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弓之儒的思想特征及学术史地位

，于是乎用刑矣”，这里自然不包括所谓“民”之“无心之过”了。
　　
　　有学者认为，这里的“刑政不缓”是指严刑厉罚，与孔子的德治思想相矛盾，据此推测简文可能成于战国晚期，是受到法家思潮影响而对孔子思想所作的调整。进而认为《孔子家语》的材料非孔子言论原貌，不能据以视为孔子的真实思想④。欧阳祯人甚至主张《仲弓》篇所记并非实录，而是出于仲弓后学或其崇拜者的假托，是为了扩大孔子和仲弓思想的影响而有意附会、编造成文的专门探讨政治哲学的文章⑤。其理由就是简文中出现了所谓“法家”思想。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如果在一般意义上说孔子思想是“德治”，是正确的。但是孔子本人并不反对“刑政”，他认为对于“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者必然要“用刑矣”，简文所说“刑政不缓”应是就此而言，而非泛泛地表示严刑峻罚。在《孔子家语·刑政》篇，还有孔子所言“四杀”：“巧言破律，遁名改作，执左道与乱政者，杀；作淫声，造异服，设伎奇器，以荡上心者，杀；行伪而坚，言诈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惑众者，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者，杀。此四诛者，不以听。”孔子为大司寇而杀少正卯的故事，看来并非法家之徒所伪造，可信为事实。儒家之不否定“刑”，在于政治生活中，德、刑必须相辅相成。《乐记》所谓“刑以防其奸”，说明的就是刑之必需。我们并不能一见到“刑”，就以为乃是法家思想或受法家影响所致。
　　
　　不过，尽管在这几处文献中我们看到了孔子思想的另一方面，但是这绝非孔子思想的主要方面。孔子所强调的，依然是“德”，所谓“太上以德教民”的教化思想。因此，仲弓紧接着问：“敢问导民举德如何？”由于简文的残损，我们无法得知孔子的完整意思是什么，但是从现存残简而言，他无疑是在强调重视培养民之“孝德”，体现了其孝治思想的主旨。
　　
　　在简文的后半部分，有仲弓问“民务”的问题，则是《论语》所不载的。这一部分也相当重要。从这里可以看出，仲弓对于“民务”问题十分重视，他对从政问题有着较为深入的思考，他对于现实中的从政者也有较为深入的体认和观察。孔子对于仲弓的这一发问也深表赞同。仲弓批评“今之君子”，也就是现在的执政者“愎过悍析，难以纳谏”，对此孔子提出只要“今之君子”做到“竭其情，尽其慎者三”，就可谓“近礼”了。孔子对于这三点做了进一步解说：“夫祭，至敬之本也，所以立生也，不可不慎也。夫丧，至爱之卒也，所以成死也，不可不慎也。夫行，顺柔之，一日以善立，所学皆终，一日以不善立，所学皆崩。”孔子可能还引述“昔三代之明王，有四海之内，犹……”来论证“祭、丧、行”的重要性，这与《论语》中孔子所一贯重视祭祀、丧礼、行是吻合的。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简文所谓“古之事君者，以忠与敬”。这在《论语》中也有可资比对者。《为政》：“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这里的“敬忠”是季康子对民的要求。《八佾》：“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里将“忠”已经作为臣德。不过，这里的“忠”仍然是忠于职守的意思。《学而》：“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公冶长》：“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雍也》：“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卫灵公》：“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可见，敬本身就是对为政者的要求。忠与敬，意思相近相通。这里的“君”未必是指国君，也可能是就宗法制度下的卿大夫与家臣的关系而言之君。
　　
　　《仲弓》篇虽然是记载仲弓问孔子有关从政的问题，思想主要属于孔子，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仲弓及仲弓之儒的关注所在。仲弓对于为政问题思考深入，因之能提出较为具体的问题，可见其对于政治问题的关心。仲弓虽然名列孔门“德行”科，而非“政事”科，但是这并不表示其从政能力不及子路和冉求。从孔子对其评价来看，仲弓当比子路和冉求更有为政之才，而且德行出众，故能“可使南面”，非一般家宰所能限量。刘冬颖认为，从《仲弓》简文的内容看，仲弓继承了孔子学说中的“为政以德”思想，将伦理道德与从政密切联系在一起，使孔子的“德治”思想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实践和发扬①。我们认为，这一说法尚不全面。仲弓除了接受了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之外，恐怕还是孔子“刑政”思想的重要传人。我们认为，《仲弓》篇，当与《家语·刑政》篇一样，同属仲弓之儒所记孔子之言，二篇当属仲弓之儒所传的儒家文献。
　　
　　二、仲弓之儒与荀子的关系
　　
　　战国时期的大量简帛材料，极大地改变和丰富了人们对先秦儒学史的认识。但是即便如此，大概谁也不会否认，在整个先秦儒学发展史上，苟子是与孟子可以并驾齐驱、等量齐观的大儒。《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将孟子与荀子作为战国时期儒门代表写入列传，确立“孟荀齐号”①的思想史叙述，早已为人熟知。其实，早于史迁的西汉大儒孔安国已在《孔子家语后序》中明确说：“六国之世，儒道分散，游说之士各以巧意而为枝叶，唯孟轲、孙卿守其所习。”众所周知，自马王堆帛书和郭店楚简问世以来，关于“思孟学派”亦即孟子的学术师承及渊源问题便引起了持续的关注。相形之下，关于苟子的学术思想的渊源所自则探讨较少。数年前杨朝明教授曾发表《从孔子弟子到孟、苟异途》②一文，将荀子的师承渊源上溯至孔子弟子仲弓。然而，仲弓与苟子的关系到底如何，他是否就是荀子所推重的子弓，依然受到学者的质疑，如林桂榛先生的《子弓非孔子弟子仲弓考——兼谈弓荀派与思孟派的思想分歧》③一文便是较为晚近的一例。可见，仲弓之儒与苟子的思想学术关联这一公案尚需继续探讨。
　　
　　苟子所尊崇的大儒子弓，数见于《荀子》书中：
　　
　　盖帝尧长，帝舜短；文王长，周公短；仲尼长，子弓短。（《非相》）
　　
　　若夫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顺，奥变之间，簟席之上，敛然圣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则六说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亲也。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以为臣，是圣人之不得孰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六说者立息，十二子者迁化，则是圣人之得埶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非十二子》）
　　
　　彼大儒者，虽隐于穷阎漏屋，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得以为臣；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国莫能与之争胜，笞棰暴国，齐一天下，而莫能倾也。是大儒之徵也。其言有类，其行有礼，其举事无悔，其持险应变曲当，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穷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杰化之，嵬琐逃之，邪说畏之，众人愧之。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儒效》）
　　
　　以上三处文献，荀子四次提到“仲尼、子弓”④，足以表明这位子弓非同凡响，其与荀子必然存在着学术或思想上的传承关系。
　　
　　因为苟子只是赞誉子弓为大儒，而对其具体身世、身份、思想等皆不见详细解说，以至给后人留下了千古谜团。故自汉代以来颇有异说，至今仍是聚讼纷纷。如此大儒，居然无法弄清其庐山真面目，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关于荀子所推尊的这位大儒子弓，自古以来主要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以为是《论语》中的朱张。皇侃《论语义疏》、陆德明《经典释文》俱引王弼注日：“朱张，字子弓，苟卿以比孔子。今序六人而阙朱张者，明取舍与己合同也。”⑤按，此说最不足据，学者已据理驳之。且不论王弼所言“朱张字子弓”是否可信，即使属实，也绝非苟子所称之子弓。因为既然荀子屡言“仲尼、子弓”，显然子弓当是孔门弟子或后学。而朱张显是孔子之前的贤人，为孔子所称道，其事迹已无可考。故此说可置不论。
　　
　　第二种意见则是指馯臂子弓。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并云：“《荀卿子》皆云馯臂字子弓，今此独作‘弘’，盖误耳。”明是将传《易》之馯臂子弓与苟子所言子弓视为一人。韩愈《送王秀才（埙）序》云：“苟卿之书，语圣人必日孔子、子弓，子弓之事业不传，惟太史公书《弟子传》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于商瞿。”①胡元仪《荀卿别传考异》力主此说②。王遽常《诸子学派要诠》从之③。蒙文通亦谓：“《易传》义虽精至，似别为统绪，若与思孟不相闻接。谅易学别为儒学之行于南方者。诸子征《易》辞，始于荀卿，苟氏亦征《道经》，当为荀卿所受于楚人之传。卿每并称仲尼、子弓，知即传《易》之楚人馯臂子弓。”④郭沫若考证：“他（引者按，指荀子）又屡次称道子弓，和仲尼并举，足见他又是子弓的徒属了……这样的一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的与仲尼并列的子弓，有人说，就是仲弓，本子路亦称季路之例，则仲弓亦可称为子弓。但这个例实在不好援用。因为仲尼不见称子尼，伯鱼不见称子鱼，而子思亦不见称季思，则子路仅亦字季路而已。子弓确有这么一个人，便是传《易》的馯臂子弓。”⑤又说：“苟子本来是在秦以前论到《周易》的唯一的一个儒者，他把同时代的一切学派的代表，尤其是同出于儒家的子思、孟轲，都一概摈斥了，特别把子弓提起来和孔子一道并论，而加以那样超级

《仲弓之儒的思想特征及学术史地位(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