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思的深化，诗艺的提升
了觉醒者无力抗争，只能又回到沉默状态的悲哀。我 认为卞之琳用这一意象，抒发了其苦闷的心悸。这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失意与凄凉的 心境。同样的心绪，在《群鸦》中也有体现。“啊，冷北风里的群鸦，\活该!你们领着 \惨淡的冬天来干吗?”[2](p112)惨淡寒冷的冬天，只有乌鸦在空中飞。抵御严寒需要 很大的勇气，应该受到赞扬。然而，“群鸦”不但没有得到理解，反而受到叱责。“啊 ，冷北风里的群鸦，\飘远了，一点点\消失在苍茫的天涯。”群鸦远去了，留下的只有 “苍茫的天涯”而已。从这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卞之琳在创作这一类诗中出现的 这种苦闷迷茫之情，乃是这时他对于麻木的人民失去信心，以及他意识到社会国家需要 变革，但是又找不到变革之路的心理状态的曲折反应。1
诗人的诗作，往往是诗人自己心灵历程的表现。卞之琳的诗作也不例外。随着诗人对 人生、社会的认识不断变化，在诗里所表现的情感倾向也有所不同。
二
应该说1933——1935年是卞之琳诗歌创作逐步臻于成熟的阶段。这一时期，卞之琳“ 开始在学院与文坛之间，……都有程度不同的交往了……”[1](p5)并且为了生计他的 行踪也流动了。随着生活圈子的扩大、人生经历的不断丰富，卞之琳的诗歌创作也有了 变化。特别是1935年，对于卞之琳来说可谓是“收获年”和“创作转向年”。这一年， “他所写的那几首诗，可以看作他诗作成就的顶点”[3](p97)。1933——1934年间，卞 之琳的诗作就预示出一个新气象的到来：《古镇的梦》，世俗生命荒谬地存在于时间和 梦幻中；《古城的心》，在衰老沈睡的古城的微弱心跳中，我们感受到一个异乡客的沦 落哀伤；《烟蒂头》，热闹中的寂寞体验；《水成岩》，流水的无情，时间的冷漠，“ 积下了层叠的悲哀”[2](p133)，带走了不能再来的青春与记忆。《春城》，表现了面 对敌人的侵略，北平人苟安的状态。等等。1935年，诗人的声音与以往有了些许不同。 《距离的组织》，在一觉醒来偶得的“心情或意境”[2](p37)中，使我们对时间与空间 的“存在与觉识”有了新的体验；《旧元夜遐思》，则表现出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 的气魄。但是，在独醒者心中仍然充满着不能改变现实和唤醒梦中人的无奈与痛苦；《 在异国的警署》，直抒诗人受到无端审问的愤怒心情；《尺八》，哀叹祖国的衰微命运 ；《圆宝盒》、《航海》和《音尘》通过诗人对时间的独特体验，我们感受到了在时空 间人与历史的特殊关系。
在这些诗中，几乎从未被诗人和读者提到的就是《在异国的警署》一诗。这首诗感情 直白而缺乏可读性。它在卞之琳众多诗作中，应该算作是不很成功的一篇。但是，该诗 字里行间所充斥的排山倒海的气势是以往卞之琳所不具有的。而且，在它之后的卞诗又 有了与以往更加不同的声音与情感。因此，我认为这首不算很成功的诗——《在异国的 警署》——是卞之琳诗歌情感转向的分界标志。“是他不久登上新的高峰的起点”[4]( p208)。
1935年，日本已经强占了中国的东三省，并蓄谋侵占整个中国。这年卞之琳为了完成 国内特约译书，跨海东渡日本，在京都住了5个月。然而，刚踏上东瀛土地，卞之琳便 经历了一次非常不愉快的审问。对于这段经历卞之琳在一篇序言中写到：“其实当时日 本军国主义法西斯控制下的情报部门，如果还有点文化知识，也自有理由对我前去客居 ，会另眼相看……我在1934年春天，写了一首诗，题为《春城》……这就使人家有理由 视我为并非等闲之辈，对我的旅日一行，妄自多心。”[5](p138)加之这时溥仪访日， 日本警察又过分敏感。于是卞之琳也被作为“重要人物”受到了盘查。在极其愤慨的情 况下，卞之琳写下了《在异国的警署》一诗。
一对对神经过敏的眼睛 看多少不相识手底下传递的细软、
像无数紧张的探海灯 不相识知好的信札、相片，
照给我一身神秘的鳞光， 驰骋我海阔天空的遐思。
我如今是一个出海的妖精。
但凝此刻我居然是什么大妖孽
重叠的近视眼镜藏了不测的奥妙? 其力量足与富士比——
一枚怪贝壳是兴风作浪的法宝? 一转身震动全岛?
手册里的洋书名是信息的暗码? 敌对、威吓、惊讶、哄骗的潮浪
亲友的通讯簿是徒党的名单?…… 在我的周围起伏、环绕
我倒想当一名港口的检查员
专翻异邦旅客的行李、 可怜可笑我本是倦途的驯羊。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卞之琳不喜欢这首诗的原因，是因为卞之琳的诗一向讲究“艺术 性”、“耐读性”。同时，卞氏主张“诗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逃避情感，不是表现个性 ，而是逃避个性。”[6](p8)并且，将其贯之于自己的创作中。但是，这首诗不但没有 体现卞诗的主张，而且反其道而行之，大大放纵了诗人自己的情感，却不是“逃避情感 ”。那么，卞之琳为什么会写这样一首不成功的作品，还曾把它拿出去发表呢?我认为 ，卞之琳能写出这首诗并非一蹴而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有一个积蓄渐变的过 程。那就是从《西长安街》、《傍晚》、《群鸦》、《春城》的苦闷迷惘和难以改变现 实的无奈情怀到《旧元夜遐思》中独醒者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气魄。但是，在独醒 者心中仍然充满着不能改变现实和唤醒梦中人的无奈与痛苦。因此，我们在卞诗中读到 的是：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对于麻木人民的痛心、对独醒者的孤独与无奈的感伤。而19 35年恰是其心中所积蓄的力量将要爆发之际，加之身在异国又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 诗人找到了一个发泄情感的突破口，利用《在异国的警署》一诗，把郁闷心中久已的情 绪如山洪般爆发在他的诗里。尽管这首诗不是卞之琳诗作中的精品，但是它的意义不在 于诗歌的形式，也不在于诗歌的内容，却是诗歌所展露的心灵与情感的震撼。在这一首 用“自由体”写成的诗中，贯穿着一股愤怒的力量。无辜被当作“妖精”的“我”实际 上是“倦途的驯羊”。“驯羊”本性温顺，不会对别人造成伤害。“我”到日本只是想 做一些自己的事情，顺便领略一下异国风物。但是，在“一对对神经过敏的眼睛”里， “我”却成为“其力量足与富士比——\一转身震动全岛”的“大妖孽”。面对着“在 我的周围起伏、环绕”的“敌对、威吓、惊讶、哄骗的潮浪”，那个一向讲究情感克制 的诗人不存在了。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我”发出了铿锵有利的抗议和质问“重叠的 近视眼镜藏了不测的奥妙?\一枚怪贝壳是兴风作浪的法宝?\ 《情思的深化，诗艺的提升(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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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诗作，往往是诗人自己心灵历程的表现。卞之琳的诗作也不例外。随着诗人对 人生、社会的认识不断变化，在诗里所表现的情感倾向也有所不同。
二
应该说1933——1935年是卞之琳诗歌创作逐步臻于成熟的阶段。这一时期，卞之琳“ 开始在学院与文坛之间，……都有程度不同的交往了……”[1](p5)并且为了生计他的 行踪也流动了。随着生活圈子的扩大、人生经历的不断丰富，卞之琳的诗歌创作也有了 变化。特别是1935年，对于卞之琳来说可谓是“收获年”和“创作转向年”。这一年， “他所写的那几首诗，可以看作他诗作成就的顶点”[3](p97)。1933——1934年间，卞 之琳的诗作就预示出一个新气象的到来：《古镇的梦》，世俗生命荒谬地存在于时间和 梦幻中；《古城的心》，在衰老沈睡的古城的微弱心跳中，我们感受到一个异乡客的沦 落哀伤；《烟蒂头》，热闹中的寂寞体验；《水成岩》，流水的无情，时间的冷漠，“ 积下了层叠的悲哀”[2](p133)，带走了不能再来的青春与记忆。《春城》，表现了面 对敌人的侵略，北平人苟安的状态。等等。1935年，诗人的声音与以往有了些许不同。 《距离的组织》，在一觉醒来偶得的“心情或意境”[2](p37)中，使我们对时间与空间 的“存在与觉识”有了新的体验；《旧元夜遐思》，则表现出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 的气魄。但是，在独醒者心中仍然充满着不能改变现实和唤醒梦中人的无奈与痛苦；《 在异国的警署》，直抒诗人受到无端审问的愤怒心情；《尺八》，哀叹祖国的衰微命运 ；《圆宝盒》、《航海》和《音尘》通过诗人对时间的独特体验，我们感受到了在时空 间人与历史的特殊关系。
在这些诗中，几乎从未被诗人和读者提到的就是《在异国的警署》一诗。这首诗感情 直白而缺乏可读性。它在卞之琳众多诗作中，应该算作是不很成功的一篇。但是，该诗 字里行间所充斥的排山倒海的气势是以往卞之琳所不具有的。而且，在它之后的卞诗又 有了与以往更加不同的声音与情感。因此，我认为这首不算很成功的诗——《在异国的 警署》——是卞之琳诗歌情感转向的分界标志。“是他不久登上新的高峰的起点”[4]( p208)。
1935年，日本已经强占了中国的东三省，并蓄谋侵占整个中国。这年卞之琳为了完成 国内特约译书，跨海东渡日本，在京都住了5个月。然而，刚踏上东瀛土地，卞之琳便 经历了一次非常不愉快的审问。对于这段经历卞之琳在一篇序言中写到：“其实当时日 本军国主义法西斯控制下的情报部门，如果还有点文化知识，也自有理由对我前去客居 ，会另眼相看……我在1934年春天，写了一首诗，题为《春城》……这就使人家有理由 视我为并非等闲之辈，对我的旅日一行，妄自多心。”[5](p138)加之这时溥仪访日， 日本警察又过分敏感。于是卞之琳也被作为“重要人物”受到了盘查。在极其愤慨的情 况下，卞之琳写下了《在异国的警署》一诗。
一对对神经过敏的眼睛 看多少不相识手底下传递的细软、
像无数紧张的探海灯 不相识知好的信札、相片，
照给我一身神秘的鳞光， 驰骋我海阔天空的遐思。
我如今是一个出海的妖精。
但凝此刻我居然是什么大妖孽
重叠的近视眼镜藏了不测的奥妙? 其力量足与富士比——
一枚怪贝壳是兴风作浪的法宝? 一转身震动全岛?
手册里的洋书名是信息的暗码? 敌对、威吓、惊讶、哄骗的潮浪
亲友的通讯簿是徒党的名单?…… 在我的周围起伏、环绕
我倒想当一名港口的检查员
专翻异邦旅客的行李、 可怜可笑我本是倦途的驯羊。
在诗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一位善良且带着旅途倦意的异国游客莫名其妙地被当 作“妖精”似的，无端受到警察的搜查、传询、厉审。“手册里的洋书名是信息的暗码 ?\亲友的通讯簿是党徒的名单?……”日本警察那可憎可笑的敏感和无知便跃然纸上。 因此，这首直接抒发诗人突发情感的诗歌并不难懂，也没有以往卞诗的那种耐人回味的 诗意。此诗无论从审美角度，还是从创作方法上讲，都不是卞之琳的优秀之作。甚至， 如若在不知作者的情况下读它，也不会认为是卞氏所作。对于这首诗，卞之琳自己的态 度很矛盾。
一方面，卞之琳对其有特殊的感情。这首诗，原是以“阮竽”署名，发表在1935年5月 10日发地的《水星》杂志第二卷第二期上。而且，卞之琳还将它收进了1937年2月出版 的第三版《鱼目集》，把它作为“另外一首”放在最后。因为，诗人对其有特殊感情。 其原因在于这首诗代表了卞之琳一次特殊的心路历程。虽然，刚到日本就发生了这不愉 快的一幕，但是，卞之琳认为此次旅日之行对他很有益处。因为这次异国之行扩大了他 的眼界。
另一方面，从这首诗的艺术性角度讲，卞之琳自知此诗水平不高：“后来我就写了一 首纪实抒情诗《在异国的警署》。这首诗我自己从艺术性考虑，认为写得太差，不耐读 ，不想留存，就像我有关这首诗的可笑的不愉快的经历，想最好忘却一样。我乐意秋吉 教授没有注意到这首诗
或者出于善意，存心不选这首诗。”[5](p138)并且，1979年卞 之琳在编《雕虫纪历》时没有收入这首诗。1982年《雕虫纪历》再版时，也没有它。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卞之琳不喜欢这首诗的原因，是因为卞之琳的诗一向讲究“艺术 性”、“耐读性”。同时，卞氏主张“诗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逃避情感，不是表现个性 ，而是逃避个性。”[6](p8)并且，将其贯之于自己的创作中。但是，这首诗不但没有 体现卞诗的主张，而且反其道而行之，大大放纵了诗人自己的情感，却不是“逃避情感 ”。那么，卞之琳为什么会写这样一首不成功的作品，还曾把它拿出去发表呢?我认为 ，卞之琳能写出这首诗并非一蹴而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有一个积蓄渐变的过 程。那就是从《西长安街》、《傍晚》、《群鸦》、《春城》的苦闷迷惘和难以改变现 实的无奈情怀到《旧元夜遐思》中独醒者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气魄。但是，在独醒 者心中仍然充满着不能改变现实和唤醒梦中人的无奈与痛苦。因此，我们在卞诗中读到 的是：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对于麻木人民的痛心、对独醒者的孤独与无奈的感伤。而19 35年恰是其心中所积蓄的力量将要爆发之际，加之身在异国又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 诗人找到了一个发泄情感的突破口，利用《在异国的警署》一诗，把郁闷心中久已的情 绪如山洪般爆发在他的诗里。尽管这首诗不是卞之琳诗作中的精品，但是它的意义不在 于诗歌的形式，也不在于诗歌的内容，却是诗歌所展露的心灵与情感的震撼。在这一首 用“自由体”写成的诗中，贯穿着一股愤怒的力量。无辜被当作“妖精”的“我”实际 上是“倦途的驯羊”。“驯羊”本性温顺，不会对别人造成伤害。“我”到日本只是想 做一些自己的事情，顺便领略一下异国风物。但是，在“一对对神经过敏的眼睛”里， “我”却成为“其力量足与富士比——\一转身震动全岛”的“大妖孽”。面对着“在 我的周围起伏、环绕”的“敌对、威吓、惊讶、哄骗的潮浪”，那个一向讲究情感克制 的诗人不存在了。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我”发出了铿锵有利的抗议和质问“重叠的 近视眼镜藏了不测的奥妙?\一枚怪贝壳是兴风作浪的法宝?\ 《情思的深化，诗艺的提升(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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