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道并焕 儒释兼综——论陶望龄的学术与文学

内容提要：陶望龄是明代馆阁之中较早力图汰除王、李结习的人物。他阅历清华，高科重望，附应性灵说，为公安派誉播文苑产生了重要作用。他是泰州后学，谭道证性、赋诗为文，两者相发相生。文论借讲性气、论才情以反复古，颇具理论色彩。与三袁桴鼓相应，文学思想虽不及袁宏道那样锋芒裎露，但也可补三袁之不足。诗歌中也浸淫着佛理禅趣。

一

陶望龄，字周望，号石篑。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等职。他与公安三袁（尤其是宏道）交谊笃厚，过从甚密。公安派能够使“学者多舍王、李而从之。”（《明史　文苑传》）与其乃一文学团体，而非一二才隽的孤独呼号不无关系。公安派中，袁宏道堪称白眉，成就最著、声誉最隆，但作为一种文学派别，自然有一些声气相求、桴鼓相应的同道好友。陶望龄、黄辉、雷思霈、江盈科、曾可前、梅蕃祚、丘坦、袁宗道、袁中道等人便是宏道的重要羽翼，他们一起激荡推扬，最终形成了一股文学革新思潮。其中，具有高科重望的陶望龄、黄辉、袁宗道还有先发之功。清人陈田曰：“公安楚咻，始于伯修。黄平倩、陶周望与伯修同馆，声气翕合。中郎稍晚出，推波助澜，二人益降心从之。”（《明诗纪事》庚卷十六）宏道的诗文集中，与陶望龄有关的尺牍、诗歌尤其多见。其交谊诚如宏道《别石篑》中所云：“君携我如头，我从君若尾。不是西看山，便是东涉水。谁家薄福缘？生此两狂子，受用能几何，苦他双脚底。”他们一起谈禅论学，看山听泉。石篑的学术、文学思想也因与宏道的过从而变化。他曾说：“袁中郎以禅废诗，复以律废禅，仆二事皆不及，而亦效之。于诗甘取近代，于禅甘居小乘。”（《歇庵集》卷十六《与新安某君》）可见陶望龄与三袁之相得相宜。

陶望龄被誉称为“词苑鸿儒”，他与弟 龄都是主要以讲学而名世的。他之所以誉著当时，以至“海内二十年来远近识不识，靡不称有陶会稽先生。”则在于其如“再见坡仙”的文学才秉和如“慈湖、阳明再世”（余懋孳《歇庵集小引》《歇庵集》卷首）的学问。

陶望龄是泰州学派的直接承祧者，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其列于《泰州学案》，他有得于泰州之学的是圆融三教的学术精神。黄宗羲云：“先生之学，多得之海门，而泛滥于方外。”陶望龄自己也说“蒙鄙获以乡曲事先生（周海门），受教最久。”（《海门文集序》，《歇庵集》卷三）“海门”是周汝登的别号。周汝登受学于罗近溪，近溪曾以佛经启教之，据《明儒学案》载：“近溪尝以《法苑珠林》示先生，先生览一二页，欲有所言，近溪止之，令且看去。先生竦然若鞭背。”因此，周汝登论学颇得禅学三昧，正如黄宗羲所说：“先生之无善无恶，即释氏之所谓空也。”（《明儒学案》卷三十六）陶望龄幼时即“终日与其兄问答，皆世外语。”（《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陶祭酒望龄》）其后又完全秉承了周汝登的这一宗风。“其时湛然、澄密、云悟皆先生引而进之，张皇其教，遂使宗风盛于东浙。”（同上）在馆阁之中，也与同官焦　、袁宗道、黄辉讲性命之学，精研内典。（详见《列朝诗集小传　陶祭酒望龄崐》所著《新释楞伽经序》、《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备解序》、《净业要编序》、《永明道迹序》阐论了他的佛学观念。其中对永明延寿的融通观念尤为激赏，曰：

永明大师嗣典浑理事而以身范焉，大师法眼之嫡孙，韶师之真子，妙契单传，亲蒙记　，然禅宗不立文字，而师乐说，无碍百卷，河悬禅宗，呵斥坐禅，而师跏趺九旬，　巢衣　。禅宗指决唯心，无他净土，而师径行持念，角虎示人，禅宗但贵眼正，不贵行履，而师万善同归勤行，百囗八所以抑虚滥示之堤防导，因心趣于极果，真金出冶，盛作庄严，大海吞流，不辞涓滴，真祖位大成之圣，法王金轮之尊者也。（《永明道迹序》，载《歇庵集》卷三,&127;台湾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据明万历本影印）

　

同样对王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王守仁、王畿、罗汝芳等人也推崇备至。推赞王守仁、王畿曰：“孔子既没，文不在兹乎，盖以当代而得二人焉，以系千圣、跨作者，郁郁乎明文，于斯为盛。”（《海门文集序》，《歇庵集》卷三）虽“未尝见二先生（龙溪、近溪），独嗜其书耳，而嗜近溪语尤甚。”（《盱江要语序》，《歇庵集》卷三）称誉近溪“微谈剧论，所触若春行雷动。”（《明德诗集序》，《歇庵集》卷三）他认为明代文明之甚，在于谭道证性的学术思想而非文学，盛修古业的词章虽然数量很多，但卓然可垂诸后世者十分鲜见。对唐宋文学不但不能超迈，且鲜有可比肩而称者。但“自阳明先生盛言理学，雷声电舌，雨云鬯施，以著为文词之用。龙溪绍厥统，沛乎江河之既汇，于是天下闻二先生遗风，读其书者若饥得饱，热得濯，病得汗，鲜盖不独道术至是大明，而言语文字足以妙乎一世。明兴二百年，其较然可耀前代，传来兹者，惟是而已。”（《海门文集序》，《歇庵集》卷三）他推扬王学，亦可见其为学宗趣。这也是《明史》未将其列于《文苑》，而是与吴山、余继登、冯琦等人同列，誉之为“词苑之鸿儒，庙堂之岿望”的原因。与明代文士普遍“才为才矜，理为理掩”不同，“陶子于文有史汉、有骚雅而长于序记，其谭道证性，略物综事，炯如也；于诗为陶为柳，间为长吉而品置泉石，啸吟烟云，超如也；其才不敢谓出秦汉诸文人上，而取理出新，不为宋人之掩，学阳明子而不为辨说，得禅之深而一秉铎于孔氏。”（黄汝亨《歇庵集序》）学术、文学兼擅并茂是陶望龄的特色。

二

陶望龄学术与文学相生相发的第一个特点是讲性气以反复古。由于陶氏擅谈学理，因此，赋诗为文也颇重理趣，这与明代前期的性气诗派相仿佛，而与信腕直寄的公安派意趣不同。宋人邵雍的《伊川击壤集》受到明代理学家的普遍推崇，薛　、陈献章、庄昶等人或作诗规仿《击壤集》，或推赞邵雍的诗作，谓其“真天生温厚和平，一种好性情也。”（陈献章《送潘应昌提学山东序》）形成了“性气诗派”。陶望龄踵事增华，似乎比陈献章更重性气，如他说：

白沙子曰：“子美诗之圣，尧夫更别传。”予谓子美诗即圣矣，譬之犹以甜说蜜者也，尧夫蜜说甜者也。梧桐月照、杨柳风吹，人耶诗耶？此难以景物会而言语解也。盱江明德罗先生闻道于泰州之徒，尽超物伪，独游乎天与人，偕顾盼　欠，微谈剧论，所触若春行雷动，因而兴起者甚众。予未尝见先生之诗，而平日持论窃谓先生全体即《三百篇》。其顾盼　欠，微谈剧论即其章句耳。……论者或谓伊川击壤，率取足胸次，不拘于法，而先生律调兼具，直类诗人之诗，若异乎所谓别传者。……尧夫之趣于诗，诗之外也，其意远，其诗传。先生之趣于诗，诗之内也，诗不必尽传而意为尤远。若其以诗为人，以人为诗；以己为天地万物，以天地万物为己，好而乐之，安而成之。则二先生所同也。诗之工拙，传弗传置不论已。（《明德诗集序》，《歇庵集》卷三）

陶望龄认为，不论后人对罗诗如何评骘，但是律调兼具，意蕴悠远，应该予以首肯，乃至意欲与诗圣同列，而不满足于别传被打入另册。陶望龄肯定邵、罗的诗作，并不是要以议论为诗，而是要“以己为天地万物，以天地万物为己。”专注于内求，以心学与理学相颉颃。在这一方面与陈献章等人并无二致，黄淳为陈献章文集作序称：“先生之学心学也。先生心学之所流注者在诗文。”陈献章主张“须将道理就自己性

情上发出，不可作议论说去。离了诗之本体，便是宋头巾也。”（陈献章《次王半山诗韵跋》）陶望龄比陈献章更注重于诗歌描写带有人性色彩的自然万物，即他所谓“梧桐月照，杨柳风吹，人耶诗耶？”陶望龄认为罗诗的题材、内容十分宽泛，视之若《三百篇》。但陶望龄认为罗诗则并不囿于温柔敦厚的儒学矩　，如“春行雷动”，是个性的自然舒张，是“顾盼嗑欠，微谈剧论”的实录，是“尽超物伪”性情的真实坦露。至此，陶望龄与袁宏道又殊途同归了。只是比较而言，袁宏道近狂，是以峻烈不羁的语气，张皇宣说，激情所至，难免过正；陶望龄则近狷，他“模楷人伦而不为标，经纬当世而密其绪。”（黄汝亨《歇庵集序》）故而，陶氏持论不失醇雅，而宏道不无矫激。陶望龄推赞罗诗，与陈献章等人推赞邵诗还具有不同的背景：“性气诗派”乍兴之时，明代文坛的复古之风尚未形成，当时诗风虽渐趋靡弱，但“作者递兴，皆冲融演迤不事钩棘。”直至弘、正之后，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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