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弓之儒的思想特征及学术史地位
仲弓之儒的思想特征及学术史地位
【摘要】孔门弟子仲弓是一位久被忽略的大儒，通过对上博竹书《仲弓》的分析，可以更加真切地认识仲弓之儒的政治思想与德刑观念。而这与《苟子》中所推尊的子弓正相符合。仲弓之儒应该是苟子一派的学术渊源所自。通过对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综合考察，孔门弟子仲弓及仲弓之儒的思想特征及学术史地位逐渐凸显出来。
【关键词】仲弓；上博竹书《仲弓》；苟子；子弓；儒分为八
中图分类号：B2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660（2012）03-0100-08
韩非在《显学》篇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儒分为八”的学术史命题：“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这一说法影响巨大，在很长的时间内成为人们讨论先秦儒家学术史的重要范畴之一。不过，我们发现，韩非的这一说法并不能涵盖或囊括先秦时期儒家分化的全部内容。如果以此来考察先秦儒学史，将会使我们忽视很多重要的学术信息，无法真切全面地认识先秦儒学的面貌。且不论韩非所谓的“八儒”所指至今仍然众说纷纭，仅就其所遗漏的诸如曾子之儒、子夏之儒、子游之儒及仲弓之儒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儒家学派，而其中仲弓之儒尤属非常重要却久被忽略的一脉。
我们通过对传世文献如《论语》《孔子家语》和简帛文献如上博楚竹书《仲弓》等的综合分析考察，可知仲弓是一位被儒学史忽略的大儒，他在先秦儒学史上应该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不仅在孔门之中地位卓绝，而且还开创了仲弓之儒，并影响了后世的苟子一派。换句话说，在韩非子所谓“八儒”之外，我们还应该格外重视“仲弓之儒”，并重视“仲弓之儒”与“苟氏之儒”的思想学术关联。本文试就此予以申论，希望能够在前贤时彦的基础上，做进一步探讨，厘清其中几个尚待解决的问题，推进先秦儒学史的研究。
一、上博简《仲弓》所见仲弓之儒及其思想特征
传世文献中关于仲弓这位孔门重要弟子的资料并不多，惟有《论语》《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书中的几则资料可资探讨。不过，从《论语》中可知，仲弓名列孔门“四科”之德行科，与颜子、闵子骞并称，尤其是孔子曾经赞誉其“雍也可使南面”，这是极高的赞扬之辞，可见，仲弓不仅有德行，且有治世之才。《家语·刑政》篇和《孔丛子·论刑》篇都记有仲弓与孔子就刑政问题的对话，从中可以了解到仲弓之所关心及其所受孔子之教。
晚近问世的简帛文献有很多关于七十子的资料，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就有一篇有关仲弓的简文。上博简《仲弓》一篇，有自题“中弓”，共存28简，约520字，由于简文残损严重，很多宝贵信息已经无法获知，不过，即以现存简文而言，也足以与《论语》等相比勘，从中一窥仲弓之儒的思想特色①。李学勤、李锐等众多学者早已从文字释读、简序编联①、与传世文献的对应关系及思想学术史意义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虽然因为竹简残损严重，很多地方无法复原，因此众家之编联方案多不一致，不过该篇文意尚能大体理解。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传世文献与简帛文献的比较与结合，对仲弓及仲弓之儒的思想特征问题做进一步的考察。
简文首先交代了仲弓与孔子对话的背景：“季桓子使仲弓为宰。”季桓子为鲁定公（公元前509-495年在位）时鲁国执政卿。孔子当时已经颇具声闻，其弟子也渐渐崭露头角，得到鲁国上层的注意。仲弓本人，在孔门之中以“德行”著称，但也颇具从政的天赋和才能，孔子称誉其“可使南面”，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仲弓一开始对出仕季氏颇感踌躇，故与夫子相商，提出：“季氏……使雍也从于宰夫之后，雍也憧愚，恐贻吾子羞，愿因吾子而辞。”这可使我们想起，《论语·雍也》篇所载：“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仲弓与闵子骞同属孔门“德行”科高第弟子，虽然颇具从政才能，但是．却对仕于大夫之家表示犹豫，甚至谢绝。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受孔子之教，对于“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鲁国现状尤其是对季孙氏不满。但仲弓似乎不像闵子骞那样决绝，故当孔子劝勉一番之后，还是决定接受季氏宰一职。
这里孔子的态度也值得注意。对于季氏使仲弓为宰一事，孔子表现得较为积极。这颇令人生惑。对于季孙氏，孔子是十分不满乃至痛恨的。《论语·八佾》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记：“三家者以雍彻。子日：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既然如此，孔子为何又积极支持仲弓为季氏宰呢？罗新慧认为：“其中的关键原因可能在于孔子对于政治历史发展趋势的清醒分析。”②这无疑是知人之言。我们知道，孔子一生所栖栖遑遑者，就在于重建政治秩序，实现其“天下有道”的王道理想。孔子当然有其政治品格，绝不会苟且，他之所以被人描述为“丧家狗”，又自喻为“择木鸟”，正是其政治品格的表现，但是他更有着“无可无不可”的中庸智慧，有强烈的人世和淑世情怀。所谓“鸟兽不可与同群，无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正是这一信念的表达。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他奔走列国，虽然四处碰壁，却矢志不渝。他希望说动哪怕是昏庸的国君，贪婪的卿大夫，遵从其政治主张，改弦更张，实行教化，实现王道复兴。职是之故，他一方面对季孙氏等僭越周礼、破坏礼乐秩序的行为深表痛恨，严加谴责；但另一方面，他又主张积极人世，利用各种机遇去改良之。因此，他不仅鼓励学生参与政治，出仕为官，而且自己也积极从政，先后担任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和大司寇，积极推行其政治主张。这就使我们理解，为何公山弗扰以费畔时召孔子，他还跃跃欲试？为何佛胖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依然意欲前往？然而这一点却令后儒颇为困惑，以至将之视为后儒的伪托。
此时的孔子虽然尚未正式从政，但其为政思想却早已成熟。因此，当仲弓向其请教“为政何先”时，他提出了具体的措施：“老老慈幼，先有司，举贤才，赦过举罪，政之始也。”这一节可与《论语·子路》相关章节对读。《子路》载：“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显然，《子路》的记载不如《仲弓》翔实，语句顺序也有不同。《论语》缺少“老老慈幼”一条。而在简文中，孔子虽然提到了这一项，却没有展开。这可能是因为孔子对此经常强调、讲说，仲弓对此并不陌生，故云“若夫老老慈幼，既闻命矣”，因此《论语》也就没有列入。
由于仲弓对后三项并不清楚，故有较为详细的问对内容。关于“先有司”，历代的《论语》注家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以为是为政不应事必躬亲，应先任命或命令有司治理具体事务；有的则解作为政应先举贤才为有司；有的认为其意当是指有司当率先垂范，身先士卒之意；有的则认为是为政应以择有司为先。众说不一。而简文的出现，对于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信息。不过，因为对简文的编联不同，其理解也存在差异。晁福林先生以为：“先有司”是指应当顺从民意以选拨有司①。我们以为当以简8+简22+简14+简9的方案编联，因此全句应该是：“仲尼日：‘夫民安旧重迁，……上下相复以忠，则民劝承教，曷为者不……早使不行，妥仁有成。是故有司不可不先也。”’简文虽仍有残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里所强调的是有司对于民的表率作用②。其实，这正是孔子所一贯强调和主张的。孔子一向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重视为政者的表率作用，所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同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孔子提出的第三条措施是“举贤才”，仲弓对此也表示困惑：“雍也不敏，唯有贤才弗知举也，敢问举才如之何？”《子路》载有类似的一句话：“焉知贤才而举之？”孔子的答语，简文与《论语》也基本相同。简文作：“夫才不可掩也，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之者？”《论语》则作：“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春秋末期，士人阶层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对于政治、社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引起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孔子所谓“举贤才”，正反映了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
孔子提出的第四条措施是“赦过举罪”。对于这句话，学者之间的释读颇不一致。有学者释为“赦过与罪”，将“过”与“罪”等同起来，似乎不妥。有学者将之释为“宥过赦罪”，同样不合孔子思想。故我们这里从季旭升的释读。上博五《季康子问于孔子》文中，孔子曾有“大罪杀之，臧罪刑之，小罪罚之”的主张。孔子虽然主张“德治”，但却并不否定刑罚，只不过主张“德主刑辅”而已。这里所谓“赦过举罪”，当知过与罪不同，过谓无心之失，罪为有心之罪。简文中，孔子提出：“山有崩，川有竭，日月星辰犹差，民亡不有过。”从山川和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都有“过差”人手，指出民犯过错是正常的，因此主张“赦过”，反对苛政繁刑。但对于“有心之罪”，则应该分情形予以不同的处理。简文中孔子提出的“刑政不缓，德教不倦”，正合于孔子的一贯之道：德主刑辅。孔子在这里的论述，可与《孔子家语·刑政》篇相对读。该篇为仲弓问孔子有关“刑政”问题，孔子说：“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颛五刑必即天伦。行刑罚则轻无赦，刑，侀也；侧，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尽心焉。”③在孔子看来，刑罚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所谓“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 《仲弓之儒的思想特征及学术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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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门弟子仲弓是一位久被忽略的大儒，通过对上博竹书《仲弓》的分析，可以更加真切地认识仲弓之儒的政治思想与德刑观念。而这与《苟子》中所推尊的子弓正相符合。仲弓之儒应该是苟子一派的学术渊源所自。通过对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综合考察，孔门弟子仲弓及仲弓之儒的思想特征及学术史地位逐渐凸显出来。
【关键词】仲弓；上博竹书《仲弓》；苟子；子弓；儒分为八
中图分类号：B2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660（2012）03-0100-08
韩非在《显学》篇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儒分为八”的学术史命题：“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这一说法影响巨大，在很长的时间内成为人们讨论先秦儒家学术史的重要范畴之一。不过，我们发现，韩非的这一说法并不能涵盖或囊括先秦时期儒家分化的全部内容。如果以此来考察先秦儒学史，将会使我们忽视很多重要的学术信息，无法真切全面地认识先秦儒学的面貌。且不论韩非所谓的“八儒”所指至今仍然众说纷纭，仅就其所遗漏的诸如曾子之儒、子夏之儒、子游之儒及仲弓之儒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儒家学派，而其中仲弓之儒尤属非常重要却久被忽略的一脉。
我们通过对传世文献如《论语》《孔子家语》和简帛文献如上博楚竹书《仲弓》等的综合分析考察，可知仲弓是一位被儒学史忽略的大儒，他在先秦儒学史上应该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不仅在孔门之中地位卓绝，而且还开创了仲弓之儒，并影响了后世的苟子一派。换句话说，在韩非子所谓“八儒”之外，我们还应该格外重视“仲弓之儒”，并重视“仲弓之儒”与“苟氏之儒”的思想学术关联。本文试就此予以申论，希望能够在前贤时彦的基础上，做进一步探讨，厘清其中几个尚待解决的问题，推进先秦儒学史的研究。
一、上博简《仲弓》所见仲弓之儒及其思想特征
传世文献中关于仲弓这位孔门重要弟子的资料并不多，惟有《论语》《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书中的几则资料可资探讨。不过，从《论语》中可知，仲弓名列孔门“四科”之德行科，与颜子、闵子骞并称，尤其是孔子曾经赞誉其“雍也可使南面”，这是极高的赞扬之辞，可见，仲弓不仅有德行，且有治世之才。《家语·刑政》篇和《孔丛子·论刑》篇都记有仲弓与孔子就刑政问题的对话，从中可以了解到仲弓之所关心及其所受孔子之教。
晚近问世的简帛文献有很多关于七十子的资料，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就有一篇有关仲弓的简文。上博简《仲弓》一篇，有自题“中弓”，共存28简，约520字，由于简文残损严重，很多宝贵信息已经无法获知，不过，即以现存简文而言，也足以与《论语》等相比勘，从中一窥仲弓之儒的思想特色①。李学勤、李锐等众多学者早已从文字释读、简序编联①、与传世文献的对应关系及思想学术史意义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虽然因为竹简残损严重，很多地方无法复原，因此众家之编联方案多不一致，不过该篇文意尚能大体理解。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传世文献与简帛文献的比较与结合，对仲弓及仲弓之儒的思想特征问题做进一步的考察。
简文首先交代了仲弓与孔子对话的背景：“季桓子使仲弓为宰。”季桓子为鲁定公（公元前509-495年在位）时鲁国执政卿。孔子当时已经颇具声闻，其弟子也渐渐崭露头角，得到鲁国上层的注意。仲弓本人，在孔门之中以“德行”著称，但也颇具从政的天赋和才能，孔子称誉其“可使南面”，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仲弓一开始对出仕季氏颇感踌躇，故与夫子相商，提出：“季氏……使雍也从于宰夫之后，雍也憧愚，恐贻吾子羞，愿因吾子而辞。”这可使我们想起，《论语·雍也》篇所载：“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仲弓与闵子骞同属孔门“德行”科高第弟子，虽然颇具从政才能，但是．却对仕于大夫之家表示犹豫，甚至谢绝。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受孔子之教，对于“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鲁国现状尤其是对季孙氏不满。但仲弓似乎不像闵子骞那样决绝，故当孔子劝勉一番之后，还是决定接受季氏宰一职。
这里孔子的态度也值得注意。对于季氏使仲弓为宰一事，孔子表现得较为积极。这颇令人生惑。对于季孙氏，孔子是十分不满乃至痛恨的。《论语·八佾》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记：“三家者以雍彻。子日：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既然如此，孔子为何又积极支持仲弓为季氏宰呢？罗新慧认为：“其中的关键原因可能在于孔子对于政治历史发展趋势的清醒分析。”②这无疑是知人之言。我们知道，孔子一生所栖栖遑遑者，就在于重建政治秩序，实现其“天下有道”的王道理想。孔子当然有其政治品格，绝不会苟且，他之所以被人描述为“丧家狗”，又自喻为“择木鸟”，正是其政治品格的表现，但是他更有着“无可无不可”的中庸智慧，有强烈的人世和淑世情怀。所谓“鸟兽不可与同群，无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正是这一信念的表达。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他奔走列国，虽然四处碰壁，却矢志不渝。他希望说动哪怕是昏庸的国君，贪婪的卿大夫，遵从其政治主张，改弦更张，实行教化，实现王道复兴。职是之故，他一方面对季孙氏等僭越周礼、破坏礼乐秩序的行为深表痛恨，严加谴责；但另一方面，他又主张积极人世，利用各种机遇去改良之。因此，他不仅鼓励学生参与政治，出仕为官，而且自己也积极从政，先后担任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和大司寇，积极推行其政治主张。这就使我们理解，为何公山弗扰以费畔时召孔子，他还跃跃欲试？为何佛胖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依然意欲前往？然而这一点却令后儒颇为困惑，以至将之视为后儒的伪托。
此时的孔子虽然尚未正式从政，但其为政思想却早已成熟。因此，当仲弓向其请教“为政何先”时，他提出了具体的措施：“老老慈幼，先有司，举贤才，赦过举罪，政之始也。”这一节可与《论语·子路》相关章节对读。《子路》载：“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显然，《子路》的记载不如《仲弓》翔实，语句顺序也有不同。《论语》缺少“老老慈幼”一条。而在简文中，孔子虽然提到了这一项，却没有展开。这可能是因为孔子对此经常强调、讲说，仲弓对此并不陌生，故云“若夫老老慈幼，既闻命矣”，因此《论语》也就没有列入。
由于仲弓对后三项并不清楚，故有较为详细的问对内容。关于“先有司”，历代的《论语》注家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以为是为政不应事必躬亲，应先任命或命令有司治理具体事务；有的则解作为政应先举贤才为有司；有的认为其意当是指有司当率先垂范，身先士卒之意；有的则认为是为政应以择有司为先。众说不一。而简文的出现，对于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信息。不过，因为对简文的编联不同，其理解也存在差异。晁福林先生以为：“先有司”是指应当顺从民意以选拨有司①。我们以为当以简8+简22+简14+简9的方案编联，因此全句应该是：“仲尼日：‘夫民安旧重迁，……上下相复以忠，则民劝承教，曷为者不……早使不行，妥仁有成。是故有司不可不先也。”’简文虽仍有残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里所强调的是有司对于民的表率作用②。其实，这正是孔子所一贯强调和主张的。孔子一向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重视为政者的表率作用，所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同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孔子提出的第三条措施是“举贤才”，仲弓对此也表示困惑：“雍也不敏，唯有贤才弗知举也，敢问举才如之何？”《子路》载有类似的一句话：“焉知贤才而举之？”孔子的答语，简文与《论语》也基本相同。简文作：“夫才不可掩也，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之者？”《论语》则作：“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春秋末期，士人阶层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对于政治、社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引起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孔子所谓“举贤才”，正反映了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
孔子提出的第四条措施是“赦过举罪”。对于这句话，学者之间的释读颇不一致。有学者释为“赦过与罪”，将“过”与“罪”等同起来，似乎不妥。有学者将之释为“宥过赦罪”，同样不合孔子思想。故我们这里从季旭升的释读。上博五《季康子问于孔子》文中，孔子曾有“大罪杀之，臧罪刑之，小罪罚之”的主张。孔子虽然主张“德治”，但却并不否定刑罚，只不过主张“德主刑辅”而已。这里所谓“赦过举罪”，当知过与罪不同，过谓无心之失，罪为有心之罪。简文中，孔子提出：“山有崩，川有竭，日月星辰犹差，民亡不有过。”从山川和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都有“过差”人手，指出民犯过错是正常的，因此主张“赦过”，反对苛政繁刑。但对于“有心之罪”，则应该分情形予以不同的处理。简文中孔子提出的“刑政不缓，德教不倦”，正合于孔子的一贯之道：德主刑辅。孔子在这里的论述，可与《孔子家语·刑政》篇相对读。该篇为仲弓问孔子有关“刑政”问题，孔子说：“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颛五刑必即天伦。行刑罚则轻无赦，刑，侀也；侧，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尽心焉。”③在孔子看来，刑罚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所谓“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 《仲弓之儒的思想特征及学术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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