻是其艺术上追求的　极境；其次“警世”是思想的灵魂，作者的良苦用心，不外教化讽喻，于奇幻和“淫艳　”的外表之下，传达出伤怀人生的主旨。归根到底，奇书的生命在于其“省世”的“教　人生怜悯畏惧心”(注：谢颐：《第一奇书序》，见《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　齐鲁书社1987年版。)的力量，而当代中国小说中出现的一些具有奇书倾向和趣味的作　品，却大抵徒具其形。我不能说《檀香刑》标志着莫言已然认同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美学　旨趣，但在“比喻”的意义上，它却无疑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奇书式的作品。这不仅是因　为它在小说的形式上采取了诸如“凤头”“猪肚”和“豹尾”式的结构，用了非常“土　味”的地方戏曲中的语言，还有对非常典型的民间生活情态和“幻异淫艳”的传奇式的　人物事件的细描，更因为其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把刑罚变成了大戏、变成艺术和狂欢　的文化——的精妙概括，是这样一个极具警世意味的理念，造就了它奇书的品格。
　　刑罚是怎样变成了戏剧——对一些人是灾难，对另一些人则是节日的?《檀香刑》极尽　繁文缛节地书写了作为“戏剧”和“节日狂欢”的刑罚，它用反照甚至残酷的掩饰的方　式，让我们目睹和欣赏了由种族的“集体遗忘”带来的欢乐，这是奇书的气魄和方法。　但它却也戏剧性地强化了《狂人日记》和《药》一类作品曾经展现的主题。还是在这篇　新近的讲演中莫言说，“酷刑的设立，是统治者为了震慑老百姓，但事实上，老百姓却　把这当成了自己的狂欢节……执刑者和受刑者都是这个独特舞台上的演员。”这分明是　“吃人”和“人血馒头”的叙事的重现。不过，如果我们再把目光放远一点，就会发现　这其实也是中国古老的“刑罚历史”的一个延伸，早在《尚书·皋陶谟》中，就有了关　于古代中国的经典刑罚——“五刑”的记载，曰“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　哉!”此五刑曰：墨、劓、ｆèｉ@②、宫、大辟(处死)。这一纪年时间，要上溯到夏禹　的时代。可见“刑罚文明”创立之早、花样之丰富、功用之齐全，恐令全世界的统治者　欲望其项背而不能!这还不包括在后代的统治者那里又发扬光大了的无数种变换花样的　刑罚，像车裂、腰斩、凌迟、活埋……还有此小说中堪称旷世奇闻的“檀香刑”。正像　小说中德国总督克罗德所说的，“中国什么都落后，但是刑罚是最先进的，中国人在这　方面有特别的天才。让人忍受了最大的痛苦才死去，这是中国的艺术，是中国政治的精　髓”。为什么会将刑罚变成了艺术，是什么东西使刑罚变成了中国人特有的“艺术”?
　　莫言的叙事才华不但表现在他最擅长戏剧性结构的设置，更在于他能够将结构这样的　形式要素，变成内容和思想本身。《檀香刑》的故事，用最通俗的话来说可以概括为“　一个女人和她的三个‘爹’的故事”，这样的结构本身就会产生出强大的叙述动力。但　在这里作家的意图却不仅限于叙述的戏剧性构造，而是要生动地实现一个“历史的纠结　与缠绕”的主题。在这个关系中，杀人者与被杀者、统治者与其工具、权力与民间、帮　凶和知识分子，这些不同的社会势力纠结到了一起，成为盘根错节甚至血肉相联的因素　，它们共同构成了“将刑罚变成狂欢”的力量。通过这些关系，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　现代文明与民族情结、权力阶层的利益与知识者的良知等等观念性的东西，也产生了尖　锐多向的冲突与矛盾纠结。犯案的是孙眉娘的亲爹孙丙，而行刑的是孙眉娘的公爹赵甲　，断案监斩的又是孙眉娘的“干爹”兼情人县令钱丁，这样一个关系，把孙眉娘这样一　个乡村女性推上了血与火、恩与仇的情感的焦点之上，也把一场集杀人的悲剧与看客的　狂欢于一体的喜剧，处理得更加集中。“甲”、“丙”、“丁”，这些名字不难看出都　是中国人的芸芸众生的“代称”，他们就是整个狂欢与“吃人”群体的化身，包括孙丙　，他自己既是这场荒唐悲剧的受难者，同时也是导演者，什么样的文化自然会导致出现　什么样的结局。正是这样的杀人者和被杀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血缘亲情的联系，这场悲剧　才有了看头，有了令人激动和狂欢的乐趣，有了发人深省的深意。
　　不过，比之鲁迅的“吃人”主题，莫言的小说中又增加了“当代性”的思考——他要　试图揭示东方的民族主义是以怎样的坚忍和蒙昧，来上演这幕民族的现代悲剧的；它要　见证，乡土与民间的“猫腔”同强大的钢铁的“火车”鸣笛混响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土地　上，上演了怎样的滑稽的喜剧；它要揭示在民族文化和民族根性的内部，是什么力量把　酷刑演变成了节日和艺术……即使在《檀香刑》强烈的喜剧叙事的氛围中，也掩饰不住　这样一些庄严的命题。在孙丙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一种“结构性的文化力量”　，他的猫腔戏的生涯，杂烩了民间艺术、农民意识、传统的侠义

《叙述的极限(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