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文学”的宏观价值与基本功能

深思。柯尔克孜族的史诗《玛纳斯》中的主要英雄降生时一手握油，一手握血，油象征财富，血象征战争。《蒙古秘史》中成吉思汗降生时，也是右手握髀石般的血块，这个传说被《元史·太祖本纪》记述为“手握凝血如赤石”。这种神话思维方式，出现在《红楼梦》中，便是贾宝玉口衔玉石而生，它在疑似之间把异生现象的强悍性变得文雅化了。
　　这种吸取和化生，在山西忻州诗人元好问身上也表现得很突出。元好问是北魏鲜卑拓跋氏之后，他生长于云、朔地区，亲历金源亡国、鼎革易代的社会巨变，为诗清雄豪畅，给诗坛增添了不少幽、并豪侠慷慨之气，在南宋江西诗派和“四灵”、江湖诗派之外，另开中州雄健苍凉的诗风。他的《论诗绝句三十首》相当系统地评述了汉魏到宋朝一千余年间的作家作品、诗派诗风，推崇汉魏六朝的曹刘之慷慨、阮籍之沉郁、陶潜之真淳，以及唐代的陈子昂、杜甫、李白、元稹、柳宗元。这不足奇，更奇的是他推崇《敕勒歌》的英气天然：“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这本是北齐斛律金用鲜卑语唱的歌谣，可见元好问是有意从北方本族的清新苍茫的乐府中寻找自己的诗学灵感的源头的。应该认识到，28岁的诗人不是处在全面评价文学史的年岁，他重要在寻找精神源头。他的名篇《岐阳三首》虽然在用典和格律上不同于这首歌谣，但是其中的“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展示了开阔的时空意识；“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无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这里与天地直接相对的问天意识，带有北方民族文学的某种特质。
　　区域民族的不同，宗教信仰的差异，并没有降低各民族作家对中华文明的景仰和认同，而中华文明的博大的内涵和胸襟，又能够广泛包容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的诗人所带来的异质文化成分，从而出现了中国文明史上多元文化融合为一体的最有声势和色彩的景观。
　　尤其是元代蒙古色目诗人群体的出现如马祖常、贯云石、萨都剌，以边塞人写边塞诗，没有苦涩相，而多有奔放、从容的风度；以西域人写江南景物，另有一番新鲜之感。他们给诗坛带来了新的文化心态和审美感觉。也许有的诗较质朴，但不拘谨，不迂腐，呈现疆域异常博大的元人诗的特异气派。出身西域基督教世家的马祖常写有汉语诗文集《石田集》，他为文“专以先秦两汉为法”，为诗则推崇李商隐，追求一种“金盘承露最多情”的诗风。《河湟书事》诗二首写道：“阴山铁骑角弓长，闲日原头射白狼。青海无波春雁下，草生碛里见牛羊。”元边塞诗不同于唐边塞诗的地方，在于它的抒情者以主人的身份代替了唐边塞诗的客人身份，从而使全诗的气质、情调尽变。“波斯老贾度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这里写边塞的军旅和商贾生活，在旷远奇异中已露出几份田园四季诗的情调，其内在特质与盛唐王维“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咏叹，以及岑参东望故园、泪湿双袖的无奈，是迥异其趣的。
　　　　三、北方文学改变了中国文学的运行轨迹
　　北方的少数民族作家一旦采用汉语写作，在学习汉语文学的智慧和经验的同时，总是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特有的气质、文化经验和走南闯北的生活阅历。表现这种特异的气质、体验和阅历的作家假如占有相对的政治地位的优势，或者声气相投而成为群体，便不可避免地给汉语文学染上特殊的色彩，不同程度超出原有轨道运行。
　　11世纪，回鹘喀拉罕王朝的诗人，以《福乐智慧》的作者尤素甫·哈斯·哈吉甫为最。13世纪的蒙元时代，高昌回鹘的诗人，以散曲家贯云石为最。他也就是《酸甜乐府》中那位别号“酸斋”的散曲作家（甜斋为徐再思）。他卸去永州的武职之后，回到京城的外祖父廉希闵的万柳堂，交游大都文坛名流，成为最年轻（29岁）的翰林侍读学士。如果说尤素甫用回鹘文写作，对中国文学影响有限，那么这位身历翰苑的酸斋先生就对汉语文坛产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他作《芦花被》诗，交换水浒英雄聚义地的梁山泊渔翁的芦花被，体现了色目诗人豪爽精神和追求新奇的作风，成为文坛上可以同王羲之写黄庭经换鹅相媲美的千古佳话。他因此得了芦花道人的别号。在他生前身后，和《芦花被》以及追和的诗篇，竟达到几十篇之多，所谓“清风荷叶杯，明月芦花被”成了诗人回归自然和清逸襟怀的象征。他的散曲被《太和正音谱》称为“天马脱羁”，用西域异地的特产“天马”来形容他的艺术风格，显示了西域将门之子特有的豪宕疏放。他的诗也不乏英豪奇纵之气，比如《神州寄友》诗有句：“十年故旧三生梦，万里乾坤一寸心。秋水夜看灯下剑，春风时鼓壁间琴。”其雄伟壮阔的想象空间，颇有一点盛唐人的气象。他游东海普陀山时的《观日行》，想象奇丽险怪，有所谓“六龙受鞭海水热，夜半金乌变颜色”，有所谓“惊看月下墨花鲜，欲作新诗授龙女”，都甚得李长吉之风，在怪异中显示了边塞民族的审美想象的力度。
　　边塞民族诗人由于缺乏家学渊源，未能自小沉潜在繁密的汉语诗词格律之中，但这反而使他们不致斫伤天性，保持浑厚的本色，在中原诗家的熟套之外另辟诗的生命之路。出生在西域，自称“陇西布衣”的李白，就是靠他未曾斫伤的天性、天才，改写了盛唐诗的轨迹。对于元代最杰出的诗人萨都剌，也应作如是观。萨都剌是将门之后，世居雁门，信奉西域伊斯兰教，泰定四年（1327年），与诸暨铁崖山的杨维桢为同年进士。他的诗风雄厚、沉郁、清丽兼备，《宫词》敢于干涉宫廷政变一类禁区，指斥“周氏君臣空守信，汉家兄弟不相容”，直言当时元文宗弑兄的宫廷阴谋，显示游牧民族诗人的真率梗直。他的怀古之词，如《满江红·金陵怀古》、《百字令·登石头城》，俯视古今兴亡，气势苍莽，在在体验着那种“一时人物风尘外，千古英雄草莽间”（《台山怀古》）的历史苍凉。词自两宋以后有衰落趋势，振作其后劲的反而是一些边疆民族的诗人。如果说李后主的清俊婉丽，赖满州才子纳兰性德以传，那么苏东坡、辛弃疾的豪壮清逸，则赖色目诗人萨都剌继其遗响。这就说明了中原或江南的某种文体显得衰老柔靡的时候，却可以在少数民族诗人的新鲜别致的文化感觉中重新获得生命。
　　这类诗家词人也许缺乏足够的修养去在篇章上描金镂彩，而且在文化态度上也不屑于奉行江西诗派的精严格律和繁密用典。但却以游牧民族的苍茫眼光和浩荡的思维，展开了烟波浩渺的审美视境。即便是萨都剌写江南采莲的《芙蓉曲》，也写得放浪不羁，波涛翻卷：“秋江渺渺芙蓉芳，秋江女儿即断肠。绛袍春浅护云暖，翠袖日暮迎风凉。鲤鱼吹浪江波白，霜落洞庭飞木叶。荡舟何处

采莲人，爱惜芙蓉好颜色。”这里以乐府诗形式避开近体诗的严密格律，任自己的思维放荡自由地跳跃于秋江采莲女的身姿之间，无拘无束地拈来屈赋、杜诗和李贺诗的句子，使本显明丽的采莲曲带上楚辞的浩渺气质，抒情手法是带点异类的。
　　　　四、北方文学参与营造中国文学的时代风气
　　汉语写作的大多数作家，自然还是中原人氏和江南人氏，但是由于朝廷的政策和一批边塞民族作家以独特姿态的大力参与，原本的江南和中原文风就不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封闭体系，而是在开放、混合与相互吸收中形成新的时代文学风气。
　　忽必烈平定江南后，派程钜夫察访江南遗逸，20余位南士被起用，赵孟ｆǔ＠②作为“首选”，他与开国功臣后人贯云石一同进入翰林院。
　　赵孟ｆǔ＠②是大书法家，也是大画家，以画马驰名。他以宋宗室之后入仕新朝，难免有点尴尬，却在尴尬中推进南北文化的融合。他最脍炙人口的诗，当然就是那首七律《岳鄂王墓》：“鄂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此诗隐含着赵孟ｆǔ＠②作为宗室之后反省南宋灭亡的深刻的隐痛。异质文化的碰撞融合，不能不存在隐痛。而对这种隐痛允许其发泄，也足见元代文化政策的包容性。赵孟ｆǔ＠②擅长画马，其间也有南北文化融合的踪迹可寻。辛弃疾写元宵节的《青玉案》说：“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一般注解都把“宝马雕车”注成富贵人家妇女出游赏灯。但宋史卷150《舆服志》说：“中兴后，人臣无乘车之制”，“诏许百官乘轿，王公以下通乘之”。金人占领淮河、大散关以北的中原地区以后，马匹已成为南宋的奇缺的战略物资，连卖一头牛给北方都犯国法。百官人等只能坐轿子，轿子是从南宋发展起来的。因此辛弃疾所见的宝马雕车，乃是皇室与民同乐，以蓦然回首的冷隽眼光观之。熟悉中国绘画史的人都知道，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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