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研究百年回顾

体成就还无法与日本相比。欧美的金学研究以美国为主、法国次之。美国除前面提到的韩南外，夏志清、芮效卫、柯丽德、浦安迪、马泰来、郑培凯、杨沂等都是美国兼治汉学与金学的主将。尤为引人注目的是，1983年5月，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召开了《金瓶梅》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了夏志清、芮效卫、史梅蕊、杨沂、孙述宇、郑培凯、马泰来等11位学者提交的11篇论文（注：此次会议论文均收入徐朔方编选校阅之《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这是本时期境外金学研究主要成果的一次检阅。法国的金学研究界主要有雷威安、艾金布勒、陈庆浩、李治华等。其中雷威安的法译本《金瓶梅》颇为人所称道。
　　第三时期中国大陆的金学研究因挟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之盛势，虽历时最短，却争论最烈，成果最富，影响最著。而在台港、日韩、美法三个新的研究重心中，以美国声势最宏，韩、法则分别为后两个重心的新的生长点。中国大陆与境外由分到合，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终于共同奠定了百年金学的繁荣局面。
　　　　二
　　纵观百年金学，时而喧闹，时而寂寞，而使金学一脉始终保持活力，未至绝灭，乃是因为金学中屡有观点之碰撞，思想之磨砺。故虽行途曲折，终能求得学术之递进。百年金学，就其主流及影响而言，约有以下四大争鸣之热点。
　　一曰作者之争。在20世纪之前，盛行明代嘉靖年间学者王世贞作《金瓶梅》之说（注：此说主要依据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宋起凤所作《稗说》，后《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即据此提出“苦孝说”。）。1934年，吴晗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以极其严谨的考证，予以否定。时过半个世纪，朱星于1979年发表《〈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等文和《金瓶梅考证》一书，列举十点理由重申了王世贞说，而后周钧韬承之并加以补充和发挥，进而发展为“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此说后来也同样引发了众多的不同意见。
　　自朱星重申“王世贞说”之后，大大激发了金学界探寻《金瓶梅》作者的热情，各种推测之说相继出笼，举其要者有徐朔方、吴晓铃、赵景深、杜维沫、卜键以及日本日下翠等人提出的李开先说，张远芬、郑庆山等人提出的贾三近说，黄霖、郑闰、李燃青、吕钰及台湾魏子云、杜松柏等人提出的屠隆说，鲁歌、马征等人提出的王稚登说等，与王世贞说合之为“五大说”。除这“五大说”以外，还有李先芳、谢榛、徐渭、汤显祖、冯梦龙、沈德符、丁惟宁等人选不断被提出，包括只知字号，未坐实某人的已达到50余人。各说在拥有一些支持者的同时，又几乎都面对着强有力的驳论。在对《金瓶梅》作者人选的考证中，又贯穿了有关作者属性的三种争论，分别是：(1)集体创作与个人创作之争；(2)大名士与中下层文人之争；(3)北方人与南方人之争。其中以由潘开沛、徐梦湘肇其端的集体创作与个人创作之争，参与者最多，影响最大。但迄今为止，这三大论争也同样未能取得一致意见。
　　作者之争乃是百年金学论争的第一热点，其内容占了金学史之一半，然因论争者多以推测代替实证，尤其缺乏确凿之内证，所以终无结论，不免令人遗憾，亦引人深思。
　　二曰主题之争。《金瓶梅》的主题是研究者普遍关注的另一个热点话题，大约有数十种主题说被渐次提出。择其要者，分别为世情说、暴露说、政治讽谕说、新兴商人悲剧说、人生欲望说、文化悲凉说。（注：前五重主题说重点参考了黄霖主编《金瓶梅大辞典》。）
　　民国时期，鲁迅首倡“世情说”，认为《金瓶梅》的特点在于“描写世情，尽其情伪”。黄霖作于1984年的《金瓶梅与古代世情小说》一文论述更为系统，是对鲁迅“世情说”进一步的发展。“暴露说”的完整表述是“暴露封建黑暗说”，最初由北大中文系55级学生编写的《中国小说史》提出，认为《金瓶梅》是对明代正德至万历中期封建社会黑暗的全面暴露，在五六十年代甚为流行，80年代之后逐渐弱化。“政治讽谕说”又称“影射说”，80年代初由台湾学者魏子云率先提出，他认为《金瓶梅》是一部有关明神宗的政治讽谕小说。此说虽曾获得一些学者的支持，却遭到极为强烈的批评，被视为“索隐派”的复活。
　　新兴商人悲剧说、人生欲望说、文化悲凉说相继出现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之间。1987年卢兴基撰文提出“新兴商人悲剧说”，认为《金瓶梅》主旨就是表现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相反意见是从两方面进行驳难的，一是西门庆依仗封建特权，不是新兴商人；二是他的死亡并非悲剧。“人生欲望说”由张兵在1988年11月于扬州召开的第三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他认为《金瓶梅》是一部集中表现人生欲望的书，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即是小说表现人生欲望的一篇宣言书。“文化悲凉说”见于1993年第4期《文学遗产》所载王彪《无所指归的文化悲凉——论〈金瓶梅〉的思想矛盾及主题的终极指向》一文，作者由《金瓶梅》的思想矛盾，最后归结无所指归的文化悲凉这一终极指向，其中包含着对人、生命、历史的更高意义的思考。
　　以上六种主题说，唯鲁迅的“世情说”本是对《金瓶梅》小说类型的定位，正如以《西游记》归之于神魔小说一样，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对小说主题的揭示。至于其他诸说，则以王彪的“文化悲凉说”更具哲学深度。
　　三曰性描写之争。《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向为金学争论之焦点，20世纪百年中，论争不绝，各执一词。
　　一方观点主张《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是内在的，有机的，不可或缺的。早期对《金瓶梅》性描写予以一定积极评价的论著多从其“史料价值”着眼。本世纪中叶之后，才逐渐转入更为内在、深入的研究，代表作为日本后藤基巳的《〈金瓶梅〉的时代背景》(1965)、章培恒的《论〈金瓶梅词话〉》(1983)、王彪的《作为叙述视角与叙述动力的性描写——〈金瓶梅〉性描写的叙事功能及审美评价》(1994)等。前二文重在从体现晚明人性解放新的时代精神的视角对《金瓶梅》的性描写予以充分肯定，王文则就《金瓶梅》性描写与小说叙述视角和动力的内在关系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性描写无法从《金瓶梅》中剥离，性描写除了表现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需要外，在《金瓶梅》里还具有一种独特的形式功能，这种功能使“秽笔”真正渗透到全书的肌体，直至成为血

肉本身。具体地说，一是性描写作为《金瓶梅》的叙述视角之于体现小说主题的意义；二是性描写作为《金瓶梅》的叙述动力之于推进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发展的意义。与以上意见相左的另一方则认为《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是外在的、附加的，至少是过度的，故删除之也无伤大体。虽然他们也并不全盘否认《金瓶梅》性描写的价值，但认为这些性描写没有节制过于泛滥，是书中的败笔，于社会于读者有害无益。徐朔方在《论〈金瓶梅〉的性描写》一文中这样写道：“不是闪闪发光的东西都是金子。性描写并不必然等同于个性解放，正如同杂乱的性关系并不必然就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叛逆。”这一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
　　由以上双方分歧中可知，前者多从史料价值、时代精神及叙事功能方面立论，后者则多以社会教化以及审美品格责之。应该承认，对《金瓶梅》性描写的价值评判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并不是三言两语所能了断的。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曾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其实《金瓶梅》岂仅仅为一部淫书！如果除尽了一切的秽亵的章节，它仍不失为一部第一流的小说。”然而，假如有人反问：果真将《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删除殆尽，那《金瓶梅》还成其为《金瓶梅》吗？显然，性描写作为《金瓶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确已渗透至小说的题旨、形象、叙事之中，与小说几乎无法分离，但是又不是不可删削的，作者的矛盾心态在于一方面以色劝惩，另一方面又玩味于色，致使性描写失于节制，过多过滥，所以，在不伤害题旨、形象、叙事的前提下，删削一些也无妨。
　　四曰人物形象之争。论争主要是围绕西门庆、潘金莲以及宋惠莲等人物的评价而展开的。
　　关于西门庆主要有三次争论。一是西门庆的社会属性中是否含有地主成分？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把西门庆称为地主、恶霸、商人三者的混合体，另一种意见认为，西门庆虽购买土地，但未进行土地投资，故认定其为地主缺乏起码依据；二是西门庆之属性层次是三位一体，还是以商为主的官商？近年来，将其作为官商典型的意见较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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