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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构型与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初步建构——经济哲学语境中的《伦敦笔记》研究


币与资本之间的本质差异。不论是实业家与实业家之间的货币形式还是实业家与消费者之间的货币形式,在本质上都是流通手段,“即在真正贸易中的流通手段和在收入同商品即一部分资本相交换的流通手段”,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是货币不同职能的差别,是货币内部的差别,而不是资本与货币的差别。因此,银行学派“说在危机时全部问题在于缺乏信用而流通手段是无所谓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事实上缺乏的是流通手段”。在这里,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已经远远地超越了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为他后面制定科学的货币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维·索·维戈茨基说:“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的成熟程度,是他的价值理论成熟程度的标志。”我以为,这个判断是非常准确的。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推进到什么程度,他的价值理论就会进展到什么程度?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将货币问题沉降到雇佣劳动的维度,从生产组织的角度来理解货币的本质。这就意味着,在马克思的视域中,货币决不仅仅足一个单纯的物,而是一种“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维度的强化,必然促使马克思加深对价值问题的理解,由此,也深化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理解。
  
  此时马克思已经不再像《哲学的贫困》中那样停留在李嘉图的水平之上,货币问题的深化使马克思意识到李嘉图价值理论的缺陷,开始在更高的层面上批判后者的价值理沦了。马克思指出,李嘉图固然也看到了价值与财富之间的不同,但他只是在概念上对二者做了区分,而没有从本质上对这两个范畴进行界定,仍然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李嘉图只在概念上去分清价值与财富的区别,他消除不了困难。资产阶级的财富和资产阶级全部生产的目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满足需要……商品生产的增长从来不是资产阶级生产的目的,价值生产的增长才是它的目的。”可见,马克思已经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独特目的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此基础之上,马克思批判了李嘉图对“资本”的理解。他先是引述李嘉图的说法:“资本是用于将来生产的目的的那部分国家财富,它可以和财富按照同样的方法增加。”接着就批判道:“李嘉图在这里把资本和构成资本的材料混为一谈了。财富只是资本的材料。资本总是重新供生产利用的价值总和;它不单是产品的总和,也不是为了去生产产品的,而是为了去生产价值的。”物的维度与社会形式维度的区分已经成为马克思理论布展的核心思路。
  
  但如果仅仅依据这段话,将其等同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水平,显然又失之偏颇。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虽然已经从关系的维度来解读资本,把资本理解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是在那里,马克思显然对这种生产关系的实质还无法给出具体的解释,而到了这里,马克思已经对这种资本关系的实质作出了重要的推进:资本生产的目的就是获得“价值的余额”?那么,这种余额是怎么产生的呢?马克思认为,只能到生产过程中寻求。“为了做到他们之中的某个人在补偿总资本之后,手里还留下一些余额,这个余额本身必须存在。他们以欺诈的办法弄到的相对利润,只不过是全部余额的不平等的分配罢了。但要进行分配,就必须存在着待分配的东西:有了利润本身的存在,才呵能有利润的不平等。因此,虽然个别的特殊利润可以由商业来说明,但商业却不能说明余额本身。如果提出关于整个工业资本家阶级的余额问题,那么,这样的说明一开始就毫无意义。因为用资本家作为阶级自己窃取自己的说法,是决不能说明这一余额的。”同样,用工业阶级与土地所有者阶级之间的相互欺骗也是无法说明这一余额的,它只能是由工人阶级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这里涉及的问题是价值,而价值是相对的:它不是量,而是量对第三者的关系。这第三者只能是工人阶级……余额是这样产生的:工人从花费了20个工作日的产品中,只得到值10个等等工作日的产品。”可见,马克思已经非常清晰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本质上就是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阶级创造出来的“价值余额”的奴役性关系。因此,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无疑就是“用新价值创造新劳动,通过新劳动创造新价值”的过程,就是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奴役关系的再生产过程,这是马克思在狭义再生产理论上取得的重要推进。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狭义再生产理论离真正科学的层次还有一段距离,因为这里的价值理论显然还不是建立在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科学划分之上的,此时马克思还没有实现劳动到劳动力商品的转变。
  
  其次,在广义再生产理论上,马克思此时已经搭建起初步的理论形态。在这里,马克思已经肯定斯密对两种贸易区分的积极意义,“贸易的区分——一方面是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另一方面是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前者是资本的转移,后者是收入和资本的交换;前者靠他们自己的货币来实现,后者靠他们自己的铸币来实现;——亚·斯密所作的这种区分是重要的”从总体来看,这里的实业家与实业家之间的贸易构成了后来第1部类的最初萌芽,而实业家与消费者之间的贸易则是后来第Il部类的最初萌芽。此时,马克思已经突破了斯密对二种贸易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在斯密看来,一切商品的价格最终分解为工资和利润,也就是说,一切商品的价格最终必然全部转化为消费基金,用于最终的个人消费,“实业家所卖的一切,终须卖归消费者。”这样当他在看待商品流通的时候,必然只会从一般简单商品流通人手,抬高实业家与消费者之间商品交换,看不到在再生产过程中用于补偿不变资本或生产资料部分的资本流通,因而,他必然会认为,“实业家彼此间流通的货物的价值,决不能超过实业家和消费者间流通的货物的价值”。而此时马克思立足于危机的事实,反驳了斯密的错误结论。他指出,古典经济学家们都力图证明不可能发生生产过剩,断言前者之间的贸易额不会超出后者之间的贸易额,然而,“所有的危机事实上都表明,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总是超出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为它设定的界限。”以此来看,马克思确实是从社会总资本的流通和扩大再生产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危机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这只是马克思广义再生产理论的最初级的形态,因为:
  
  第一,广义再生产理论只有建立在科学的狭义再生产理论上才是合法的,而此时马克思在狭义再生产理论上显然还没有突破“劳动商品”的缺陷,建立起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所以,此时的广义再生产只是一个最初级的形式,他显然还没有能力对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过程做出科学的分析,因而更无法揭示整个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详细过程。
  
  第二,从马克思自身的理解来看,他像斯密一样,把实业家与实业家之间贸易理解为“资本的转移”,把实业家与消费者之间的贸易看作为“收入和资本的交换”,显然这种界定是无法涵盖两个部类之间所有流通过程的,比如收入与收入的交换。此外,实业家与实业家之间的交换并不总是资本的转移,它还可以是收入和资本之间的交换(第1部类资本家(m)与第1I部类资本家(c)之间的交换);实业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换也并不总是“收入和资本的交换”,它还可以是收入和收入的交换(第II部类内部资本家(m)之间的交换)。犹如马克思后来评论的那样:“‘实业家’和‘消费者’的说法也是不对的,因为实业家——生产资本家——在上述交换中同时表现为最终‘消费者”。以此来看,将实业家与实业家之间的贸易看作为后来的第1部类的思想原型,将实业家与消费者之间交换看作为后来第II部类思想原型,是绝对错误的。
  
  第三,虽然马克思此时断言实业家与实业家之间的贸易总是超出实业家与消费者之间的贸易,但这一论断与后来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沦》第2卷中断言的含义存在着巨大差别马克思这里的切入视角显然是危机,是通过危机的事实

《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构型与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初步建构——经济哲学语境中的《伦敦笔记》研究(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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