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37年前爆发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国家机体中长期存在的一些矛盾，如官僚阶层与群众的矛盾，上层与下层的矛盾，党内与党外的矛盾。文化大革命不可能真正解决这些矛盾，但文化大革命进一步证明了解决这些矛盾的重要性。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很复杂的，既有防修反修的意图，也有为贯彻自己的主张清除阻力的打算。另外，还包含着反官僚主义、特别是反对党内干部高高在上，和普通党员、党外群众、基层人员形成对立的考虑。一些当权者仗权欺压群众，甚至鱼肉群众，还有一些当权者在工作中长期搞强迫命令，动辄打击报复；一些当权者贪占严重，生活腐败，还有一些当权者在过去的运动中整了不少人。所有这些霸道的“官僚主义”及其行为，自然要成为文化大革命打击的对象。毛泽东提出的“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官僚资产阶级的坏干部”，理所当然地包括这些人在内。文革前开展的“四清”就已经提出了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解决上述干部问题。而从已经开展“四清”运动的地区看，这方面的人和事的确揭露了不少，整了一批应当整的“四不清”干部，出了许多群众的气。当然，同时也冤枉了一批人。正如《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所评价的那样：“历时三年多的城乡社教运动（指“四清”和“五反”运动――引者注），对纠正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方面的许多缺点，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也“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对相当一部分干部来说，文化大革命对他们固然有不公正的一面，也有公正的地方。不能笼统地说所有在文革中受整的干部都是纯粹的被迫害者。另外，毛泽东在文革中提出的群众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从冲破高度集中的体制、让群众真正当家作主而言，并没有什么错误的地方。中国的改革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从本质上说正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结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民群众自发搞大包干，后来又搞村民自治，都不是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实践吗？当然，文化大革命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官僚体制、官僚主义阶层和群众的矛盾，相反却把这个矛盾弄得更加复杂化甚至有点扑朔迷离了。但文化大革命以极端的方式提出并证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中国要完成的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就是要变高度集中的官僚命令体制为民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治理体制，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阶层和群众的对立问题。 《我看37年前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