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论宋玉大小言赋之真伪

京都赋》，在题材上模仿扬雄的《蜀都赋》，在艺术表现性上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四是在立意与构思方面模仿，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从枚乘《七发》的田猎描写中获得灵感；扬雄的《羽猎赋》、《长杨赋》从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中得到启迪；班婕妤的《自悼赋》从司马相如的《长门赋》中取得借鉴。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大人赋》对于《大言赋》的模仿，既是题材上和手法上的模仿，也从中获得了创作的灵感。所以，我们不能同意游先生的说法，因为在汉代辞赋中我们还是能够找到摹拟宋玉大小言赋的证据的。
　　　　三、“俳词”与大小言赋
　　俳词指的是俳优为取悦观赏者的诙谐调戏性言词。俳优是先秦汉魏之际以言词歌舞调谑为事的人，多为朝廷权贵所豢养，以备娱乐。俳优可能兴起于殷商末世，《列女传》说：“夏桀既弃礼仪，求倡优侏儒狎徒为奇伟之戏。”大概到了春秋战国之时已普遍流行，《左传》、《国语》、《战国策》多有俳优事迹的记载，《史记》还特以《滑稽传》专记俳优事迹，可知姓名者，就有晋之优施、齐之淳子髡、楚之优孟、秦之优旃四人。俳优对于文学颇有渊源，王国维认为俳优的调谑性表演是后世戏剧的滥觞[6]，任半塘认为俳优的诙谐性言词是战国末期散文赋的起源，并提出了“赋出于俳词”[7]的观点。我们这里仅就俳词与赋的关系来谈。当代赋学家曹明纲先生认为，在诗源说、辞源说、综合说、赋出俳词说等有关赋的起源的说法中，赋出俳词说“依据最为充分、见解最为贴切”，其理由是：“一、赋家与优倡，赋与俳词，在汉代经常被连在一起。”“赋家类倡，为赋乃俳。”“二、从历史上留存的俳词来看，不仅在讽谕、ｍàｎ＠⑧戏、隐语、体物等方面与赋非常类似，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形式以问答构篇，韵散配合，与赋体的基本要素完全一致。”[8]曹先生的论述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当代文学体裁理论认为：“文学体裁由反规范而达创新，不断综合是一种方式。所谓综合，就是作家不断通过原有的不同体裁相互渗透，形成新的体裁形式。这大致有几种方式，它们都以某一种体裁为主，而吸收、综合其他体裁的某些特征，形成新的体裁形式。”[9]就散文赋的形成而言，我们认为，俳词便是散文赋生成的主体体裁，而它在生成中又吸收、综合了诗、辞、辞令等体裁的一些特征，从而形成了散文赋这一新的体裁。因此，我们基本赞同曹先生的观点和论断。不过，关于俳词的内容当不能仅以流传下来的先秦俳词而论，因为先秦两汉的史学家，其写史的目的，自孔子作《春秋》以来，已不是客观地记史，而是“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按自己的思想和立场有选择地取材记史，所以，他们记录下来的俳词，只是当时俳词的一小部分，只是与其史学观相吻合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含有讽谏意义的一部分，而绝大部分ｍàｎ＠⑧戏诙谐的只求娱人的俳词并没有流传下来。这就是说，先秦的俳词从内容上说有两类：一类是含有讽谕意义的ｍàｎ＠⑧戏之词，曹明纲先生认为宋玉《风赋》与俳词的结构体式相同[10]，这是就具有讽谕意义的俳词说的；至于没有讽谕意义只用于娱乐的另一类俳词，它在赋体文学中有没有承继呢？只要稍加思索，就会极为自然地想到宋玉的《大言赋》和《小言赋》。
　　宋玉的大小言赋，从问答的结构和散韵相配的语言形式方面来说，毫无疑问是源出于先秦的俳词；从ｍàｎ＠⑧戏调笑的风格来说，也无庸置疑是脱胎于先秦的俳词；从意旨内容来说，它或极夸人之大，或尽状物之小，别无寓意，则是克隆于用于娱乐的俳词。故而，宋王正德《余师录》说：“《大言》、《小言》，义无所宿。”明胡应麟《诗薮》说：“唯大小言辞气滑稽，或当是一时戏笔。”宋玉的大小言赋虽然思想价值不高，但是它和《风赋》等一样在赋体文学的发展史上却有重要的价值。因为它们是赋体文学的发端，是由俳词过渡到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它们就像赋体文学史中的一块块文字化石，反映了俳词向赋嬗递变化的痕迹。同时，大小言赋也有着独特的赋学史价值，因为它是娱乐性俳词蜕变为娱乐性辞赋的转化标志，也是后世俳谐体辞赋的源头。如果没有大小言赋，我们就会感到汉初娱乐赋一时大盛是那么突兀。如《西京杂记》记载的汉梁孝王集诸游士，游于忘忧之馆，使各为赋，枚乘作《柳赋》，路乔如作《鹤赋》，公孙诡作《文鹿赋》，邹阳作《酒赋》，公孙乘作《月赋》，羊胜作《屏风赋》，韩安国作《几赋》，娱乐之赋盛况空前，何兴之暴也？如果没有大小言赋，我们也会感到汉初俳谐体赋一时大盛是那么的没头没脑，如《汉书》本传记载枚皋为赋乃俳，见视如倡，一生作赋百二十篇，其尤ｍàｎ＠⑧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其俳谐赋何其多也？亦何兴之暴也？如果没有大小言赋，汉代娱乐赋、俳谐赋所显示出的那种成熟也不可理解，这无需举例，是显而易见的。有的学者不了解大小言赋的起承作用，甚至否定了大小言赋在战国末世的存在，当他们看到汉代娱乐赋、俳谐赋盛极一时、高度成熟，只好说“汉赋乃是优语（即俳词）的支流，经过天才作家发扬光大的支流”，只好无奈地用“天才”解释这一切。因此，从赋史的角度说，大小言赋理当为宋玉所作，理当诞生于战国末世，同时，宋玉又理当是以俳词为基础创制散文赋的新体裁形式的开创者。
　　　　四、“小臣”与大小言赋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主体体裁的选择和对于其他体裁某些特征的吸收和综合，还要受到创作主体和读者阅读的影响。就大小言赋而言，它的创作主体是宋玉，它的阅读者是楚王。下面我们就来考察一下这两者的关系。
　　《襄阳耆旧传》说：“宋玉者，楚之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冢。始事屈原，原既放逐，求事楚友景差，景差惧其胜己，言之于王，王以为小臣，玉让其友，友谢之，复言于王。”关于宋玉因友见襄王事，当属史实，西汉的文献《韩诗外传》卷七、《新序》卷五均有相同的记载，只是未言“王以为小臣”，然而从宋玉作品所记的宋玉事迹来看，宋玉初入仕时，襄王以为小臣，应当属实。《周礼》中所记小臣有二：一叫内小臣，是阉官，是服侍王后的；一叫小臣，非阉官，是服侍君王的。宋玉之为小臣当属后者。《周礼·夏官司马第四》说：“大仆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又说：“小臣掌王之小命，诏相王之小法仪。掌三公及孤卿之复逆，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

入，则前驱。大祭祀、朝觐，沃王盥。小祭祀、宾客、飨食、宾射掌事，如大仆之法。掌士大夫吊劳。凡大事，佐大仆。”以此知小臣的官阶是上士，属于官阶中最低的士一级，按古礼诸侯臣下天子—等，这就是说诸侯的小臣应该是“中士”了。小臣的职责是佐助太仆服侍君王，具体地说：一是掌王之小命。即向下臣传达君王的一般性旨意（非国家大事）。二是诏相王之小法仪。小法仪指君王趋行、拱揖的容仪。三是掌三公及孤卿之复逆。即替君王迎送来朝见的大臣。四是正王之燕服位。即负责君王出游行路和居处时的服装和站立位置。可见小臣的职事都是些琐碎小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小臣官虽卑微，但却是君王的贴身随从。从宋玉的作品和有关文献看，宋玉能与楚王游兰台之宫（《风赋》），游云梦之台（《高唐赋》、《神女赋》），又能出入后宫（《好色赋》），又可直接接受楚王的询问（《对楚王问》），又曾一度对自己的职务不满（《韩诗外传》、《新序》、《襄阳耆旧传》、《北堂书钞》、《楚国先贤传》等），可证，宋玉确做过楚王的小臣。不过，宋玉所做的小臣与《周礼》中所说的小臣还有所不同，他除应尽小臣之职外，还有一个职责，这就是为王作赋，为王取乐，有类于俳优，可谓是个特殊的小臣。有些宋玉研究者，称宋玉为“文学侍从”，是很有道理的。《襄阳耆旧传》说：“（宋）玉识音而善文，襄王好乐而爱赋，既美其才，而憎其似屈原也。”这大概是楚王以宋玉为小臣的真正原因，或者景差推荐宋玉时顺便进的谗言就是宋玉“似屈原”。
　　由此可见，宋玉初仕楚襄王时，既是伴王左右的奉侍小臣，又是类于俳优的文学侍从。我们这样认定虽然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还未找到佐证，但在汉初的文献中却是有例可证的。上文我们曾提到过汉梁孝王的文学侍从，他们在梁孝王游忘忧之馆时都应制作赋，为王助兴，公孙乘在《月赋》中说：“文林辩囿，小臣不佞。”枚乘在《柳赋》中说：“君王洲穆其度，御群英而玩之。小臣瞽聩，与此陈词。”又说：“隽人英髦，列襟联袍。小臣莫效于鸿毛，空衔鳞而嗽醪。”而邹阳在《酒赋》中说：“君王凭玉几，倚玉屏，举手一劳，四坐之士皆若哺粱焉。乃纵酒作倡，倾碗覆觞。”请看，他们或者把自己称作“小臣”，或者把全体文士

《重论宋玉大小言赋之真伪(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