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武祥：一股独大与股权多元化

　　目前，有若干分析报告试图通过统计分析说明国有股比重大对经营业绩会计指标的负面影响。但迄今为止，国际上公司财务学术界关于股权结构对经营业绩和企业价值的影响并无明确一致的实证结果。例如，Demsets 和 Lehn (1985)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经营业绩财务指标(ROE)并无显著相关关系。McConnell和Servaes(1990)发现，公司价值与股权结构之间具有非线性的函数关系。在控股股东控股比例小于40%时，公司托宾Q值随控股比例的增大而增大；当控股比例达到40%-50%时，公司托宾Q值开始下降。简单的统计回归分析结果难以断定国有股一股独大对经营业绩的负面效果。实际上，另有不同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得出了不同的结果，即第一大股东国有或法人性质及其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和企业价值的关系并不显著。例如，朱武祥 张帆(2000)对1994－1996年期间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17家A股公司的研究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低对上市前1年到上市后4年期间的总资产利息税前收益率、净资产税前收益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等业绩指标中位数变化差异影响并不显著。另外，朱武祥 宋勇(2001)以家电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家电行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企业价值并无显著关系。从个案角度看，不同股权集中度结构均有优质和劣质上市公司。例如，家电行业国有股控股、法人股控股、流通股比例超过非流通股的三类股权集中度结构中，分别有四川长虹、青岛海尔、奥美的等名牌优质企业，也分别有ST黄河科技、ST双鹿电器和第一家退市的水仙电器等劣质企业。不少股权分散，不是国有股一股独大的上市公司，例如，郑百文第一大股东只有14%，但公司治理问题并不比一股独大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好。此外，国有控股的境外上市公司同样
一股独大，但其投资、关联交易和红利分配行为比国内A股公司规范得多。

　　上证所研究中心2000年上市公司治理调查报告显示，国内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特征相似，普遍是关键人控制模式，关键人往往是控股股东代表、公司最高级管理人员，大权独揽。法人治理结构基本上有名无实，形同虚设。而且，国内上市公司多元、分散发起人股权结构的形成机制并非国外商业性选择，而是原企业迎合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要求，将客户、供应商和下属关联企业拉入股份公司，甚至强制加盟，形成名义上多元、分散的法人持股结构，实际上为第1大股东控制的控股结构。例如，胜利股份1999年末10大股东中，除两家投资基金外，其他大股东都直接或间接为胜利体系成员。因此，尽管胜利股份第一大股东持股仅为24%，但实际上“胜利体系”所控制的股权要远远高于此比例。因此，仅仅以上市公司名义上的股权比例来说明股权结构与经营业绩的相关关系是不可靠的。

　　与股权分散一样，“一股独大”确实存在弊端，也能使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系统失效。Shleifer和Vishny(1997)认为，“当大股东(不管是价值创造者股东，还是价值评估型的金融资本投资者)股权比例超过某一点，基本上能够充分控制公司决策时，大股东可能更倾向利用企业获取外部少数股东不能分享的私人利益。”实证研究表明，不管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或者转轨经济国家，一旦上市公司大股东处于绝对控股地位，他们可以通过其它途径获取内部私人收益，例如，支付特殊红利，进行关联交易，或者通过合理利用会计准则的缺陷进行利润管理，获得内部控制利益，从而剥削中小股东。这表明一股独大或股权高度集中的治理模式与股权分散一样，都容易导致内部人控制，具有较高的社会成本。

　　政策意义

　　一股独大本身并不是公司治理问题严重的恶源，股权分散和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一股独大引起的公司治理问题，同时会产生其它问题，例如，形成股权分散条件下的内部人控制格局，降低了大股东对公司价值驱动的激励，增加了股东协调成本。不能因目前上市公司出现的大股东不规范甚至恶意行为而矫枉过正，简单人为地强制股权分散或多元化打破一股独大。关键是通过完善上市公司行为规范的法制硬约束环境，以及形成强大的对上市公司大股东、董事会和管理层及其相关中介机构行为公开评价和迅速采取行动的外部监控和威慑环境。包括：

　　1． 加强对上市公司及其相关中介机构行为规范的法律制度硬环境建设，增强监管的有效性。

　　例如，针对国内企业上市重组时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格局设置规则。包括信息披露、对上市公司及中介机构的监管、公开评价和追究惩罚制度，增加大股东和管理层行为的透明度，形成上市公司大股东、中介机构守规行为的职业操守氛围。针对一股独大已经和可能形成的损害外部股东利益的行为，制定明确的行为规则。例如，由于国有企业资产存量特征，上市重组后，关联交易难以避免。可以通过界定关联程度(严重关联、轻度关联与一般关联)，分别采用不同规则来处理。例如，随着独立董事制度的实施，由独立董事进行重大交易的程序监督。要求关联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披露，资产置换估价由独立董事聘请有资格的评估事务所来评估。对于大股东可能作出的对自己有利的投资或融资行为，可以通过提高对某些特定投资项目表决权的有效比例来规避，比如表决要征得流通股一半以上股东同意，而不是简单采取大股东回避制度，形成让小股东决定大股东命运的情形。针对上市公司随意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等行为，业内人士提出募集资金专户管理的对策。

　　另外，特别需要加强对中介机构的公开评价和行为结果公布，使中介机构重视声誉和品牌。国有控股的境外上市公司在并购、关联交易等行为方面之所以相对规范，与关注声誉的著名会计、法律中介机构尽职有关。

　　2．对家族或民营企业，改变公司业务重组规则。

　　西方家族企业上市时，股权结构比较简单。例如，微软公司的控股股东并不是微软集团，戴尔的控股股东也不是戴尔集团，而是盖茨和戴尔本人。亚洲地区的家族或民营企业往往业务多元化，容易形成家族集团控股、金字塔或相互持股循环的复杂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因此，国内民营企业上市重组时，尽可能要求形成简单的股权关系和结构，规避循环、多层的复杂股权关系，而不是简单地限制家族股份比例。

　　3． 增强股票市场对上市公司治理质量的专业化评价能力和水平

　　众所周知，在日益发达和竞争的传媒业，传媒刊载的评价显著影响公众对人物、事件的评价观点。竞争性的商业化、专业化的职业咨询评价机构不断推出的业绩、公司战略和公司治理质量评价方法、专著和业界的咨询实践成果，通过权威媒体公布对上市公司治理产生评价影响。1995年，公司治理职业投资家Monks通过评估，认为Sears公司的业务战略使股东价值贬值，应该重组。但他采用表决权征集方式收购Sears公司股东表决权失败。为此，Monks在《华尔街日报》整版刊登其对Sears公司董事会成员的评价结果，列出那些他称为非业绩资产的董事名单。Sears公司董事会深感难堪，产生巨大社会公众评价压力，最后接受了Monks提出的业务重组和董事会改革建议。

　　因此，不管什么样的股权结构，均应置身于股票市场评价之中。包括投资分析人士的投资分析、新闻媒体对大股东不当行为的详细和深入报导，使上市公司在产品市场竞争和资本市场评价压力中从企业价值驱动角度设计和动态选择股权结构。

《朱武祥：一股独大与股权多元化(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