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和谐与企业家

   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26年，我们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毫不回避地在资源配置方面引入了市场机制，又在市场领域引入了竞争机制。26年的社会进步，经济繁荣，其实质都是竞争带来的结果，今天我们所享受的种种物质文明，我们都会亲身感受到通过竞争才有的今天的价格和质量，如到处琳琅满目、各式各样的消费品等等。可以说，自从有了市场经济以后，竞争表现得格外明显和毫不留情。     市场竞争与经济及社会和谐毫无疑问是一组矛盾。绝对化竞争的结局定无和谐可言。人们普遍追求的是，立足于竞争的和谐或以和谐为目标的竞争。正因为如此，中国需要以超前的眼光，从更高的基点上来看待竞争，并赋予它新的含义。     目前阶段整个社会仅仅是对民营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的行为提出了空洞的道德要求，其实不然。资本要有好的发展空间，就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否则拥有者就会犯认识上的错误，就会把资本的市场运作看做是一场赌博。资本一旦离开了和谐有序的生活环境就像一堆废纸一样，所以民营企业家必须真正意识到资本是需要和谐社会环境的，而且必须为和谐的社会环境付出相应成本，资本付出成本的方式包括纳税和社会公益事业。     中国光彩事业的实践，是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这一实践不仅仅为中国新兴的企业家阶层提供一种发展信念和道德外力，它更是市场经济激烈竞争之外的和谐剂。可以说，它是中国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在走向竞争的和谐这一历史性跨越中所追求的价值取向。     我们今天在这里藉2005年中国公益百家表彰大会的机会，专题探讨公益事业发展问题，这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此刻想起了去年年初开始的那场大讨论，是有关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家，也有人称之为“富豪”与公益事业的大讨论。据说讨论源于两个排行榜和一篇调查报告。排行榜分别是富豪榜和纳税榜。调查报告提供了一组特别吸引眼球的数据。说是中国目前有1000万家企业，当然包括国有、民营在内的各种所有制企业。这千万家企业中，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也就是说99%的中国企业没有参与慈善事业。几乎在同一时间，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对富豪们参与慈善事业、公益事业和纳税等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质疑。一方面，公众对于富豪缺位慈善捐助的状况感到不满并有微词；另一方面，中国富豪为何缺位慈善事业？企业家们对公益事业是否真的就不感兴趣或另有原因？税收杠杆对慈善行为是否起到了加力作用以及社会环境是否让富豪们鼓不起精神等等，一时间众说纷纭。     应该说，这场讨论至今并没有结论，或者说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有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社会各界包括企业家们参与公益事业的环境正在逐步完善，比如老板们担心的私财保护问题有了宪法的保障。另有消息说，拟定于11月召开的首次中华慈善大会，将发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慈善组织也将联合签署《慈善组织自律宣言》等。应当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企业家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今年4月出炉的慈善家排行榜上榜者和这次受表彰的公益百家，都是他们中间的优秀代表。     现在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在充满竞争的市场经济时代，企业和企业家的价值取向到底是什么？竞争与和谐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偏废和谐对竞争会怎样？等等。看来都是我们面对的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26年，我们搞社会主义地市场经济，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毫不回避地在资源配置方面引入了市场机制，又在市场领域引入了竞争机制。26年的社会进步，经济繁荣，其实质都是竞争带来的结果，今天我们所享受的种种物质文明，我们都会亲身感受到通过竞争才有的今天的价格和质量，如到处琳琅满目、各式各样的消费品等等。可以说，自从有了市场经济以后，竞争表现得格外明显和毫不留情。     毋庸讳言，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即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竞争也分规范的竞争和不遵循市场游戏规则的竞争，有序的竞争和无序竞争等。     经济学界主张“自由竞争”，然而在现实中许多企业却形成了狭隘的竞争观念。如“商场如战场”、“肥水不流外人田”、“市场竞争就是淘汰对手”等，在这些观念支配下，市场中不正当竞争愈演愈烈，价格战与地方保护主义给竞争双方都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害。在这种竞争形式下，企业的竞争力不仅没有真正得以提升，反而消耗了大量资源。     26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实现竞争观念的创新，就是要形成平等、互利、合作、双赢优势互补的竞争观念。这样的竞争观念在大量的产业集群中存在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市场竞争与经济及社会和谐毫无疑     问是一组矛盾。绝对化竞争的结局定无和谐可言。人们普遍追求的是，立足于竞争的和谐或以和谐为目标的竞争。正因为如此，中国需要以超前的眼光，从更高的基点上来看待竞争，并赋予它新的含义。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竞争意识的增强，中国原来建立在产品经济基础上的、由直接指令性计划统一控制的经济秩序及其人际关系中的那种“有限和谐”已被突破，种种过去我们所不熟悉的或过去表现不很突出的“倾斜”现象大量涌现。比如，东、中、西部发展失衡在加剧；技术进步与充分就业两大目标矛盾在加深；城乡差距在拉大；收入平均化和少数人收入畸高的双重分配不公同时并存；不同阶层、社会群体在经济改革中受益差别拉大，心理上的不平衡和失落感则更是明显；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的矛盾以及人口增长与耕地锐减的反向运动已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等等。     表面上看，目前阶段整个社会仅仅是对民营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的行为提出了空洞的道德要求，其实不然。资本要有好的发展空间，就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否则拥有者就会犯认识上的错误，就会把资本的市场运作看做是一场赌博。政府和企业、资本和劳动者、政府与劳动者如何打交道，这三者的关系现在看来是以资本为核心，权力为主导，但如果没有法制轨道，关系就很难理清，权力如果被资本所侵蚀就会滋生腐败，资本如果利用权力来谋利的话，就会丧失社会责任感。另外，资本一旦离开了和谐有序的生活环境就像一堆废纸一样，所以民营企业家必须真正意识到资本是需要和谐社会环境的，而且必须为和谐的社会环境付出相应成本，资本付出成本的方式包括纳税和社会公益事业。事实上确有一些富豪的纳税意识比较淡薄，社会公益事业也仅仅只是做门面，他们不知道社会公益事业能从根本上维持资本生存所需要的社会环境。当灾难降临时，假如拥有最多社会物质财富的资本所有者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话，他也不会走得太远。     当然，一谈企业的社会责任，并不是说企业要把所有的社会责任都揽到自己肩上来，不要挣钱了。挣钱固然重要，但企业生财必须有“道”，应以非常好的、恰当的方式来盈利。社会责任不是捐钱了事，而是要思索企业如何经营，如何在不同利益团体间取得平衡。     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强烈的针对性，实质上是要通过亿万群众的探索与实践，在告别计划经     济体制下低水平的“有限和谐”之后，正如有学者所希望的那样，去圆满完成“走向竞争的和谐”这一历史性跨越。     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名字在中国早已是家喻户晓。他曾经写过一部专著《国富论》，非常有名，是经济学的必读之作。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就有严复先生翻译介绍到中国，并对中国经济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实，他的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作为他在伦理学方面的代表作，其地位并不在《国富论》之下，但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中国，直到1998年才有了《道德情操论》的简体中文译本。     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始终关注应该如何使人们致富，但致富不能解决社会所有的问题。据说亚当·斯密在撰写《国富论》的时候，内心非常困惑，于是他在教导人们迅速致富的时候，又动手写《道德情操论》，想用道德的力量矫正富人的良心。但在其后的几百年间，致富的世界并没有消灭贫穷，甚至带来的是环境的污染、官员的腐败等一系列问题。《道德情操论》中讲的一个观点是社会的财富如果不被全社会所共享，那么这个社会就不稳定，我们今天在讲和谐社会内涵的时候，应当从中有所感悟。     在创造财富的竞争时代，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不仅取决于企业家的管理经验和能力，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企业文化，而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家的价值观。有两份报告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企业家价值取向的现状与特征。     一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组织的2004·中国企业经营者价值取向专题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一般价值取向方面，大部分企业家更看重的是品格，强调人的精神追求、良心、助人和维护公共利益方面的价值；强调社会利益，重视环境保护；希望加强法治、倡导依法经营；对工作成就有着强烈的追求，注重通过实力取得成功，并在工作过程中获得快乐和满足；多数企业家并不过分看重金钱权力，同时希望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     在职业目标价值取向方面，企业家首选提高企业竞争力，同时希望得到社会承认、实现人生理想；在生活目标价值取向方面，强调事业第一，关注个人健康，同时也比较看重家庭生活。     在企业经营与发展的价值取向方面，企业家关注投资者利益，强调守法经营；认为企业价值观对企业发展有重大影响，强调企业必须有明确的价值观，而价值观要得到员工的认同；倾向于不单纯从企业的短期成功看待企业的成就，     把先进技术和产品及营销能力视为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     在企业家角色的价值取向方面，大多数企业家十分热爱自己从事的事业，认为诚信、守法和创新是企业家最重要的优秀特征，最不认同的是失信、违规经营、贪婪、妄自尊大、自私自利等行为。     尽管从不同性别、年龄、学历、地区和经济类型来看，企业家的价值观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但从总体看，中国企业家的价值取向是积极的、向上的。     二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组织的2005·私营企业调查显示，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物质财富方面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但是，作为一个阶层，他们整体上保持着相对的低调。这次调查发现，“在商言商，把企业办好”，是私营企业主高度集中的愿望。他们都把经营好企业看成是立身之本。居于第二位的是“在日常生活中树立良好的个人和企业形象，做一名社会贤达”，第三位的是“和社会上其他阶层成员和睦相处”，比重高达3/5以上，远超过其他带有

政治内容的诉求。     私营企业主作为先富起来的阶层，回报社会的主要方式是对公益事业的捐赠，63.6%的私企业主曾经有过捐赠行动，捐赠额相差很大，中位数是5000元。不同资本规模、不同政治面目、不同文化     程度、不同年龄组的企业主捐赠数量也不相同。资本规模越大，企业主捐赠额越大。     本次调查的企业中有44%业主参与了“光彩事业”，参与方式最多的是“捐款”和参加“修桥铺路等公益事业”。规模越大的企业参与“光彩事业”的比例越高；亿元级的企业参与率为82%，千万元级的为76%、百万元级的是64%，而百万元以下的企业仅为40%。     光彩事业是民营企业家为响应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而发起实施的一项社会扶贫事业。自1994年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光彩事业以民营企业家为参与主体，包括港澳台侨工商界人士共同参加，以自觉自愿、量力而行、互惠互利、义利兼顾为原则，面向老少边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以项目投资为中心，开发资源、兴办企业、培训人才、发展贸易，并通过包括捐赠在内的多种方式，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据最新统计，目前全国共实施光彩事业项目11849个，企业家参与人数16504人，到位资金813.4亿元，培训人员271.74万人，安排就业276.91万人，帮助538.41万人摆脱了贫困。各种捐赠总额96.88亿元。     10年来，广大民营企业家通过参与光彩事业，进一步增强了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意识。实现共同富裕的使命感，增强了回报社会、服务群众的自觉性，塑造了良好的社会形象，实现了积极的人生追求，形成了“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扶危济困、共同富裕、义利兼顾、德行并重、发展企业、回馈社会”的光彩事业精神。     中国光彩事业的实践，是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这一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创造了积极向上的并在经济活动中切实可行的社会信念。从“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到义利兼容、德行并重的理念，光彩事业把对人的关爱和对弱势群体的扶助与追求企业利润置于同等重要位置，它不仅仅为中国新兴的企业家阶层提供一种发展信念和道德外力，它更是市场经济激烈竞争之外的和谐剂。可以说，它是中国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在走向竞争的和谐这一历史性跨越中所追求的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必将为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注入新的生命力量。  

《竞争、和谐与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