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帝国》理论思维路径及哲学批判
作权力：热核武器、金钱和无线电。首先，热核武器的绝对毁灭能力限定了大多数国家对战争和和平的决定权。其次，帝国通过全球流通的金钱掌控着生产、价值标准以及财富分配等。最后，无线电通讯不仅仅成为确立生产关系的中心要素，而且转化为生产力，推进资本主义发展。帝国通过无线电通讯成功地使全球社会服从于其统治。这三种手段基本上被美国所控制。通常认为美国取代欧洲成为新帝国主义，而哈特和奈格里却有不一样的看法。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在全球推行霸权主义，但是美国并不是帝国主义统治。帝国主义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没有哪个民族国家能成为帝国主义，而帝国统治则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这种新主权形式主要是由美国政府为先导与其他支配性的民族国家、非国家力量、国际机构、超国家的经济组织等其他一系列的力量形成网状分布结构来进行权力运作。帝国以这种离散的、网状式的超越民族国家的主权形式来进行全球统治。帝国统治无所不在，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征服社会生活的整个领域，没有什么能逃过帝国之网。在科技发达、物质财富急剧增加的今天，人类并没有因此获得更大的自由，而是被他者支配着的。旧帝国局限于对工厂工人活劳动的剥削，而新帝国则控制世界上每个个人的日常生活层面，“它不仅仅统治全球的疆域与人口，而且也创造了它安置自身的世界；它不仅统治着人类的相互交往，而且直接寻求统治人性。它统治的对象是完全的社会生活”。
帝国的统治形式渗透到全球各个角落，渗透到各个层面，甚至直接统治人性最深处。但是帝国的统治却不容易被人察觉，如糖衣炮弹慢慢渗入人的日常生活。对此，哈特和奈格里如此评价：“尽管帝国的实践不断地沐浴在血中，但帝国的概念一直用于和平的——一种在历史之外的永久而普遍的和平。”帝国所宣称的和平不过是虚假的幌子，不过是用来掩盖帝国带来的压迫和毁灭。
三、大众：全球化时代下反抗帝国统治的新力量
面对帝国无孔不入的压迫以及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事实，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以下两条道路：要么为全球化歌功颂德，否认帝国的压迫，认为全球化必然带来新自由主义的胜利；要么持消极悲观的态度，认为人们没有能力抵御帝国的强权，主张重回过去以逃避现实或者干脆就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
哈特和奈格里思考如何才能获取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他们清楚地意识到，革命的理论就蕴含在帝国自身。“维持着帝国的芸芸众生的创造力也能够自主地构造一个反帝国，一个可供替代的全球流动和交流的政治组织……大众将创造新的民主形式和新的宪政力量，它总有一天将带领我们穿越和超越帝国。”哈特和奈格里固然看到全球化带来的积极影响，他们更敏锐地看到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他们对未来充满积极乐观的精神，辩证地看到压迫和解放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这与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认识不谋而合，即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但它又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掘墓人。马克思在寻找资本主义中的革命力量的时候，并没有从资本主义外部寻找，恰恰是将资本主义内部的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体。无产阶级能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也正是因为它能够推进资本主义发展到极端以致发展到极致之时就会向反方向发展。帝国与大众的关系同资本主义社会与无产阶级的关系相类似。因此，对于全球化和帝国，人类应该勇敢地面对，学会用全球化、帝国的方式去思考、去行动。
关于什么是大众，两位作者并没有在《帝国》一书中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只是从其他方面谈到关于大众的问题。
首先，大众不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阶级，而是涵盖了诸多阶级，即处于帝国剥削下的所有人。在全球化的控制下，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等新阶层都处在帝国剥削的共同的状态下，“农民、穷人、移民等这些曾经作为无产阶级的附属阶层消失了，成为相似的劳动者”。
其次，大众的出现归根结底在于非物质劳动占领霸权地位，不仅改变全球统治方式，更是改变了社会组织结构。“非物质生产的霸权造成了劳动的更加抽象化，它也意味着劳动的更高度的社会化。这种不断地创造共性以及不同的生产方式的趋同过程减少了区分种种劳动者阶层的质的差别。”不同的劳动日益趋同化，劳动的均质化削弱了阶级的基础，也就是说，穷人、工人、农民等的劳动都附属于非物质劳动，工业劳动取得霸权地位的时候，工人阶级是代表的主体，而当非物质劳动取得霸权，并成为劳动与社会发展的趋势时，大众成为新的主体。
再次，大众具有两面：一方面，大众是社会生产的力量。“而今劳动随即成为由知识、情感、科学和语言的力量激活的一种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大众还是摧毁资本主义的反抗主体。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正扩展到一切地方，不再仅仅局限于工厂，更倾向于占领社会生活的整个领域。主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旧的无产阶级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它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新的面孔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其囊括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从有工资的到没工资的，从城市到乡村，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大众”领域。“工人正日益成为非物质劳动生产力的承担者，他们重新占有了生产工具。在非物质劳动生产中，这种工具就是人的大脑。工作的这种独特性质把工人造成大众，而不是阶级。”反对资本的主体超越了工厂的局限，也超越了地域的局限，在全球化的今天，凡涉及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农民、工人、学生等等其他的社会、文化力量都是在大众范围之内。大众既停留于帝国之内，又超脱于帝国之外。可以说没有大众就没有帝国，正是大众支撑起了帝国的大厦，也只有大众的力量才能够摧毁帝国的大厦。
大众不同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是共产主义的开创者和建设者，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推翻资本主义腐朽统治，解放全人类，开始真正的人的历史。而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全球化的今天，无产阶级概念已经不能完全囊括社会革命的主体力量，帝国创造了新的主体——所有的剥削者和被征服的阶层，即与帝国直接相对立的大众。大众的革命之路并不是畅通无阻的，依然有一条艰难的过程要经历。在《帝国》一书中，作者没有详细指出明确的革命道路，大众的革命行动转化成为政治的基本条件，即大众对帝国的压迫行为有了自觉的反抗意识。
总之，帝国在创造剥削压迫的同时也生产了反对剥削压迫的力量——大众，反对帝国的力量正是从帝国自身内部生长出来的。“通往帝国的道路和全球化的进程为解放力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我们的政治任务不是简单地去抵制这些进程，而是去重新组织它们，并再次引导它们到新的目标上去。“大众将创造新的民主形式和新的宪政力量，它总有一天将带领我们穿越和超越帝国。”
四、《帝国》存在的瑕疵
《帝国》一书见解独特，逻辑工整，层层相扣，论述清晰，但并不是无懈可击，同样存在漏洞或者说不足之处。
第一，关于非物质劳动概念。非物质劳动概念是《帝国》中最重要的基础性概念。作者敏锐地注意到新时代下劳动形式的变化及其产生的连锁效应，创新式地提出非物质劳动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推出帝国以及帝国的革命力量——大众。非物质劳动生产作为帝国得以成立的坚实基础，同样也成为大众形成的基础。但是，非物质劳动概念能否恰当地概括全球化时代下的劳动形式的根本性变革？英国学者肖恩·塞耶斯（ Sean Sayers）承认了哈特和奈格里对后工业社会劳动形式发生改变的论断是正确的，但非物质劳动概念并不能有效地理解这一变化。因为所有的劳动都是有目的地对物质进行某种程度的改变，符号劳动、象征性劳动和情感劳动也不例外。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劳动都是物质劳动。因此，非物质劳动概念反而误导人们以为似乎生产可以脱离物质过程以及物质产品。肖恩·塞耶斯认为马克思劳动理论对于解释全球化时代下劳动形式的变化依然有效，而哈特和奈格里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批判或者补充都是无效的。南京大学刘怀玉教授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非物质劳动概念，这一看似标新立异的概念并不能颠覆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因此更不能合理地从非物质理论概念推出帝国和大众。
第二，关于非物质劳动霸权地位。不可否认，哈特和奈格里敏锐地观察到当今劳动与马克思主义所处时代的社会劳动相比较有巨大的变化。他们认为在当今所处的经济范式中，提供服务和掌控信息的非物质劳动是经济生产的核心。如今的非物质劳动生产是否已经达到他们所认为的发展程度，并取得霸权统治地位，是否所有的生产都趋向服务化、信息化，对于这一点应该持怀疑态度。从数量上看，非物质劳动没有占据数量方面的优势。关于这一点，哈特和奈格里也清楚地看到，认为全球的绝大多数的工人还是从事物质性的生产劳动，从事非物质劳动的劳动者数量在全球范围内只占少数部分。工业劳动在数量上没有下降，此外农业劳动在数量上也占据一定的优势，在数量方面，非物质劳动一直没有占绝对的优势。从范围方面看，非物质劳动也还不是普遍的劳动形式，其主要是集中在世界的部分地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很不均匀。这些发达国家尽量维持这种不均衡，只有其他国家不断地生产物质产品，才能维持整个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才能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去进行非物质劳动。从发展速度方面看，非物质劳动在发展速度方面也不是很快，而很多快速增长的行业都不是以高程度的智力——语言为内容的非物质劳动。非物质劳动的现实状况毕竟还没有发展到哈特和奈格里所讲的那种程度。
第三，关于大众能否成为帝国中的革命的力量。按照哈特和奈格里的论证逻辑，由于非物质劳动取得霸权，原来不在资本扩张范围内的全球各地区的农民、移民、学生等社会群体的劳动都直接受到资本的剥削。而面对资本的扩张、剥削等特性，这些群体因为共同的社会形式而主动合作形成大众。
他们认为大众不是无产阶级，帝国时代的革命希望在大众，而不是马克思所讲的无产阶级。在帝国中并不存在作为阶级而存在的无产阶级，取而代之的必然是作为大众中的个体的产业工人。“时至今日，那个（无产）阶级已从我们的视线中彻底消失了。……无产阶级已不再是昔日的旧模样，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消亡。……我们理解的无产阶级范畴包括一切受剥削于、受支配于资本主义的人。”
对于新的革命主体，我们不禁要提出以下几个问题：大众既是内在于资本，同时又是外在于资本的，这样的大众如何去反对帝国？在全球化的今天，计算机的中介作用导致了劳动出现均质化，但是也制造了相反的方面——异质化，例如，全球经济的等级化等等，人民越来越认识到各自间存在着的差异。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中没有解释如何去克服非物质劳动制造、并不断被强化的差异。分散的、具有独立个体性的大众如何相互交往并且共同进行革命活动，这是大众概念面临的一个大的挑战。关于这一点，两位作者也充分意识到了，“分散到各种网络中的生产劳动如何才能找到一个中心？如何才能使大众精神和肉体的物质性、非物质性生产构建起共同感和方向感”？对于这一自问，他们没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自答。因此，对于大众能否担当得起革命主体的使命这个问题，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总之，《帝国》尽管在理论借鉴、概念论证等方面存在瑕疵，但哈特和奈格里的理论探索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中颇具新意，对全球化的信息时代劳动形式、全球统治形式以及新革命力量作出了敏锐、精彩和旁征博引的阐述，创新性地提出非物质劳动、帝国和大众概念来概括全球化时代下劳动形式、全球统治方式和革命力量的新变革。另一方面，哈特和奈格里的新探索创新式的解读马克思主义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阶级斗争和人类解放等，这些学术创新存在一定的价值，值得学者们进行反思和批判。
参 《浅析《帝国》理论思维路径及哲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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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统治形式渗透到全球各个角落，渗透到各个层面，甚至直接统治人性最深处。但是帝国的统治却不容易被人察觉，如糖衣炮弹慢慢渗入人的日常生活。对此，哈特和奈格里如此评价：“尽管帝国的实践不断地沐浴在血中，但帝国的概念一直用于和平的——一种在历史之外的永久而普遍的和平。”帝国所宣称的和平不过是虚假的幌子，不过是用来掩盖帝国带来的压迫和毁灭。
三、大众：全球化时代下反抗帝国统治的新力量
面对帝国无孔不入的压迫以及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事实，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以下两条道路：要么为全球化歌功颂德，否认帝国的压迫，认为全球化必然带来新自由主义的胜利；要么持消极悲观的态度，认为人们没有能力抵御帝国的强权，主张重回过去以逃避现实或者干脆就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
哈特和奈格里思考如何才能获取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他们清楚地意识到，革命的理论就蕴含在帝国自身。“维持着帝国的芸芸众生的创造力也能够自主地构造一个反帝国，一个可供替代的全球流动和交流的政治组织……大众将创造新的民主形式和新的宪政力量，它总有一天将带领我们穿越和超越帝国。”哈特和奈格里固然看到全球化带来的积极影响，他们更敏锐地看到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他们对未来充满积极乐观的精神，辩证地看到压迫和解放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这与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认识不谋而合，即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但它又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掘墓人。马克思在寻找资本主义中的革命力量的时候，并没有从资本主义外部寻找，恰恰是将资本主义内部的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体。无产阶级能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也正是因为它能够推进资本主义发展到极端以致发展到极致之时就会向反方向发展。帝国与大众的关系同资本主义社会与无产阶级的关系相类似。因此，对于全球化和帝国，人类应该勇敢地面对，学会用全球化、帝国的方式去思考、去行动。
关于什么是大众，两位作者并没有在《帝国》一书中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只是从其他方面谈到关于大众的问题。
首先，大众不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阶级，而是涵盖了诸多阶级，即处于帝国剥削下的所有人。在全球化的控制下，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等新阶层都处在帝国剥削的共同的状态下，“农民、穷人、移民等这些曾经作为无产阶级的附属阶层消失了，成为相似的劳动者”。
其次，大众的出现归根结底在于非物质劳动占领霸权地位，不仅改变全球统治方式，更是改变了社会组织结构。“非物质生产的霸权造成了劳动的更加抽象化，它也意味着劳动的更高度的社会化。这种不断地创造共性以及不同的生产方式的趋同过程减少了区分种种劳动者阶层的质的差别。”不同的劳动日益趋同化，劳动的均质化削弱了阶级的基础，也就是说，穷人、工人、农民等的劳动都附属于非物质劳动，工业劳动取得霸权地位的时候，工人阶级是代表的主体，而当非物质劳动取得霸权，并成为劳动与社会发展的趋势时，大众成为新的主体。
再次，大众具有两面：一方面，大众是社会生产的力量。“而今劳动随即成为由知识、情感、科学和语言的力量激活的一种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大众还是摧毁资本主义的反抗主体。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正扩展到一切地方，不再仅仅局限于工厂，更倾向于占领社会生活的整个领域。主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旧的无产阶级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它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新的面孔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其囊括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从有工资的到没工资的，从城市到乡村，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大众”领域。“工人正日益成为非物质劳动生产力的承担者，他们重新占有了生产工具。在非物质劳动生产中，这种工具就是人的大脑。工作的这种独特性质把工人造成大众，而不是阶级。”反对资本的主体超越了工厂的局限，也超越了地域的局限，在全球化的今天，凡涉及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农民、工人、学生等等其他的社会、文化力量都是在大众范围之内。大众既停留于帝国之内，又超脱于帝国之外。可以说没有大众就没有帝国，正是大众支撑起了帝国的大厦，也只有大众的力量才能够摧毁帝国的大厦。
大众不同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是共产主义的开创者和建设者，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推翻资本主义腐朽统治，解放全人类，开始真正的人的历史。而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全球化的今天，无产阶级概念已经不能完全囊括社会革命的主体力量，帝国创造了新的主体——所有的剥削者和被征服的阶层，即与帝国直接相对立的大众。大众的革命之路并不是畅通无阻的，依然有一条艰难的过程要经历。在《帝国》一书中，作者没有详细指出明确的革命道路，大众的革命行动转化成为政治的基本条件，即大众对帝国的压迫行为有了自觉的反抗意识。
总之，帝国在创造剥削压迫的同时也生产了反对剥削压迫的力量——大众，反对帝国的力量正是从帝国自身内部生长出来的。“通往帝国的道路和全球化的进程为解放力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我们的政治任务不是简单地去抵制这些进程，而是去重新组织它们，并再次引导它们到新的目标上去。“大众将创造新的民主形式和新的宪政力量，它总有一天将带领我们穿越和超越帝国。”
四、《帝国》存在的瑕疵
《帝国》一书见解独特，逻辑工整，层层相扣，论述清晰，但并不是无懈可击，同样存在漏洞或者说不足之处。
第一，关于非物质劳动概念。非物质劳动概念是《帝国》中最重要的基础性概念。作者敏锐地注意到新时代下劳动形式的变化及其产生的连锁效应，创新式地提出非物质劳动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推出帝国以及帝国的革命力量——大众。非物质劳动生产作为帝国得以成立的坚实基础，同样也成为大众形成的基础。但是，非物质劳动概念能否恰当地概括全球化时代下的劳动形式的根本性变革？英国学者肖恩·塞耶斯（ Sean Sayers）承认了哈特和奈格里对后工业社会劳动形式发生改变的论断是正确的，但非物质劳动概念并不能有效地理解这一变化。因为所有的劳动都是有目的地对物质进行某种程度的改变，符号劳动、象征性劳动和情感劳动也不例外。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劳动都是物质劳动。因此，非物质劳动概念反而误导人们以为似乎生产可以脱离物质过程以及物质产品。肖恩·塞耶斯认为马克思劳动理论对于解释全球化时代下劳动形式的变化依然有效，而哈特和奈格里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批判或者补充都是无效的。南京大学刘怀玉教授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非物质劳动概念，这一看似标新立异的概念并不能颠覆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因此更不能合理地从非物质理论概念推出帝国和大众。
第二，关于非物质劳动霸权地位。不可否认，哈特和奈格里敏锐地观察到当今劳动与马克思主义所处时代的社会劳动相比较有巨大的变化。他们认为在当今所处的经济范式中，提供服务和掌控信息的非物质劳动是经济生产的核心。如今的非物质劳动生产是否已经达到他们所认为的发展程度，并取得霸权统治地位，是否所有的生产都趋向服务化、信息化，对于这一点应该持怀疑态度。从数量上看，非物质劳动没有占据数量方面的优势。关于这一点，哈特和奈格里也清楚地看到，认为全球的绝大多数的工人还是从事物质性的生产劳动，从事非物质劳动的劳动者数量在全球范围内只占少数部分。工业劳动在数量上没有下降，此外农业劳动在数量上也占据一定的优势，在数量方面，非物质劳动一直没有占绝对的优势。从范围方面看，非物质劳动也还不是普遍的劳动形式，其主要是集中在世界的部分地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很不均匀。这些发达国家尽量维持这种不均衡，只有其他国家不断地生产物质产品，才能维持整个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才能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去进行非物质劳动。从发展速度方面看，非物质劳动在发展速度方面也不是很快，而很多快速增长的行业都不是以高程度的智力——语言为内容的非物质劳动。非物质劳动的现实状况毕竟还没有发展到哈特和奈格里所讲的那种程度。
第三，关于大众能否成为帝国中的革命的力量。按照哈特和奈格里的论证逻辑，由于非物质劳动取得霸权，原来不在资本扩张范围内的全球各地区的农民、移民、学生等社会群体的劳动都直接受到资本的剥削。而面对资本的扩张、剥削等特性，这些群体因为共同的社会形式而主动合作形成大众。
他们认为大众不是无产阶级，帝国时代的革命希望在大众，而不是马克思所讲的无产阶级。在帝国中并不存在作为阶级而存在的无产阶级，取而代之的必然是作为大众中的个体的产业工人。“时至今日，那个（无产）阶级已从我们的视线中彻底消失了。……无产阶级已不再是昔日的旧模样，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消亡。……我们理解的无产阶级范畴包括一切受剥削于、受支配于资本主义的人。”
对于新的革命主体，我们不禁要提出以下几个问题：大众既是内在于资本，同时又是外在于资本的，这样的大众如何去反对帝国？在全球化的今天，计算机的中介作用导致了劳动出现均质化，但是也制造了相反的方面——异质化，例如，全球经济的等级化等等，人民越来越认识到各自间存在着的差异。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中没有解释如何去克服非物质劳动制造、并不断被强化的差异。分散的、具有独立个体性的大众如何相互交往并且共同进行革命活动，这是大众概念面临的一个大的挑战。关于这一点，两位作者也充分意识到了，“分散到各种网络中的生产劳动如何才能找到一个中心？如何才能使大众精神和肉体的物质性、非物质性生产构建起共同感和方向感”？对于这一自问，他们没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自答。因此，对于大众能否担当得起革命主体的使命这个问题，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总之，《帝国》尽管在理论借鉴、概念论证等方面存在瑕疵，但哈特和奈格里的理论探索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中颇具新意，对全球化的信息时代劳动形式、全球统治形式以及新革命力量作出了敏锐、精彩和旁征博引的阐述，创新性地提出非物质劳动、帝国和大众概念来概括全球化时代下劳动形式、全球统治方式和革命力量的新变革。另一方面，哈特和奈格里的新探索创新式的解读马克思主义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阶级斗争和人类解放等，这些学术创新存在一定的价值，值得学者们进行反思和批判。
参 《浅析《帝国》理论思维路径及哲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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