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天的批评”：试论作家批评
20世纪被誉为文学“批评的世纪”，然而在其赫赫批评成果中，一种重要的批评现象——作家“反串”批评却时常被忽略。作家们不仅以天才的能力对整个人生和社会进行审美把握与形象呈现，他们同时也从理性和认知的高度对文学作品作出审美的判断，成为批评的同盟军。而且作家们具备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熟谙个中甘苦，天然地与批评保持着某种联系，他们也的确用自己的方式在批评中留下珠玑之言。法国批评家蒂博代在20世纪早期曾有力地肯定了“伟大的作家们，在批评问题上，表达了他们自己的意见。他们甚至表达了许多意见，有的振聋发聩，有的一针见血。”为此，他把批评王国一分为三：“自发的批评”，即读者的口头批评或报刊记者的即时批评；“职业的批评”，即大学教授或文学研究者的批评；“大师的批评”，即已获得公认的大作家的批评[1](p71)。作家批评作为与职业批评并重的批评类型在理论上被提及。时过境迁，蒂博代的理论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而这恰是文学批评景观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批评首次开始与自己的分析对象——文学作品平分秋色，并前所未有地诞生了璨若银河的职业批评家。他们以纯熟的批评方法深入文本，努力在归纳演绎中探究其意义，为批评确立了一套规范系统——并使人们坚信这才是批评。作家批评逐渐被挤压到批评的“边缘”，或者干脆认为是“过时的批评”、“准批评”。韦勒克就直言不讳地指责即使在今天，各国还有一些人，特别是作家，往往还是很好的作家仍被批评史的残余和遗风包围，进行印象鉴赏、趣味判断、沟通作者与读者的“旧的批评”[2](p1-2)。在职业批评的强大攻势下，“作家批评”作为批评类型究竟有无存在的必要和可能？在现代批评园地中又有何新的价值与意义呢？
一、另一种文本阐释方式：作家批评存在的必要性
无论职业批评发展状况如何，作家对批评长期、普遍的介入毕竟是文学史不争的事实。纵观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大都是作家的反串，并没有多少批评专家”[3](p14)；西方亦类似，“最好的文艺批评家往往是文艺创作者本人”，如诗和戏剧方面的歌德，小说方面的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等大师，在他们的谈话录、回忆录、书信集或专题论文里都留下了珍贵的文艺批评[4](p5)。即便是20世纪，纳博科夫、海明威、米兰·昆德拉，包括活跃于当代中国文坛的王蒙、王安忆等作家（注：继王安忆的《心灵的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之后，又陆续有活跃于当下创作界的作冢推出批评文集，如余华的《我能否相信自己》，残雪的《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马原的《阅读大师》，格非的《塞壬的歌声》等。），发表了毫不逊色于同期职业批评家的独特而重要的批评文字。即使作为一种既在的客观现象，批评学的研究也不应该漠然视之。
更重要的是，现代批评已承认，文学文本的意义并非万古不变的常量，而是一个多样性阐释的集群——即文本具有“诗无达诂”式开放性，结果必然是批评中文本单一意义的不可探寻和对阐释多样性的合理要求。而批评既是一种有关解释、分类、分析和评价文学作品的活动，其途径应是多元的。这种“多元”本身即包括参与者身份的多样化。况且，这里“作家批评”作为一种批评类型的存在，其所指已不仅仅停留在蒂博代理论中以职业身份为依据，更指向职业身份决定的主体在批评活动中的批评意识、阅读方式、批评话语等诸多特质。作家作为阐释主体参与文本阐释，他本是创作中人，往往可能解开作为旁观者或职业批评家被遮蔽住的视线，提供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与批评。职业批评家布鲁克斯面对作品曾发出这样的哀叹“实际的情况是，我们不知道不同诗人写诗的方法；我们以为某处是经过呕心沥血的结果，其实这个地方很可能是和该诗其它部分同样自然流露”[5](p90)。照此逻辑，也可能他们认为某处是和该诗其它部分同样自然流露，或许又是作家呕心沥血的结果。这对作家批评就不是难以逾越的障碍，“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认器”的切身创作体验和丰富实践积累使他们更能准确号脉出“呕心沥血的结果”与“自然流露的部分”，从而能读出职业批评忽略或难以觉察的东西。因而，尽管现代批评既宣布了“作者的死亡”，又否定了本文的“神学”意义：作品一旦完成便如离弦之箭不再受作者约束；而本文也不存在自身的终极意义，它是一个多元的、不确定的开放体。但既然没有一种批评能完全企及作品的意义，甚至这种追求本身就值得怀疑，谁又能说作家批评在与作者惺惺相惜中对文本的阐发不是一种同样合理存在的文本解读方式呢？只是这种试图尽可能接近作者的批评不再被认可为作品最具权威或惟一的解释。因此作家作为文本解释者之一平等参予批评的权利是毋庸置疑的。至于韦勒克对作家批评阅读方式或话语方式的指责，却正是作家批评的某些特质所在，下文将具体涉及。纳博科夫能把《荒凉山庄》起始第一段所描绘的大雾、泥淖，从语言上与威风凛凛的大法官、大律师的名字联系起来，把文本中俯拾皆是的双关语、俏皮话、文字游戏等一一发掘出来，巧妙而传神地让读者体悟到贯穿全书的乌烟瘴气的昏暗氛围[6](p97-184)。王安忆对《巴黎圣母院》中外部建筑描写与作品人物和氛围关系的精细体察和不惜文字地长篇分析[7](p109-141)。这些恐怕即使是“新批评”的“细读”或其他流派各异的职业批评家们也望尘莫及的。如果说职业批评将读者引出文本、进入文本之外的世界，作家批评则竭力将读者导入文本之内。艾略特强调以实践者而非学者身份进行批评的缪塞尔·约翰逊“由于他本人就是一个诗人，并且是一个优秀的诗人，所以他对诗的评述意见必须受到尊重”[8](p149)。理论家们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文学研究能“再现作家的批评史，无疑等于从一个新的、特殊的视角撰写文学史，架构另一部专著”[9](p4)。
批评现代性的标志之一就是批评格局的多元化，仅有职业批评方法的多元是不够的，不同批评主体的身份为批评注入不同切入角度，对文本作出不同的解读，更能有力地保障了现代批评的多元格局。从这个意义而言，作家批评作为批评类型的存在完全具有必要性。
二、类型特征：作家批评存在的可能性
作家批评的命名是相对于职业批评的，它是否具有不同于后者的类型特征是其存在与否的有力证据。考察作家的批评活动，一系列有别于职业批评的类型特征或隐或显留存于他们的批评文本中，期待着人们的关注。
1.批评的前理解
简言之，批评是对文本的阐释，通常阐释者在进入文本前不可能处于一种无先验理念的纯净状态，而是带有“前理解”或“前见”起步达向对文本意义的获取。所谓“前理解”在此指批评者尚未接触文本时自身已形成的知识修养、批评意识等先在观念。作家和职业批评家同为文本阐释者时，先在的身份差异已使上述诸多方面产生不同，这必然造成他们步入对文本的正式解读后各自彰显其特征。
批评主体知识结构和艺术兴趣是批评前理解的构成要素之一，作家和职业批评家由于在文学中分工各有侧重，生活的积累和学理的涵养成为各自重心。仅以中国现代批评为例，周扬、胡风诸批评大家与积累了丰富创作体会而介入批评的鲁迅、李健吾等，批评面貌迥然不同。即便是同为京派文人的朱光潜、沈从文，文艺观无甚差别，但一位是彻头彻尾的学者，系统研习过英法文学、心理学、哲学和艺
如果说批评主体知识结构和艺术兴趣在其前理解的构成当中作为基础意义而在，那他对“批评”性质和价值的定位，即从事批评的批评意识则将对批评活动起决定作用。虽然批评主体不一定直接将这种意识诉诸文字，但纵观大量作家批评和职业批评文本，它们都蕴含于其中。
首先让我们关注一下职业批评家是如何认识“批评”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托多洛夫这样解释他对《十日谈》的评论“《十日谈》的一些故事只是被用作验证的材料，之所以选择这些故事，是因为这些故事直觉地看来主要是由叙述性的内容构成 《“第七天的批评”：试论作家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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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另一种文本阐释方式：作家批评存在的必要性
无论职业批评发展状况如何，作家对批评长期、普遍的介入毕竟是文学史不争的事实。纵观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大都是作家的反串，并没有多少批评专家”[3](p14)；西方亦类似，“最好的文艺批评家往往是文艺创作者本人”，如诗和戏剧方面的歌德，小说方面的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等大师，在他们的谈话录、回忆录、书信集或专题论文里都留下了珍贵的文艺批评[4](p5)。即便是20世纪，纳博科夫、海明威、米兰·昆德拉，包括活跃于当代中国文坛的王蒙、王安忆等作家（注：继王安忆的《心灵的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之后，又陆续有活跃于当下创作界的作冢推出批评文集，如余华的《我能否相信自己》，残雪的《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马原的《阅读大师》，格非的《塞壬的歌声》等。），发表了毫不逊色于同期职业批评家的独特而重要的批评文字。即使作为一种既在的客观现象，批评学的研究也不应该漠然视之。
更重要的是，现代批评已承认，文学文本的意义并非万古不变的常量，而是一个多样性阐释的集群——即文本具有“诗无达诂”式开放性，结果必然是批评中文本单一意义的不可探寻和对阐释多样性的合理要求。而批评既是一种有关解释、分类、分析和评价文学作品的活动，其途径应是多元的。这种“多元”本身即包括参与者身份的多样化。况且，这里“作家批评”作为一种批评类型的存在，其所指已不仅仅停留在蒂博代理论中以职业身份为依据，更指向职业身份决定的主体在批评活动中的批评意识、阅读方式、批评话语等诸多特质。作家作为阐释主体参与文本阐释，他本是创作中人，往往可能解开作为旁观者或职业批评家被遮蔽住的视线，提供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与批评。职业批评家布鲁克斯面对作品曾发出这样的哀叹“实际的情况是，我们不知道不同诗人写诗的方法；我们以为某处是经过呕心沥血的结果，其实这个地方很可能是和该诗其它部分同样自然流露”[5](p90)。照此逻辑，也可能他们认为某处是和该诗其它部分同样自然流露，或许又是作家呕心沥血的结果。这对作家批评就不是难以逾越的障碍，“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认器”的切身创作体验和丰富实践积累使他们更能准确号脉出“呕心沥血的结果”与“自然流露的部分”，从而能读出职业批评忽略或难以觉察的东西。因而，尽管现代批评既宣布了“作者的死亡”，又否定了本文的“神学”意义：作品一旦完成便如离弦之箭不再受作者约束；而本文也不存在自身的终极意义，它是一个多元的、不确定的开放体。但既然没有一种批评能完全企及作品的意义，甚至这种追求本身就值得怀疑，谁又能说作家批评在与作者惺惺相惜中对文本的阐发不是一种同样合理存在的文本解读方式呢？只是这种试图尽可能接近作者的批评不再被认可为作品最具权威或惟一的解释。因此作家作为文本解释者之一平等参予批评的权利是毋庸置疑的。至于韦勒克对作家批评阅读方式或话语方式的指责，却正是作家批评的某些特质所在，下文将具体涉及。纳博科夫能把《荒凉山庄》起始第一段所描绘的大雾、泥淖，从语言上与威风凛凛的大法官、大律师的名字联系起来，把文本中俯拾皆是的双关语、俏皮话、文字游戏等一一发掘出来，巧妙而传神地让读者体悟到贯穿全书的乌烟瘴气的昏暗氛围[6](p97-184)。王安忆对《巴黎圣母院》中外部建筑描写与作品人物和氛围关系的精细体察和不惜文字地长篇分析[7](p109-141)。这些恐怕即使是“新批评”的“细读”或其他流派各异的职业批评家们也望尘莫及的。如果说职业批评将读者引出文本、进入文本之外的世界，作家批评则竭力将读者导入文本之内。艾略特强调以实践者而非学者身份进行批评的缪塞尔·约翰逊“由于他本人就是一个诗人，并且是一个优秀的诗人，所以他对诗的评述意见必须受到尊重”[8](p149)。理论家们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文学研究能“再现作家的批评史，无疑等于从一个新的、特殊的视角撰写文学史，架构另一部专著”[9](p4)。
批评现代性的标志之一就是批评格局的多元化，仅有职业批评方法的多元是不够的，不同批评主体的身份为批评注入不同切入角度，对文本作出不同的解读，更能有力地保障了现代批评的多元格局。从这个意义而言，作家批评作为批评类型的存在完全具有必要性。
二、类型特征：作家批评存在的可能性
作家批评的命名是相对于职业批评的，它是否具有不同于后者的类型特征是其存在与否的有力证据。考察作家的批评活动，一系列有别于职业批评的类型特征或隐或显留存于他们的批评文本中，期待着人们的关注。
1.批评的前理解
简言之，批评是对文本的阐释，通常阐释者在进入文本前不可能处于一种无先验理念的纯净状态，而是带有“前理解”或“前见”起步达向对文本意义的获取。所谓“前理解”在此指批评者尚未接触文本时自身已形成的知识修养、批评意识等先在观念。作家和职业批评家同为文本阐释者时，先在的身份差异已使上述诸多方面产生不同，这必然造成他们步入对文本的正式解读后各自彰显其特征。
批评主体知识结构和艺术兴趣是批评前理解的构成要素之一，作家和职业批评家由于在文学中分工各有侧重，生活的积累和学理的涵养成为各自重心。仅以中国现代批评为例，周扬、胡风诸批评大家与积累了丰富创作体会而介入批评的鲁迅、李健吾等，批评面貌迥然不同。即便是同为京派文人的朱光潜、沈从文，文艺观无甚差别，但一位是彻头彻尾的学者，系统研习过英法文学、心理学、哲学和艺
术史，长期寝馈于西方近代美学，学理研究是他的中心，整个批评实践都基植于博大隽永的美学基础之上；而沈从文则更典型地成为作家批评范型，如果说独特的人生阅历是其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那丰富的写作实践经验则是他批评仰仗的最大资本。当两人一齐进入文本，从中寻觅出不同艺术瑰宝是极其自然的结果。
如果说批评主体知识结构和艺术兴趣在其前理解的构成当中作为基础意义而在，那他对“批评”性质和价值的定位，即从事批评的批评意识则将对批评活动起决定作用。虽然批评主体不一定直接将这种意识诉诸文字，但纵观大量作家批评和职业批评文本，它们都蕴含于其中。
首先让我们关注一下职业批评家是如何认识“批评”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托多洛夫这样解释他对《十日谈》的评论“《十日谈》的一些故事只是被用作验证的材料，之所以选择这些故事，是因为这些故事直觉地看来主要是由叙述性的内容构成 《“第七天的批评”：试论作家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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