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缺失：新诗研究的最大遮蔽

一行当的规律特点，是重大失策　。)。
　　而吕先生的“总结”对上述这些人——本质上是新诗潮理论的后继者——的成果根本　视而不见，只是在正文，提及论文一篇，偏废如此之大，实在叫人吃惊!不得已，笔者　只好站出来为这支队伍“小结”，笔者的意思并非为谁争上“大名单”，也不是多少人　上的问题，而是事关整个先锋诗歌研究，事关整个新诗研究的问题。
　　对于新诗潮理论的前辈们，“总结”报告的“待遇”似乎要好一些。吕先生这次肯定　谢冕先生，还“小心”地点了他早期(1983年)出版的《共和国的星光》。然而众所周知　，谢冕的十余部著述，从对朦胧诗率先推举《在新的崛起面前》、《中国新诗潮论》到　《20世纪中国新诗概略》，对整个新诗潮的推动和百年新诗研究，所发挥的旗帜性作用　，再怎样评价也都是不为过的。同辈的孙绍振，对个体主体性的率先戳破和人本美学的　高扬，晚近对后现代主义的辩证警戒，一直保有理论家的睿智与敏锐。郑敏的《诗歌与　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连同她持续发表的一系列　回归古典的文论，显示了诗家对诗质的深刻洞察。杨匡汉的《诗学心裁》(陕西人民教　育出版社1995年版)、《诗美的积淀与选择》、《缪斯的空间》在诗美芳草地上操持，　屡有建树。吴思敬的《心理诗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深入创作主体内部，　做出方法论上的有益尝试，大大超越被吕文点中的1987年版的《诗歌鉴赏心理》。还有　洪子诚、刘登翰的《新诗史》、蓝棣之《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　，或史或论，同样成果卓著。
　　由上面简要清理，可见出一条线索，这支被有意淡化的“前崛起”和完全被排斥的“　后崛起”，在20多年的承续中，所形成的合力，已然成为中国新诗研究中坚。20年来，　两支在倾向上承传的队伍，业已形成自己较浓郁的特色：较开放的前卫诗学理论，较丰　富的理论想像力和批评锐气，独立思考，拒绝平庸，常有不落窠臼的构想、假说，以及　建设性思辨；艺术直觉、艺术敏感较强，在感性批评中努力发散理性活力，在话语转型　中寻觅创新契机。
　　遗憾的是，吕先生严重的排它性，最终导致两份完全不同结果的“清单”。此番的“　盲视”及“障眼法”，在小说研究中是不可思议的，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也是无法被接受　的。
　　　　　　新诗研究的前沿：集中于新诗的转型
　　说穿了，这是20年来新诗研究在立场、观念(包括方法论)上分歧矛盾的一次总爆发。　我们与吕先生争执的另一焦点是，新诗研究的前沿应该定在哪里?
　　吕先生认为新诗研究的前沿是文体理论。他说，“文体建设时期就是主要致力解决诗　与散文的关系”；“中国新诗文体在这一时期致力于两个向度的拓展，首先是分类学…　…其次是轨迹学”(注：吕进：《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新诗研究》见《文学评论》，200　2年5期。)。先看看吕先生前沿学科的研究大著《中国现代诗学》，在自撰导言中称该　书为“诗学新思维”，对“中国现代诗学理论体系”做出“6个重要突破”(注：吕进：　《中国现代诗学》，2页，重庆出版社，1991。)，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笔者当年十分兴　奋，真想为同道的成果祝贺，然翻阅之后，未免疑窦多多。该书当然是一部分类学著作　，主要围绕着抒情诗(或诗的情感性)做一些论述。按照吕先生自己定的前沿研究标准看　，计有抒情诗特征属性2章，语言4章，生成3章，诗人修养1章，诗的风格2章，分类3章　，轨迹动向2章，自是十分辉煌了，姑且就把它视为一部具备前沿性的、具有重大突破　的大著，奇怪的是，竟被当时很粗浅的我看出“破绽”：例如，他看到情感在抒情诗歌　中的核心地位，却没有看到情感的一系列变异；看到情感图式的巨大抒情功能，却没有　看到抒情的弱化、细化与转化趋势(早在1987年孙绍振就对情感的“极化”“细化”“　弱化”做过深刻表述(注：孙绍振：《文学创作论》，第7章《诗歌的审美规范》，春风　文艺出版社，1987。))；他看到理智在情感中的不小作用，却没有看到“情绪”中也有　非理性的一面(早在1987年的周伦佑就有大量“非情态”写作论述(注：周伦佑：《反表　现——超情态》，见民刊《非非》，总2期，1988。))；他看到抒情诗的外在音乐性，　却对抒情诗的内在音乐性——内在节奏点到为止(早在1985年陈仲义已有专门论述内在　节奏的章节(注：见《论诗的音乐性》下篇《内在旋律》，《艺谭》，1985年3期。))；　他看到抒情诗线性的“灵感—寻思—寻言”三阶段，却少掉了更具互动空间的“意象思　维”和“非意象思维”(同期的吴晓早已发表了许多关于意象思维文章(注：吴晓：《意　象符号与情感空间》，第1—8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他看到抒情诗媒介　的特征，却未能触及语言的陌生化张力(早在1979年台湾李英豪就有这方面的出色论文(　注：李英豪：《论现代诗的张力》，见《现代诗导读》理论卷，台湾故乡出版社，1979　。))。
　　比照同期的同类项研究，可见该书并非取得6大突破进展，阐述的还多是现实的与浪漫　的诗歌普泛的品质，“漏掉”了其他更多特殊、独到、隐秘、幽微的东西。而这些被“　漏掉”的，才是诗歌的真正奥秘。在我看来，该书不少提法，其实都是抒情诗的基本“　常识”，基本常识被拔高为前沿的突破性成果，实在难以理解(注：难以理解的还有一　点，在《中国现代诗学》这么一个庞大严谨的框架下，吕先生把自己与他人的文章共16　篇，作为附录放进各个章节，似乎是为求取多样化效果。计有与他人通信10篇(别人就　占了5篇)、评论2篇、短文1篇、开幕词1篇、闭幕词1篇、为人作序1篇。不知道那么多　通信、短文，在《中国现代诗学》这样重的磅秤下，能称出多少“例证”重量?反倒给　人水分的感觉，至少在体例安排上是不妥的。)。
　　如果说，新诗研究主要涵盖三大层面：诗学理论(如范畴概念的基础建设、诗歌形态所　体现的属性特征等)，诗歌批评(如诗人文本解读、诗人个案研究等)，诗歌史(如社团、　思潮、运动、诗风，以诗歌现象为线索)，那么，新诗研究的前沿视野，自然聚集于诗　学理论、诗歌批评、诗歌史的“问题意识”上了。问题意识就是善于清除伪命题、假命　题，善于提出真问题，善于拽住这三大层面的核心要害。
　　新诗研究的前沿与其他文类不大相同的地方有：1.它是感悟性及灵性特强的研究；2.　研究对象的各种本体

元素特别活跃；3.无论蜕变或转化的时间和速度都非常快。这就需　要研究者有很好的“跟踪”嗅觉意识，有直接面对诗歌实践的应对能力，否则容易落入　“隔”的窘地。那种对当下写作实践隔岸观火、凭观念开中药铺、满足“二手”、进行　平庸理论套用的做法，是难于抵达诗的真谛和诗研究高地的。
　　据此“问题意识”，笔者想尖锐指出，新诗研究的前沿：在于新诗的现代转型，而不　是在分类学——什么抒情诗叙事诗寓言诗儿童诗之类的分类研究，甚至可以说，新诗的　转型，才是新诗研究——前沿中的前沿，难点中的难点。
　　前沿就是前列、前端、前矛、突前的意思，它往往是矛盾与动力最集中的地方。而转　型则是新与旧价值的“交接”，是旧的扬弃、新的寻求过程。新诗的转型，是一次历史　文化机遇。白话诗——新诗的基础，向广义现代诗——过渡形态和现代诗——突前部位　的转型，不是新诗一种类型和风格的简单演变，而是充满新质的、新型的“摆渡”。转　型中的突前部位——现代诗形态，昭示着对现代性的含纳和探望。它的先锋色彩体现于　——在存在意义上更为纯粹的生存/语言关注，即个体境遇中，生命精神(包括正负面)　的针尖般洞穿。
　　新诗的转型，聚焦于现代性上。新诗的现代性，是新诗自身不断裂变与重组过程的行　进状态。它的真精神，不是依赖“他者”影响，或绝对继承关系，而主要靠自身充满生　机的实践和自身内在发展逻辑。这就意味着，在相当程度上，它与过去的断裂(或曰对　过去的重新发现)，重视溶入当前，面向未来。这也就不难理解，新诗何以比其他文类　拥有更多“火气”，勇于对传统老化固化作出摒弃，勇于对新质元素孜孜追取，勇于深　入自身“诗意与诗艺的双重蜕变”，不仅从“他场”上，回到“诗的自觉”，更在“现　代主义艺术思潮的再接受”中，走向全面开放。纵的继承、横的移植、创造性转换、生　存与言说同构、生命与语言互动，诸如此类，都直指白话诗在现代语境中，螺旋式迁演　到现代汉诗轨道

《整体缺失：新诗研究的最大遮蔽(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