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病”与“死”

“无家可归”：飘泊、流浪，乃至死亡。正是在这样　一种普遍的意义上，萨义德把知识分子刻画为“边缘人”和“流亡者”：“这些个人与　社会不合，因此就特权、权势、荣耀而言都是圈外人和流亡者。把知识分子设定为圈外　人的模式，最能以流亡的情况加以解说”，因为“流亡这种状态把知识分子刻画成处于　特权、权力、如归感这种安适自在之外的边缘人物”(《知识分子论》，第48、53页，　三联书店2002年版)。与强大的专制权势相对抗，如同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中所说　的“苍蝇战大象”的斗争，不可能指望有“俟河之清”的胜利时候，而且“还要准备着　为它步上尘垢扑面的死亡之路”，“没有十字架，也没有花环，记录他们徒劳无功的牺　牲”(第11页)。因此，萨义德尽管乐观地肯定了流亡者的“解放”意义，但他也看到，　知识分子如果“不能跟随别人规定的路线”，“不被驯化”，坚持“对权势说真话”，　必然意味着“将永远成为边缘人”的悲剧命运。经历了从北京到厦门、广州、上海的辗　转流徙，经历了政府的迫害与“友军”的暗箭，经历了威胁无日不在的病痛与死亡，鲁　迅对此有着切实而清醒的体认：“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铁窗斧钺风味’而在青天白日旗　之下又有‘缧绁之忧’了”(《通信》)。在《关于知识阶级》、《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这两次探讨知识分子命运的演讲中，鲁迅指出，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　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因而“在皇帝时　代他们吃苦，在革命时代他们也吃苦”。这是因为，道与势、文艺与政治存在着深刻的　分歧，“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　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　，或是割掉他的头。”阅读鲁迅与萨义德相差近半个世纪的演讲稿，可以想见他们内心　共鸣着的一种深深的悲凉。
　　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曾深有意味地说：“所有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　第二天。”正因为见证过“城头变幻大王旗”的革命“风波”，被从现实与“梦境放逐　”的鲁迅同时也放逐了许多知识分子对革命之后“黄金世界”的虚妄幻想与浅薄的乐观　(《在钟楼上》)，也正因为怀着如此深刻的悲观和识见，鲁迅屡次提到叶赛宁等人的死　，甚至表示出自己没有被杀而足见文章无力的观念(《答有恒先生》)。即使在因身中左　联内部“一大把暗箭”而满心疲惫与创伤的生命后期，鲁迅对自己可能“充军到北极圈　”和“穿红背心扫马路”的命运也做好了一定的精神准备。由此看来，鲁迅对自己“如　果还活着”的命运其实早有所知，后世好事者实在没有必要再枉费思量。
　　陈漱渝在鲁迅的一次纪念会上曾发言说，鲁迅之死是不幸的，“但死得其时，避免了　在中国‘寿则多辱’的命运，又是他的有幸”(《突然想起鲁迅之死》，《文艺理论与　批评》2001年第4期)，将很多学者私下的猜疑直接公开了。其实，流传于民间的鲁迅“　如果还活着”的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刘小枫就曾把它当做“笑话”讲过(《圣人虚静》　，《读书》2002年第3期)。这倒不是有什么可笑之处，多半是这种可能性因斯人远逝，　往事成尘，而难以求证吧。周著现在举出一例孤证，近来已有多人质疑，尤以陈晋文章　考证最为切实(《“鲁迅活着会怎样”》，《百年潮》2002年第9期)。学者的考证自然　更为严谨，但鲁迅已然“远行”，事实求证其实早已丧失了“鲁迅活着”的大前提，将　文件与讲话一路罗列下去并无实际的意义，也难以说明可能性不会发生的问题。鲁迅身　后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是铺天盖地的整体性思潮，并不是针对个人的，覆巢之下，焉有　完卵。不论是鲁迅的弟子胡风、萧军，还是扬鞭的“奴隶总管”周扬，最后都是同样的　命运，便可想而知，何用翻箱倒箧，字字求证?实际上，历史上的许多困惑是难以用考　古得来的“事实”完全证明的，正常的思维与思想有时反而比知识更重要。
　　我想，用某种意识形态和人为界限来划分年代，切断时间之流，是不会有真正的历史　之同情的。运用所谓现代、当代的分野，站在时代之外来看鲁迅，必然难以接受充满了　死亡、杀戮、血腥与阴暗的鲁迅思想与文学，也不会真正了解鲁迅“病”与“死”的如　何与为何。在鲁迅时期，世界上最大的流亡现象出现在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和法西斯主义　的德国。凑巧的是，在刘半农戏赠鲁迅并博其首肯的“托尼学说，魏晋文章”一联中，　鲁迅所心仪的学说正是出产在这两个国度；而其所深慕的魏晋风度，也恰恰是中国历史　上专制最深的黑暗时期。也许，这不仅仅是一种偶然吧。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筱的繁体

《鲁迅的“病”与“死”(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