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道并焕 儒释兼综——论陶望龄的学术与文学
明兴二百余年，代有作者，率道斯路，弘、正之际，一二能文之士始以时代为上下，谓西京以降无文焉，天下缀学之士靡然响风，其持论薄八家，不为其著作，又非能超八家而上之者，徒取秦汉子史残膏剩馥，、纫缀衣被而合说之，如枯杨之华，只增索然，而不见其所有迄今而弊极矣。《歇庵集》卷三《八大家文集序》
这种犀利的谈锋，是晋江毗陵辈不可语及的，显示了晚明新潮文学家无所拘碍的思想锐气。唐宋派矫秦汉派，也仅是将唐宋八大家列于文统而已，即如孙慎行在《荆川文集》中所说：“唐之韩、柳，即汉之司马迁，宋之欧、曾、苏、王即唐之韩、柳。”即所谓“文章千古一脉”，而陶氏则视其为“残膏剩馥”、“枯杨之华”。这种激厉之论，也与亲炙“掀翻天地”，“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的泰州后学不无关系。
三
陶望龄学术与文学相生相发的第二个特点是重才情以反复古。公安派与徐渭、李贽、汤显祖等人共同的文学尚求在于：无论是徐渭的“真我”，汤显祖的“情至”，李贽的“情性”、“童心”，还是袁宏道的“性灵”说，都主张文学当抒写作家真实的个人情感。他们或荒经蔑古，或主张师习古人真精神，都反对衣冠古人，徒袭皮毛。陶望龄也是如此，云：“嘻！古人之为文，其取夫称心而卑相袭也皆然已，无契乎独知而古是摹，虽程意袭矩犹谓之盗，况翦翦文句之末哉？……夫舍情与词则无文，剽古而依今，词则归诸古人，情则傅（附）诸流俗，己不一与焉，而谓之文吾且得信之乎？”（《歇庵集》卷三《方布衣集序》）作品当是作家情感、思想的自然发抒。李贽描述创作当是这样的情境：“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以千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杂说》）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描述了小修愁极而吟，因此是“每每若哭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陶望龄也主张一任自然，莫辨雅俗，他列举了《诗经》中的《国风》为例。《国风》“多里巷之语，一夫一妇所遇述。”（《歇庵集》卷三《吴越菁华录序》）但为何这样的诗还能补圣人所采录，以其“辨淫习，规政教，相准而施，不失铢两？”根本在于不假缀采 藻，即所谓“根实”，在于其发乎自然，“冲口而成之，顺途而咏之，薰于气，满于心，而动于不得已。如空穴之中，刁调出焉。”（《歇庵集》卷三《吴越菁华录序》）当然陶望龄比李贽、三袁受王学的影响更深，诗文理论也更重理趣，他说“文成而理胜，则吾服膺子瞻。”（《歇庵集》卷三《章宁州诗集序》）他的自然论也具有更明显的王学烙印，更富性气的色彩，他以儒学经论为例，云：“六经《语》、《孟》非有意之言也，所谓经生者证之吾心而已，离心而求之章句则远离章句。”（《吴越菁华录序》）由他的重质实、尚自然的理论，引出了论诗歌风格的“偏至说”：
刘邵志人物，尝言：“具体而微，谓之大雅；一至而偏，谓之小雅。”盖以诗喻人耳，予尝覆引其论，以观古今之所谓诗辞，求其具体者不可多见。因妄谓自屈宋以降，至于唐宋，其间文人韵士，大抵皆小雅之流，而偏至之器。唯人就其偏而后诗之大全出焉。夫人之性有所蔽，材有所短；短而蔽者，若穷于此，而后修而通者，始极于彼，此恒数也。古之人，缘性而抒文，因能而效法；文以达意，法以达材。务自致于所通，而不求全于所短。如火炎则弥扬之，水下则弥浚之，醴盈其甘，醯究其酸，不独无以揉之也，而且为之极焉。故其势充，其量满，其神理所至，自足以轶往古，垂将来。吾观唐之诗，至开元盛矣，李、杜、高、岑、王、孟之徒，其飞沉舒促，浓淡悲愉，固已若苍素之殊色，而其流也，抑又甚焉。元、白之浅也，患其入也；而郊、岛则惟患其不入也。韦、柳之冲也，患其尽也，而籍建则惟患其不尽也。温、许之冶也，患其椎也；而卢、刘则惟患其不椎也。韩退之氏，抗之以为诘崛；李长吉氏，探之以为幽险。予于是叹曰：诗之大至是乎！偏师必捷，偏嗜必奇。诸君子者殆以偏而至，以至而传者与！众偏之所凑，夫是之谓富有，独至之所造，夫是之谓日新。（《歇庵集》卷之三《马槽稿序》）
复古派与革新派文学风格论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以何为法，革新主张以自然为法，复古派主张“格古、调逸”（李梦阳《潜虬山人记》）。这种“高格”，复古派内部也有不同的诠释，李梦阳主张柔淡、沉著、含蓄、典厚；何景明主张清俊响亮。但他们都主张有不可变易之法，即李梦阳所谓“圆规而方矩者也。”（李梦阳《驳何氏论文书》）何景明所谓“辞断而意属，联类而比物。”（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后七子首领李攀龙也主张“不以规矩，不能方圆”，推崇古人所作“其成言班如也，法则森如也。”（王世贞《李于麟先生传》）末五子之一胡应麟认识到“体以代变”，“格以代降”的文学嬗变规律，但是他仍然反对信阳以后的后生秀敏意欲自开堂奥的精神，主张兼工古法，“集其大成，何忝名世！”（《诗薮》）陶望龄虽然也论创作方法，但他主张“缘性而抒文，因能而效法，文以达意，法以达材。”“法”不是规矩方圆，而是文学作品的一定创作规律，作家的性情、境遇、才秉、气质是作品风格的决定性因素，因此，陶望龄论法，以张扬个性为前提。当然，陶望龄论诗时浓郁的性理气味，冲淡了他汰除复古之习的锐气。同时，具体而微的“大雅”仍是诗歌最为完善的审美追求。“众偏之所凑，夫是之谓富有。”“人就其偏，而后诗之大全出焉。”“大全”该备，是欲达而难以臻达的目标，退而求次，不得已而以偏凑全。这与李贽相比较便显示了其锋芒的驽钝。与陶望龄矜谈形而上的“人之性”不同，李贽认为作家的“性格”、“性情”有异，作品的风格便迥然不同：“性格清澈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情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沈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焚书》卷三《读诗肤说》）个性鲜明不是“性有所蔽，材有所短”的憾事。两相比较，根本原因在于李、陶两人的性情有别，李以狂者的姿态，以“异端”的色彩蜚声士林，陶望龄虽然对李贽推崇备至，称颂其“目如辰曦
，胆如悬瓠，口如震霆，笔如飞雨，万蛰俄开，群萌毕怒。”视其为“大鹏九万，”自己议论卓吾即如“玄驹而谈驷马。”（《歇庵集》卷十一《祭李卓吾先生》但他自己实质还是“修悟交深，权实互用而还证于圆。”（余懋孳《歇庵集小引》，《歇庵集》卷首）理论远不及李贽那样雄肆。因此，他说：“古之善为文者，其始未尝无华盛之观，豪爽不可驯之气也，然必退就平实，而后谓之至。”（《歇庵集》卷三《张世调制义序》）他的诗文理论中，谈性论学与性气诗派相关，肯定“里巷之语”注重国风，与台阁体所谓“闾巷小夫女子之为”，（杨?佟妒№┘?颉罚┖屠蠲窝羲?健巴尽《?镖?保?ā妒??孕颉罚┎晃薰叵担??院尉懊饕灿枰院芨叩钠兰郏骸按蟾聪壬?孕⒆诔?怨攀?南悦??湔衿鸸?肝?淮?⑼场！保ā缎?旨?肪砦濉对?蜗壬?颉罚┒院问弦崴铩靶闳笱诺?倍?吆尉懊饕欧绲氖?杵奈?奚停?鬃?对?蜗壬?颉钒?镏??/P>
同时，陶望龄颇富理论色彩的文学理论还表现在于其“内外”论，云：
凡事之难，恐求好，未能得其劣下者，何须学慕，但肯自废弃失足，便成千仞，今人不晓作文，动言有奇平二辙，言奇言平，诖误后生，吾论文亦有二种，但以内外分，好恶不作奇平论也。凡自胸膈陶中写出者，是奇是平为好，从外剽贼沿袭者，非奇非平是为劣骨相。奇者以面目波涛，奇者以江河风恬波息、天水澄碧，人曰此奇景也。西子双目两耳，人曰此奇丽也，岂有二哉？但欲文字佳胜，亦须有胜心。老杜言：语不惊人死不休。陆平原云：“谢朝华于既披，启夕秀于未振。”昌黎曰：“唯陈言之务去，乎难哉。”自古不新不足为文，不平不足为奇。熔范之工，归于自然，何患不新不古，不平不奇乎？时文虽小伎，然有神机须悟得之。能悟者，看一句书明，经书皆明，读古人一篇文字，得其机杼全部在是。作一篇文，便如百十篇，若看一句止是一句，做一篇止当一篇，则何益哉？并其一篇一句亦非矣。余虽不足及此，于中亦少有领略。（《歇庵集》卷十六《登第后寄君 弟书五首》
《文道并焕 儒释兼综——论陶望龄的学术与文学(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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