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研究百年回顾

二为叙事模式论。以八九十年代之交为界，此前的叙事研究多沿承传统范式，成果不著。此后，随着西方叙事学理论的引入，才陆续有些颇有深度的论文问世，比如上文提到的王彪《作为叙述视角与叙述动力的性描写——〈金瓶梅〉性描写的叙事功能及审美评价》、杨义《〈金瓶梅〉：世情书与怪才奇书的双重品格》等，但总体上看，还显得比较薄弱。而另一方面，由于国外学者能充分吸纳叙事学理论运用于《金瓶梅》研究，故能从跨文化的视角提出一些新见，如美国浦安迪专著《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以及夏志清《〈金瓶梅〉新论》、柯丽德《〈金瓶梅〉的结局》、史梅蕊《〈金瓶梅〉和〈红楼梦〉的花园意象》、日本阿部泰记《关于〈金瓶梅〉叙述的混乱》、寺村政男《〈金瓶梅词话〉中的作者介入文——“看官听说”考》等论文，这些成果对于加强和深化《金瓶梅》的叙事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其三是语言艺术论。这一研究是随着许多语言学家的加盟而逐步走向深入的，主要集中于(1)语言（包括方言熟语）艺术与现象本身研究和(2)通过语言现象与特点的研究为推断小说作者或地域背景提供佐证。前者除了诸多论文之外，还出现了为数可观的辞书和专著，如张鸿魁《金瓶梅字典》、白维国《金瓶梅词典》、王利器主编《金瓶梅词典》、黄霖主编《金瓶梅大辞典》、上海市红学会、上海师大文研所合编《金瓶梅鉴赏辞典》、张鸿魁《金瓶梅语音研究》、李申《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张惠英《金瓶梅俚俗难辞解》、李布清《金瓶梅俚语俗谚》、傅憎享《金瓶梅隐语揭密》、《金瓶梅妙语》、章一鸣《金瓶梅词话和明代口语词汇语法研究》、鲍廷毅《金瓶梅语词溯源》、潘攀《金瓶梅语言研究》、曹炜《金瓶梅文学语言研究》、孟昭连《金瓶梅诗词解析》、毛德彪、朱俊亭《金瓶梅评注》、魏子云《金瓶梅词话注释》等。国外关于《金瓶梅》语言艺术与现象的研究，涉及到修辞艺术、双关语、隐语、歇后语及其他语言现象等内容，主要见于美国凯瑟琳·蔻尔莉茨《金瓶梅的修辞》、柯丽德《〈金瓶梅〉中的双关语和隐语》、日本鸟居久靖《〈金瓶梅〉的语言》、《〈金瓶梅〉中的歇后语》、上野惠司《从〈水浒传〉到〈金瓶梅〉——重复部分语词的比较》等。比较而言，《金瓶梅》的语言艺术研究还显得比较薄弱。另一方面，是以方言熟语考释为媒介为探讨小说作者或小说地域背景提供佐证。如朱德熙发表于《中国语文》1985年第1期的《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一文通过《金瓶梅》中方言两种反复问句句型的研究，提出《金瓶梅》所使用的是山东方言，而第53-57回则是南方人补作的观点，受到研究者的充分关注。鉴于《金瓶梅》作者及地域之争，从方言俗语开辟一条考证新途的确是很有意义的，尽管至今仍未有定论，但基本已破除了原先广为流行的《金瓶梅》方言纯为鲁语的说法，证实其中还掺杂着吴语、晋语以及北京方言等。
　　其四为艺术价值论。由于《金瓶梅》本身的复杂性，学者们对于《金瓶梅》的价值评价始终存在着很大的歧见甚至相反的观点，一般来说，人们对其思想内涵尤其是其中的性描写多有责词，而对其艺术价值则多作肯定，但也有一些学者认定《金瓶梅》当为“三流作品”，似乎贬之过当。不过，更多的学者是从一般的价值评判走向对《金瓶梅》艺术价值的具体探讨上。在80年代率先对《金瓶梅》的美学价值进行研究的是宁宗一，他认为《金瓶梅》的作者努力探索了小说美学的新观念。此后，宁宗一与罗德荣联合主编《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一书，进一步论证《金瓶梅》的小说美学价值。此外，王启忠《金瓶梅价值论》、霍现俊《金瓶梅新解》、胡邦炜《金瓶梅的思想与艺术》等专著以及章培恒的著名论文《论〈金瓶梅词话〉》，都有对《金瓶梅》独特艺术价值的深刻领悟与充分肯定。王书采用八个理论视角，对小说的多重价值进行综合分析，多有创见。
　　其五为主题思想论。前面已较详细地评述了有关主题思想的讨论，此略。
　　（三）文化研究。就研究论著数量而言，文化研究无法与文本研究尤其是文献研究相比，但就研究深度而言，尚有一些新见值得注意。
　　《金瓶梅》的文化研究主要从文化总论与分论即整体与专题研究两个方面展开。前者代表性论著有陈东有《金瓶梅——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断面》、田秉锷《金瓶梅与中国文化》、何香久《金瓶梅与中国文化》、王宜廷《红颜祸水——〈水浒传〉〈金瓶梅〉女性形象的文化思考》（以上专著）、王彪《无可指归的文化悲凉——论〈金瓶梅〉的思想矛盾及主题的终极指向》（论文）等。另王启忠《金瓶梅价值论》、田秉锷《金瓶梅人性论》、霍现俊《金瓶梅新解》、宁宗一、罗德荣《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以及章培恒《论〈金瓶梅词话〉》、后

藤基巳《〈金瓶梅〉的时代背景》等，虽都未径直标出“文化”二字，但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文化研究。其实，有无标出“文化”并不重要，关键是能否从文化现象入手逐步走向更为潜在、更为深层的文化精神研究。
　　文化分论即文化专题研究包括宗教文化、性爱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商业文化等。宗教文化研究方面，余岢、解庆兰《金瓶梅与佛道》、石景琳、徐ｔáｏ＠②《金瓶梅的佛踪道影》是两部比较系统探讨《金瓶梅》与佛道二教文化关系的学术著作。此外，美国凯瑟琳·蔻尔莉茨所著《金瓶梅的修辞》中有专章讨论《金瓶梅》里的宗教。杨义《〈金瓶梅〉：世情书与怪才奇书的双重品格》“对正统哲学和世俗宗教的信仰危机”一节从形而下与形而上两相矛盾揭示了《金瓶梅》中佛教与道教的文化意义。性爱文化研究方面，学者分别从儒家性观念、道家性观念、性科学等角度出发予以探讨，其中以国外学者研究成果为多，如日本奥野信太郎《好色文学谈义》、长泽规矩也《〈金瓶梅〉和明末淫荡生活》、小野忍《〈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与〈金瓶梅〉》、《〈金瓶梅〉的色情描写》、荒正人《色情和文学》、武田泰淳《肉体的问题》及后藤基巳《〈金瓶梅〉的时代背景》等，都比较集中地讨论了《金瓶梅》的性爱文化及其意义。民俗文化研究方面，首开先声的是阿英作于1936年的《〈金瓶梅词话〉风俗考》。80年代之后，陈诏《从民俗描写看〈金瓶梅〉的时代背景》、蔡国梁《灯市·圆社·卜筮·相面》等从各个不同层面勾勒出了《金瓶梅》所反映的晚明时代的民俗现象。关于饮食文化研究，主要有邵万宽、章国超《金瓶梅饮食大观》、胡德荣、张仁庆《金瓶梅饮食谱》、赵建民、李志刚《金瓶梅酒食文化研究》、戴鸿森《从〈金瓶梅〉看明人的饮食风貌》、美国郑培凯《〈金瓶梅词话〉与明人饮酒风尚》以及日本小川阳一《〈金瓶梅〉中的酒令》等。至于商业文化研究，则以邱绍雄的《金瓶梅与经商管理艺术》、南矩容《金瓶梅与晚明社会经济》、跃进《金瓶梅中的商人形象透视》为代表。文化专题研究与文化整体研究一样，都需要透过文化现象直趋文化精神之内质，而文化精神的研究则对研究者有更高的要求，即不仅要求研究者关注研究现象，而且要有形而上的文化哲学思考。
　　　　四
　　回视百年金学，代代学人前后相继，耗费大量心血从事于《金瓶梅》之考论工作，终以诸多实证性的成果否定了一些历史遗留的陈言谬说，澄清了诸多谜团，使有关《金瓶梅》的文献背景呈现出较为明晰的景象，同时也把文本、文化研究的许多论题提到时代应有的学术高度，因此对百年金学所取得的成果应予充分肯定。但我们也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在代代学人所付出之心力与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之间，在百年金学的表面繁华与实质性的进展之间的确存在着相当大的反差，这一事实是与百年来充斥于金学研究中学理、学风之亏缺分不开的。概而言之，此类学理、学风之弊主要表现为三种倾向：
　　一是考证公式化。20世纪之初，胡适以《红楼梦考证》一文鸣世，其考证结果使曹雪芹终获著作权，推动了旧红学向新红学转型，而其治学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亦风行于世，深入人心。而在《金瓶梅》研究中，尤其是有关作者研究，则仅取其“大胆假设”而舍其“小心求证”，于是乎，有关材料＋猜测＝作者人选，遂成为《金瓶梅》作者考证通行之公式，结果作者人选渐而至五十余人之多，谓是奇观，实是悲哀，于真实考证无补。
　　二是论断主观化。有三种表现，一是考证中之索隐倾向。典型者如阚铎在《红楼梦抉微》中认为“《红楼》全从《金瓶》化出”，所以他在其书中固执地认为：“黛即金莲”，“贾珍与可卿，即花太监与瓶儿”，“李纨即孟玉楼”，云云。二是囿于所见不博，此在《金瓶梅》之方言考辨中表现颇为明显。三是以臆测取代事实，求奇尚异。如“武松爱上潘金莲”之说，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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