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病”与“死”

安慰，增田涉在1936年专门　去上海看望鲁迅时，看到“先生已经没有希望了”却的确是一个悲哀的事实。因为带着　先入为主的观念看问题(这种观念由转述周建人的看法所致，但周建人是在内山完造最　后认识到鲁迅“病势很重”，为“顾虑万一”才让许广平打电话将其叫来的，应该不是　当事人)，作者对一些事实的分析甚至已不近情理。对邓医生提出的休养方案，作者深　以为是，而对须藤在很早就提出的同一方案，却认定是个阴谋。须藤提出转地疗养从医　学角度来说是无可怀疑的，错就错在地点定到了日本。实际上，到日本疗养的并非自鲁　迅始，早在此前，左联作家蒋光慈就因肺病去日本休养过一段时间。况且劝鲁迅赴日疗　养的也并非须藤一人，日本友人山本实彦(鲁迅曾为其主办的《改造》做《在现代中国　的孔夫子》一文)在回忆中说，他曾三次敦请鲁迅“来东京一游”，而鲁迅也是“有意　来日本”的(《鲁迅的死》，载1936年10月《日日新闻》)。同样，在致茅盾的两封信中　，鲁迅自己不仅表达过“决赴日本”的心愿，而且也有“今年的‘转地疗养’恐怕‘转　’不成了”的惋惜，这表明周书中的“断然拒绝”一事显系误说。进一步说，如果请鲁　迅去日本疗养是一种阴谋，那么又该如何理解请鲁迅去苏联疗养的事?为什么后者偏偏　被理解为朋友的关心而就不可能是一种“阳谋”?鲁迅最终哪儿也没有去，除了家族、　经济等方面的考虑，我觉得山本实彦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因为不愿意染上过厚的政治　色彩”，害怕失去一种精神上的自由吧。
　　至于对须藤不送鲁迅住院治疗，“拖延”病情的怀疑，看一看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　》就可明白，“鲁迅先生当时就下楼是下不得的”。须藤每日数次往返诊视，不惮麻烦　，应该说是从鲁迅身体的角度着想的。既然谋害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周书所指陈的一些　医疗失误又是怎么回事，该做何解释呢?内山完造在《忆鲁迅先生》一文中描述了当时　的情景：“这时，须藤医生来了，说是不但哮喘总没有好，而且好像已经变成心脏性哮　喘。因为想要请松井博士诊察一回，所以就马上把汽车驶到福民医院去接松井博士；但　，偏巧博士今为礼拜天的缘故，不在家；问到了他的去处，须藤医生就亲自去接他。”　这段表述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首先，作为“老朋友”，须藤与内山一样，对鲁迅的病　是极为尽心的，所以有“马上”、“亲自”的举动。但是，尽心未必能够尽力，从要亲　自请福民医院医生的另外一面看，须藤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坦率一点说，须藤的医术　是有限的(但不能因此怀疑须藤的医品)。由是之故，先前请美国医生和拍X片都是在福　民医院，后来在鲁迅病情凶险时首先想到的也是福民医院。所以，医疗上出现的一些问　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一，如鲁迅所说，须藤“不是肺病专家”；二，鲁迅日记中称　呼医生多用学位，如最初给周海婴看病的坪井学士、后来的松井博士等，而独对须藤多　称“先生”，可见这位退职军医学历并不高。日本女作家河野樱在《病床上的鲁迅》一　文中，谈到过与鹿地亘夫人池田幸子一起拜访鲁迅时遇到的须藤印象：“这是一位在虹　口开业的老年医师，他既不会奉承，又不懂得客套，完全是一个乡村医生的类型……鲁　迅一面接受注射，一面和须藤先生谈着话，他们谈的完全是日常生活的事情。我心里却　在暗忖：‘为什么不找一位更好些的医生来治疗啊!是不相信新的医学的进步吧!’我内　心甚至还为此感到不满哩。”河野樱对“乡村医生”的“不满”，与内山完造此后不再　让须藤给周海婴看病一样，都是从医术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因而，即使认为须藤对鲁迅　的死负有责任，实在也只能从医术不高明来解释，蓄意谋害的说法则多少有些是妄做揣　测。
　　如果不缠绕于具体人事的枝枝节节，不仅仅从生老病死的自然现象来看问题，而从诸　如知识分子的命运、社会环境等更重大的问题背景来展开思考的话，也许对分析鲁迅的　“病”与“死”更有意义。鲁迅的病与死当然有先天的生理素质的问题。从鲁迅1912年　的壬子日记查起，陆陆续续就有数百次“腹痛”、“胃痛”、“肋痛”、“齿痛”、“　腹泻”、“发热”的记录，其中发病最频繁的有四次：兄弟失和后的1923年，“和章士　钊闹”后的1925年，以及到上海后的1934年和1936年。正如鲁迅在给母亲的信中所说，　自己的肺病“已经生了二三十年”，“不会断根”，“全愈是不可能的”。那么，病根　从何而来呢?无独有偶，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一书中提到父亲和弟弟的病“伯宜公　的病以吐血开始，当初说是肺痈，现在的说法便是肺结核”；“椿寿则于六岁时以肺炎　殇”(第29、593页)。周作人自己也在1920年大病了半年之久，“因为生的是肋膜炎，　是胸部的疾病，多少和肺病有点关系”(第402页)。可以看出，鲁迅的肺病与家族有一　定的关系。不过，承认这个客观的前提，却不可过于夸大它。因为先天的生理问题虽然　无法拒绝，但后天的环境可以完全对其进行排解和调节。比如周作人，选择西山碧云寺　作为清休之地，而且也度过了危机。鲁迅也不是不想去休养，他在信中多次表达过“转　地疗养”的意思，但最终实在是“非不为也，势不能也”。同样的病因，造生两种不同　的结果，与其说是环境的原因，不如说是两人对相同环境的不同态度的问题。而后者的　根本问题在于，如何对待置身其中的环境(社会、文化)，将决定着个体对自我的定位和　人生命运的选择；这种定位与选择，也深刻影响着如何看待疾病与死亡的问题。对于病　，周作人选择了寺庙的清休，这位苦雨斋的“老僧”在病后也果真大彻大悟，深悔过去　的“满口柴胡”之气，而欲在十字街头筑塔，做平和冲淡的隐士文章。鲁迅在病初的日　记即有“无日不处忧患中”的记录，这种不能忘怀于外在环境的敏感与忧虑显然不利于　清养。所以我想，即使鲁迅真的去疗养，恐怕也不会有周作人那样的效果，因为他对环　境的态度已深深地决定了冥神对“死”的这一安排。
　　在《“碰壁”之后》一文中，鲁迅屡屡“碰壁”而不悔，坦承自己有到处“看一看”　的“毛病”，“自己也疑心是自讨苦吃的根苗；明白无论什么事，在中国是万不可轻易　去‘看一看’的，然而终于改不掉，所以谓之‘病’”。直到生命末期的大病不起，鲁　迅还是固执地让许广平“给我看来看去的看一下”，就是出于“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　们，都和

我有关”的现实关怀意识，出于只有这样方才心安与“切实”的“动作的欲望　”(《“这也是生活”……》)。对于鲁迅来说，“病后”之于“病”，犹如静之于动，　只是相对、暂时的现象。鲁迅也一度想“静一静”，但终于离开了“伏处孤岛”的厦门　大学，就是因为那里“无刺激”，感觉如“死海”；鲁迅最后定居上海，明知“上海真　是是非蜂起之乡，混迹其间，如在洪炉上面，能躁而不能静”(1934年4月9日致姚克信)　，“沪上实危地，杀机甚多”(1932年6月5日致台静农信)，就是因为一份能够“看一看　”、介入社会现实的忧患之心。在索尔仁尼琴称为“癌病房”的制造迫害、屠杀的专制　社会中，“夜正长，路也正长”，现实的黑暗盛满了鲁迅的内心，也剥夺了他的安适与　优裕，愤怒与绝望的抵抗使他时时处在“战取光明”的“苦斗”的激昂中；而发热的胸　肺愈是意识到病状，也愈是有“赶快做”的扑火飞蛾似的念头。这样，鲁迅似乎总是处　于无日不忧患的“病中”，而不大可能有超然物外的休息与“病后”时候。因而，“怒　向刀丛觅小诗”的鲁迅很难“从血泊中寻出闲适来”，如周作人那样择寺建斋，修得“　于瓦屋之窗之下，清泉绿茶”、“苦中作乐”的境界(《雨天的书·喝茶》)。
　　知识分子对病与死的态度，实际上也决定了他们对生存环境是回避、随顺还是直面、　反抗的姿态与选择。庄子曾云，“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　谓之义之徒”。顺服环境，可得“养生”，反抗环境，则必“灭亡”。无论是庄子“明　哲保身”的存身之道还是近代“适者生存”的进化原则，都是为鲁迅所深谙的，但他最　后还是坚持“争天抗俗”的摩罗精神，“举起了投枪”，走上了“弄文罹文网，抗世违　世情”的无路之路。深深影响了鲁迅早年思想的克尔凯郭尔的“人是精神”的命题，使　他更深切地认识到“生存”之上还要“发展”的精神原则。这种自觉的选择与承担，同　时意味着在此后的人生岁月中，“华盖运”将可能像鬼影一样无休无止地纠缠着他。关　于这一点，我想鲁迅也不会不明白。
　　权势者要统一意识，就要消泯知识者异议、批评的精神，而知识者为了不让个体思想　的声音消亡，就不得不直面肉身的

《鲁迅的“病”与“死”(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