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立法
.调整就业政策。
在我国《劳动法》现有就业政策规定的基础上增加弹性就业内容。弹性就业与全日制就业不同，可以根据劳动者的就业条件、择业选择和各类用人单位需求建立多样形式的劳动关系。弹性就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产物，是支持现代企业用人制度、促进就业和建立弹性退休制度的有效措施。为适应劳动力市场弹性发展趋势和建立弹性就业机制，需要在《劳动法》中明确规定弹性就业为我国合法就业形式，并规定第二就业关系的合法性，明确劳动者有依法签订第二就业关系劳动合同的权利。在“工资”一章中规定不同就业关系中工资分配的原则和比例。在“法律责任”一章中规定劳动监察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相应责任。
2.调整工资调控措施。
《劳动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对工资总量进行宏观调控。”这种措施仅对从国家财政支付工资的机关、团体具有实际效力，而对非国有组织缺乏调控的可能。因此应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由企业根据其利润水平自己控制工资水平，政府为用人单位提供工资价位参考数据，监督工资保障措施的实施，并通过立法和监督建立严格的工资报告制度，从而确保政府税收和社会保险费用的征缴。
3.健全裁员的法定程序和雇主补偿责任。
裁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而经常采用的措施，一味地限制效果并不理想。因此，立法上，承认用人单位拥有裁员权力，但要合理地行使，在不得已而裁员的情况下，应给予被裁减职工充分的补偿。
4.健全集体谈判制度。
我国《劳动法》关于集体谈判的规定显得空洞1，缺乏支持集体协商的原则和程序性规定，影响集体协议的真实性和效果。因此，我国《劳动法》中应当设立独立的集体协议章，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与《工会法》相衔接，具体详细地规定集体协商主体资格、代表产生和代表的权利义务、谈判程序和阶段、谈判费用、协议执行等问题。
5.建立职工参与法律制度。
职工参与法律制度包括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和企业利润分享。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即通过劳动关系双方的平等协商，在企业内部建立民主管理机制。其外在表现为信息分享、平等协商和有效结果。职工参与企业利润分享，即雇员分红、入股或二者合并的参与企业利润分享。在1992年欧盟理事会通过的一项建议案中称：“工人参与企业利润分享，是一种鼓励雇员投入企业未来发展的有效方式；对雇员分红可以创造潜在利润。”因此，在《劳动法》中增加职工参与章，明确规定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和利润分享的原则与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社会保障费用征收
社会保障制度已经被普遍认为是稳定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安全网”和“减振器”。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我国经济面临的风险最终会降临到具体的个人身上。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很不完善，人们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认识不足。而制度中1%的缺陷对受其影响的人来说就是100%的损失。因此，既需要以立法方式将其制度化、法律化，又要广泛宣传和切实实施，让人们知道个人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责任和当其遇到困难时可以从社会得到什么样的保障待遇以及如何得到这些待遇。只有这样，在出现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和个人劳动风险时，人心才能够保持稳定。因此，应尽快制定《社会保险法》[8]，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将社会保险的覆盖面普及全社会。
（四）完善工会立法，赋予工人基本的罢工权
罢工权是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盟约》第8条规定：“本盟约缔约各国承担保证：……（丁）有权罢工，但应按照各国的法律行使此项权利。”结社自由委员会认为罢工行为是工人及其组织为捍卫或增进其经济和社会利益可以使用的一种重要手段；罢工行动属于第87号公约第3条规定的工人组织有权规划自己的活动和制定自己的工作计划这项权利范围内的行动。因此，用法律禁止罢工是对工会捍卫和增进会员利益以及对工会自由规划其活动的重大限制，是与结社自由原则相抵触的。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我国劳动关系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出现。因此，应对罢工权重新认识，赋予劳动者在一定条件下以罢工来对抗雇主是弥补其弱者地位的一种有效手段。我国在2001年2月批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时，并未对罢工条款作出保留，而国内法中没有关于罢工的规定，出现了法律漏洞。罢工行为涉及面广，具有对抗性、群众性和迁延性等特点，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秩序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应通过法律规定劳动者的罢工权、罢工的条件和不得罢工的情形以及罢工的处理机构和处理程序。
五、结束语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我国立法包括劳动与社会保障立法最大的冲击主要来自思想观念和法治精神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要求基本人权和各种法定权利的真正实现，因此各项立法必须具有逻辑上的自恰性又具有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同时要伴随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务员素质提高，从而改进政府形象，实现“高效、廉洁、低成本”的政府运作机制，充分体现法律和制度的人文关怀。最终在政治民主、法治健全、社会自由的前提下，落实各项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保障所有劳动者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赋予劳动者罢工权和用人单位裁员权，协调劳动关系，实现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促进
参考文献：
[1]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2]国际劳工组织1958年通过的《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1964年通过的《就业政策公约》。
[3]仲大军。国民待遇不平等审视-二元结构下的中国[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271。
[4]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97。
[5]邓放歌。一个农民孩子的心路历程，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附录），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354。
[6]江山。中国法理念[M].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89.115.3311《劳动法》关于集体合同的规定仅有三条，即从第三十三条到三十五条。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3。
[8]王全兴。劳动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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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劳动法》现有就业政策规定的基础上增加弹性就业内容。弹性就业与全日制就业不同，可以根据劳动者的就业条件、择业选择和各类用人单位需求建立多样形式的劳动关系。弹性就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产物，是支持现代企业用人制度、促进就业和建立弹性退休制度的有效措施。为适应劳动力市场弹性发展趋势和建立弹性就业机制，需要在《劳动法》中明确规定弹性就业为我国合法就业形式，并规定第二就业关系的合法性，明确劳动者有依法签订第二就业关系劳动合同的权利。在“工资”一章中规定不同就业关系中工资分配的原则和比例。在“法律责任”一章中规定劳动监察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相应责任。
2.调整工资调控措施。
《劳动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对工资总量进行宏观调控。”这种措施仅对从国家财政支付工资的机关、团体具有实际效力，而对非国有组织缺乏调控的可能。因此应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由企业根据其利润水平自己控制工资水平，政府为用人单位提供工资价位参考数据，监督工资保障措施的实施，并通过立法和监督建立严格的工资报告制度，从而确保政府税收和社会保险费用的征缴。
3.健全裁员的法定程序和雇主补偿责任。
裁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而经常采用的措施，一味地限制效果并不理想。因此，立法上，承认用人单位拥有裁员权力，但要合理地行使，在不得已而裁员的情况下，应给予被裁减职工充分的补偿。
4.健全集体谈判制度。
我国《劳动法》关于集体谈判的规定显得空洞1，缺乏支持集体协商的原则和程序性规定，影响集体协议的真实性和效果。因此，我国《劳动法》中应当设立独立的集体协议章，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与《工会法》相衔接，具体详细地规定集体协商主体资格、代表产生和代表的权利义务、谈判程序和阶段、谈判费用、协议执行等问题。
5.建立职工参与法律制度。
职工参与法律制度包括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和企业利润分享。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即通过劳动关系双方的平等协商，在企业内部建立民主管理机制。其外在表现为信息分享、平等协商和有效结果。职工参与企业利润分享，即雇员分红、入股或二者合并的参与企业利润分享。在1992年欧盟理事会通过的一项建议案中称：“工人参与企业利润分享，是一种鼓励雇员投入企业未来发展的有效方式；对雇员分红可以创造潜在利润。”因此，在《劳动法》中增加职工参与章，明确规定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和利润分享的原则与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社会保障费用征收
社会保障制度已经被普遍认为是稳定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安全网”和“减振器”。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我国经济面临的风险最终会降临到具体的个人身上。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很不完善，人们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认识不足。而制度中1%的缺陷对受其影响的人来说就是100%的损失。因此，既需要以立法方式将其制度化、法律化，又要广泛宣传和切实实施，让人们知道个人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责任和当其遇到困难时可以从社会得到什么样的保障待遇以及如何得到这些待遇。只有这样，在出现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和个人劳动风险时，人心才能够保持稳定。因此，应尽快制定《社会保险法》[8]，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将社会保险的覆盖面普及全社会。
（四）完善工会立法，赋予工人基本的罢工权
罢工权是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盟约》第8条规定：“本盟约缔约各国承担保证：……（丁）有权罢工，但应按照各国的法律行使此项权利。”结社自由委员会认为罢工行为是工人及其组织为捍卫或增进其经济和社会利益可以使用的一种重要手段；罢工行动属于第87号公约第3条规定的工人组织有权规划自己的活动和制定自己的工作计划这项权利范围内的行动。因此，用法律禁止罢工是对工会捍卫和增进会员利益以及对工会自由规划其活动的重大限制，是与结社自由原则相抵触的。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我国劳动关系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出现。因此，应对罢工权重新认识，赋予劳动者在一定条件下以罢工来对抗雇主是弥补其弱者地位的一种有效手段。我国在2001年2月批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时，并未对罢工条款作出保留，而国内法中没有关于罢工的规定，出现了法律漏洞。罢工行为涉及面广，具有对抗性、群众性和迁延性等特点，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秩序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应通过法律规定劳动者的罢工权、罢工的条件和不得罢工的情形以及罢工的处理机构和处理程序。
五、结束语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我国立法包括劳动与社会保障立法最大的冲击主要来自思想观念和法治精神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要求基本人权和各种法定权利的真正实现，因此各项立法必须具有逻辑上的自恰性又具有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同时要伴随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务员素质提高，从而改进政府形象，实现“高效、廉洁、低成本”的政府运作机制，充分体现法律和制度的人文关怀。最终在政治民主、法治健全、社会自由的前提下，落实各项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保障所有劳动者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赋予劳动者罢工权和用人单位裁员权，协调劳动关系，实现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促进
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稳定。
参考文献：
[1]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2]国际劳工组织1958年通过的《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1964年通过的《就业政策公约》。
[3]仲大军。国民待遇不平等审视-二元结构下的中国[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271。
[4]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97。
[5]邓放歌。一个农民孩子的心路历程，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附录），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354。
[6]江山。中国法理念[M].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89.115.3311《劳动法》关于集体合同的规定仅有三条，即从第三十三条到三十五条。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3。
[8]王全兴。劳动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453。
《全球化背景下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立法(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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