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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研究百年回顾


注目;三是西门庆是否是新兴商人?自卢兴基提出“新兴商人说”后,遭到多位学者的强有力反驳。西门庆形象论争的结果是使这一形象的社会属性更加明确,西门庆既不是地主,也非新兴商人,而是一旧式官商。
  关于潘金莲的评价经过了一个从简单定性到全面艺术分析的过程,前期研究者如李西成、朱星等认为:潘金莲是封建社会中堕落成性却又凶狠的妇女典型,是坏女人。后期研究者如罗德荣、叶桂桐、宋培宪等则更加注重全面的审美考察,更加注重揭示其可憎又可悲的多重性格。
  在西门庆、潘金莲两位最重要的主角之外,有关人物形象之争还涉及到李瓶儿、庞春梅、宋惠莲等。这里重点谈一下宋惠莲。对于宋惠莲前后性格行为强烈反差的解释,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以孟超等为代表的批判性的意见,认为宋惠莲具有两重人格,是个不彻底的人物,不值得同情;二是以孔繁华等为代表的肯定性的意见,认为宋惠莲已完全觉醒,她是在以死向不公平的社会作抗争;三是李时人等提出的意见则显得更有说服力,认为宋惠莲之死并非因为忠贞,而是源于严重的失败感,她终于意识到她根本不能对西门庆有多大的影响力,因而死于绝望。
  以上四大热点的争鸣与研究,构成了百年金学之主潮。然而,大潮涌动之际,也往往是学术泡沫盛行之时,得之失之,我们还须予以冷静的思考和分析。
    三
  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百年间共发表金学论文千余篇,专著百余部,成果是相当可观的,这里拟再从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三个方面略作评价。
  (一)文献研究。《金瓶梅》的文献学研究在整个金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又包括作者、版本、源流研究三个方面。关于作者研究,前文已作较多论述,在金学研究成果中,可谓学者最众,论著最丰,影响最大,但存在的问题也较多。
  版本研究方面,正式撰文作专题考辨的始于周越然发表于1935年4月《新文学》创刊号上的《〈金瓶梅〉版本考》。由于《金瓶梅》的版本从早期抄本到词话本(万历本)、绣像本(崇祯本)、张竹坡评点本及其他诸本比较复杂,故而学界对此的研究即集中于以上诸本流变及彼此承传关系上。其中如日本长泽规矩也《〈金瓶梅〉的版本》、鸟居久靖《〈金瓶梅〉版本考》、美国韩南《〈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等论文以及大陆学者刘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王汝梅《金瓶梅探索》、薛亮《明清稀见小说汇考·〈金瓶梅〉系列》等专著,都是重在对《金瓶梅》版本进行系统研究的力作。鸟居久靖之文详细著录并分析了《金瓶梅》从“词话本”到异本的35种不同版本。作者后又有《续考》、《三考》问世,对此予以补充。韩南之文以翔实的材料和周密的论证,考定《金瓶梅》甲乙丙三个版本系统及其相互间的渊源关系,认为最重要的是以万历本为代表的甲系和以崇祯本为代表的乙系,在《金瓶梅》版本研究中有重要影响。刘辉的《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更为详细地介绍了有价值、有影响的主要版本十四种,是版本研究之重要著作。此外,还有不少论著是围绕版本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探讨。比如就“词话本”而言,存在着(1)初刻本时间、(2)东吴弄珠客等三序跋、(3)第53-57回的补刻、(4)万历间“词话本”与《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关系以及(5)“词话本”作为刻本之祖与其他诸本的渊源等五大问题。关于“词话本”,经魏子云、马泰来等考证,大致可以确定初刻本时间为万历四十五年(1617)。初刻本时间的确定因直接关系到成书年代的推测,至少可以为成书确定一个明确的下限,故此对于重新审视长期以来关于《金瓶梅》成书年代的“嘉靖说”与“万历说”之争,以及综合其他佐证材料推断《金瓶梅》的创作时间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关于第53-57回,经语言学家朱德熙及其他学者的考析,也已大致可以确定为南人“补以入刻”(详后)。至于另三个问题,至今还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和歧见,一时难以达成共识。再如关于张竹坡评点本,也是版本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论题,先是陈昌恒于1986年整理出版了《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辑录》。次年,吴敢同时推出《张竹坡与金瓶梅》、《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两部学术著作,对于推进有关张竹坡本人及其《金瓶梅》评点的研究贡献尤著。
  源流研究包括溯源与传播影响研究。前者的早期代表性成果有三行《苦孝说与〈金瓶梅〉》、涩斋《〈金瓶梅词话〉里的戏剧史料》、许固生《〈金瓶梅〉本事考略》等。而后,又有冯沅君《〈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韩南《〈金瓶梅〉探源》二文先后问世,堪称渊源研究的集成之作。此外,还出现了诸多对《金瓶梅》进行专题性溯源的研究论文。至80年代后,内地又有一批中青年学者融故出新推出了总结性的研究专著,如蔡敦勇《金瓶梅剧曲品探》、周钧韬《金瓶梅素材来源》、孟昭连《金瓶梅诗词解析》、鲍廷毅《金瓶梅语词溯源》等。周钧韬的专著乃是对韩南《金瓶梅探源》的全面发挥,具有考证全面、论述独到的特点。传播影响研究以《金瓶梅》续书研究和《金瓶梅》对《红楼梦》影响研究为主。如孙逊、陈诏《红楼梦与金瓶梅》、徐君慧《从金瓶梅到红楼梦》以及张俊《试论〈红楼梦〉与〈金瓶梅〉》、日本寺材政男《从〈水浒传〉到〈金瓶梅〉的变化》、大内田三郎《〈水浒传〉与〈金瓶梅〉》、上野惠司《从〈水浒传〉到〈金瓶梅〉——重复部分语词的比较》、美国史梅蕊《〈金瓶梅〉与〈红楼梦〉的花园意象》等(注:参

见梅新林、葛永海《〈金瓶梅〉与〈红楼梦〉比较研究述评》,《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二期。),其中《红楼梦与金瓶梅》收入26篇论文,集中代表了孙、陈二人的主要成果。史梅蕊之文则最富新义。有关《金瓶梅》外文译介方面研究,国外学者多有涉及,国内则以王丽娜用力最勤,撰有多篇文字。
  当代学者在加强对《金瓶梅》文献研究的同时,也注重对已有研究文献进行整理。主要有: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侯忠义、王汝梅《金瓶梅资料汇编》、方铭《金瓶梅资料汇录》、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周均韬《金瓶梅资料续编》(1919-1949)。以上五编几乎已将古代、现代之金学研究资料尽收其中,嘉惠士林之处,自不待言。另外,日本泽田瑞穗主编《增修金瓶梅资料索引》、饭田吉郎、太田辰夫等《金瓶梅词话语汇索引》、胡文彬《金瓶梅书录》及魏子云《金瓶梅编年记事》等也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二)文本研究。包括小说文本整体研究与专题研究。整体研究的早期代表作是孙述宇出版于1978年的《金瓶梅的艺术》,此书以人物研究为重心,涉及《金瓶梅》艺术成就的诸多方面。另外,周中明《金瓶梅艺术论》、张业敏《金瓶梅的艺术美》、杨义《〈金瓶梅〉:世情书与怪才奇书的双重品格》以及美国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论《金瓶梅》部分,等等,也都重在整体性的文本研究,其中浦、杨之作则更多自己独特的体悟与创见。
  关于专题性的研究,大略可分为五个方面内容:其一为人物形象论。人物形象研究一直是中国小说研究的重中之重,金学也不例外。仅就专著观之,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多方开掘,内涵丰富。其中有侧重于人物形象整体研究的,如孟超《金瓶梅人物论》、高越峰《金瓶梅人物艺术论》、石昌渝、尹恭弘《金瓶梅人物谱》、鲁歌、马征《金瓶梅人物大全》、孔繁华《金瓶梅人物掠影》、叶桂桐、宋培宪《金瓶梅人物正传》、王志武《金瓶梅人物悲剧论》等;有侧重于人物形象分类研究的,如孔繁华《金瓶梅的女性世界》、跃进《金瓶梅中商人形象透视》等;有侧重于人物形象个体研究的,如罗德荣《金瓶梅三女性透视》、魏崇新《说不尽的潘金莲》等;也有侧重于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的,如冯子礼《金瓶梅与红楼梦人物比较》。至于论文方面,如日本荒木猛《〈金瓶梅词话〉人物登场表》、前苏联马努辛《〈金瓶梅〉中表现人的手法》、美国杨沂《宋惠莲及其在〈金瓶梅〉中的象征作用之研究》以及张天畴《〈金瓶梅词话〉里的帮闲人物》等,也各有特色。从总体上看,早期论著在深度上有所欠缺,但进入80年代以后,研究者逐步转向从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多重视角审视《金瓶梅》中人物,因而更加丰富多彩,也更为深入。
  其

《《金瓶梅》研究百年回顾(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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