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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存在与时间” ——汉语“是”源于“时”的考察


出,多两叶对生;及其既长,则枝叶左右参差。故‘屮’象初生之形,而‘ㄓ’象枝茎益大也。’”段注:“之,出也;引申之,为‘往’义。”各家说法虽略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之”的本义有生长、发展、变动之意。这样,“时”的“四时”含义也就非常好理解了:“日”变动运转而产生“四时”,这是“时”的本义;抽象的“时间”意义如段玉裁所说,是由原来具体的“本春秋冬夏之称引申”而发展出来的。“时”后来从“四时”意义发展出我国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准则”(本在)、“此”(在者)和判断(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时”曾经是我国形而上学存在论的集中的语言体现。
    四

    “时”为什么会是存在论概念?或者说,形而上学的本在、存在、在者三个基本概念怎么会与时间之词发生关系?这正是海德格尔在它影响巨大的《存在与时间》(又译《是与时》)[10]里想要告诉我们的。海德格尔把人这种“此在”直接解释为“时间性”。海氏认为,人这种此在与别的此在的一个本质区别是:人一经“被抛在世”,就“隐而不彰地领会着解释着存在这样的东西”;[11]而人总是“从将来‘来向’自身”,[12]或“先行到未来”,即人总是预先规划设计自己的未来,然后再采取行动。这样,人就“首先在世内照面的……事物那里发现时间,……经验到时间”,[13]“利用放着光和热的太阳”这一存在者“生长出‘最自然’的时间尺度——日”。[14]“现场”的“日”变动不居,但人却从它那里领悟到没有在“世内照面”的存在,领悟到那个没有“照面”的“常”“法”“则”——“是”。因此,由万变的“时”(运动变化的日)生长出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最高范畴“本在”意义,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中华民族的本体论观念“是”来自“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这对于我们认识中华文化的原初根源是有重要意义的。

    “是”来自“时”的难题解决了,我们来讨论“是”“时”与指代词“这”“此”的关系问题。汉语的判断词“是”与指代词“是”有密切关系,语言学界一般认为判断词“是”是由近指代词“是”发展而来。[15]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近指代词“是”怎么会发展出判断词“是”来?

    这是关于“是”的最令人困惑的一个问题。词义的派生主要有两种方式:引申或比喻。引申义以事物的相关性为基础,比喻义以事物的相似性为基础。判断词“是”与近指代词“是”之间既无相关性,又无相似性,从词义发展方面无法解释。这种不同用法的“是”也不是两个词同音假借的关系,因为上古“是”基本不单独做判断词,也就谈不上是一个独立的词,当然也就谈不上谈和别的词同音假借的问题。从传统语言学角度,也许我们永远也解不开“是”的判断义和近指义的关系之迷,但以哲学的眼光来看这一问题,这个处于“遮蔽”状态的“是”便顿然“敞明”了。

    海德格尔认为,传统的语言学是“外在的句子理论”把“‘是’降格,弄成为‘系词’”,[16]因此不可能让语言从遮蔽状态“现象”。如果将“是”从语言学的“系词”还原,“是”就显现它集形而上学本在、存在、在者三个核心概念于一体的实质:这个一体在汉语里就是概念的物质形式语音“shi”、文字符号“是”(原初文字符号为“时”);三个核心概念即同西语系词to be的三个基本义项相应:本在、存在、在者。英语to be的动名词形态being有形而上学“本在”、“在者”二义,当作“在者”用时,being可带上复数形态即beings,being表示形而上学最高概念“本在”时,它不能带复数,而且须大写为Being;而to be的动词形式(am/is/are)即“存在”。因此,本在、存在、和在者在英语to be分别用三种形态表示。而汉语是没有形态的语言,西语中由一个词的不同形态表示的意义,汉语用同一形式表示。“是”的判断义,即西语to be的动词(am/is/are)表示的“存在”意义;“是”的“准则”“常道”义,即西语不能带复数的动名词being表示的“本在”意义;而最令我们困惑的“是”的近指代词“这”“此”义,就是西方形而上学三个基本概念之一的“在者”意义,也就是可带复数的动名词beings表示的意义。西语to be这三位一体的关系与汉语这三位一体的对应关系如下:

    


    动词性“存在”作为“本在”的基本展示方式,其重要功能之一表现为“断真”。实际上,所谓“系词”是从语言学的语法角度讲的,从逻辑学角度讲,它的作用就是断真。本在是什么,什么存在着,在者与本在是什么关系等等,都是断真的问题;“在”问题和“真”的问题是统一体中的两个对立面,二者不可分割。所谓“在者”泛指在时空中“在世”的一切存在物,汉语“此”可指代任何存在者,这就是“是”所含的“此”意义为什么成为形而上学“是”的意义的原因。人这种存在者,海德格尔称为“此在”,他说:“本质上由在世组建起来的那个存在者本身向来就是它的‘此’。

……‘我这里’的‘这里’总……‘那是从里’来领会自身的”,人“这个存在者在它最本己的存在中秉有解除封闭状态的性质。‘此’这个词意指着这种本质性的展开状态。”[17]从语言学角度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是”的指代义与判断义,从哲学角度看则是必然的,如果“是”有了本在意义(“准则”“常道”),有了存在的断真意义(判断),却没有此在的意义,那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同西语一样,汉语“是”也是一个统一的语义系统。

    一部西方哲学史是一部对to be意义的探索史,也就是一部探索“人”本身的历史。“此在通过话语道出自身”,[18]我们探索同“人”这种此在同样原始的语言,就是探索我们自己。西方对to be的探索古希腊即已开始,在现代发生“语言学转向”以后的哲学、尤其语言哲学中,对此的研究更已成为一大学术前沿课题。然而,海德格尔说:“‘是’或‘存在者’意指什么?我们今天对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没有。”只要人这种此在存在,对“是”的探索就永无止境。

    目前我国学界对“是”的研究尚停留在怎样理解西方的to be上,对汉语自身的“是”的研究还未真正开始。当我们开始探索中华民族“是”观念产生的历史时,不应当仅从古典文本的“是”开始,还应当从更早的甲骨文本时期的“时”开始。

    注释:
    
    [1]Being是英语系词to be的动名词形式,相当于希腊语on。on是希腊语系词不定式einai的分词现在时中性单数第一格与第四格,是形而上学中的最高范畴“本在”。参见余纪元《亚里士多德论ON》,《哲学研究》1995年第4期;王路《“是”之研究述评》,《哲学动态》1999年第6期。
    [2]“本在”(on)旧译“本体”,今天哲学界一般译作“存在”。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就误入歧途,从对“存在”本身的探究转向了对“在者”即“本体”(某种实体)的研究,“本体”术语意味着对On本身包含的丰富意义的狭隘化和片面化。故国内哲学界已倾向于采用“存在”这一译语。由于汉语“存在”有动词和名词两种用法,为便于区分,本文将动词“是”(系词)用“存在”表示,将名词“是”(即on)用“本在”表示。
    [3]今天哲学界一般将汉语的“是”仅视为系词,没有注意到“是”产生之初的“本在”意义和“在者”意义,如认为:“中文的‘是

《中国人的“存在与时间” ——汉语“是”源于“时”的考察(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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