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病”与“死”

作为现代文学史与思想史上一位特立独行的大家，鲁迅受人崇仰最多，也议论最多。　鲁迅的早逝并未如其所愿的“埋掉，拉倒”，也并非如日本学者竹内好所谓的以死解救　了对立，消泯了论争(《鲁迅》第8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11月版)。实际上，后世　学人在慨然而生“千古文章未尽才”的浩叹之时，对其生前身后的命运也一直有“是非　蜂起”的论争与猜测。作为鲁迅的后人，周海婴的新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以大量亲闻　亲见的一手资料，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隐情，破解了一些困扰鲁迅研究的历史谜团，　意义甚殊。因为，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史料问题(周海婴在资料方面自然具有独特　的优势)；更重要的是，“事实”的揭示与如何揭示本身就包含着“求是”亦即真理求　索的严肃意义。比如鲁迅“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的题目，就需要思想的勇气。　在我看来，周著更重要的价值就体现在一种“抛弃顾虑”、大胆直书的精神，也正是在　这一点上，周海婴真正承续了乃父最基本，也最可贵的精神原则。但同时，我们亦须注　意，秉笔直书虽然是历史书写的一个最重要的要求和原则，但它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完备　的事实考证。而且，事实也不等于结论，必须经过严密的逻辑分析与论证过程，否则，　即使列举很多的事实，也可能得出有偏差的结论。如果求全责备的话，我觉得周著的些　许欠缺就在于个别地方的“大胆假设”似乎多于“小心求证”。比如在对鲁迅之死的解　释上，认为给鲁迅看病的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有谋害的嫌疑就显得思虑不周，情感臆测　的成分大于事实分析。不过应该看到，著者毕竟不是学者，其“抛弃顾虑”的“实事实　说”的勇气，表明只是“怀疑”，“以为否定不容易，肯定也难寻佐证”的坦诚，已殊　为不易。周海婴根据个人的意愿来回忆往事，书写自己心目中的鲁迅，罅漏难免，他人　可以批评，却没有权利苛责。因而，本文只算是对周著的一种补充和发挥。
　　鲁迅的猝然而去是许多人所意料不及的，这甚至也包括鲁迅本人。在耳闻目睹了多次　打着民主、共和旗号的“抢夺旧椅子”的革命游戏后，种种漂亮名头下的黑暗现实使鲁　迅对中国社会有了更为深切的观察，也使得他对中国未来充满了深刻的悲观。但鲁迅之　为鲁迅，就在于以悲观的勇气否定了虚妄的“黄金世界”后，又同样以一种深沉的勇气　来承担和挑战心内心外的死亡与幽暗。所谓“自家有病自家知”，学过医的鲁迅对自己　严重的病情当然更应该有所了解。但那种“反抗绝望”的亢奋心态与刚毅气质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鲁迅对自己病情的看法。早在1934年，社会上就风传过鲁迅患重性脑膜炎的　消息，鲁迅戏拟一诗作为答复：“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故如冰”。谣言虽然是谣　言，但鲁迅嘲弄性的反击却的确洋溢着一种战斗的乐观气息。因之，到了1936年，鲁迅　在自己的日记中已不断出现“发热”的危险记录，而史沫特莱请来的美国肺病专家邓恩　医生又确诊其病情严重后(“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云云)，鲁迅虽然“受　了些影响”，但又“不怎么介意”，再加之医生又有“拖得巧妙，再活一二十年也可以　”的话，他反而增强了医生所誉的“最能抵抗疾病”的信心。所以当茅盾、增田涉等几　位朋友看望他时，鲁迅是笑着将自己的X光片指给他们看，一面还不免将美国医生赞誉　的话得意地重复一番。鲁迅在病逝前所写的《死》，被许多人惊叹为先知的绝唱，但如　仔细品味就可以发现，这篇文章其实充满了惯常的冷嘲热讽，那种幽默与乐观洋溢可见　。这种“乐观”并非超然于死的“达观”，正如鲁迅的自我调侃：还“未曾炼到‘心如　古井’”的地步。鲁迅在文末也说：“这些大约并不是真的要死之前的情形，真的要死　，是连这些想头也未必有的。”换言之，如果真的意识到死亡，恐怕写不出这样乐观、　从容的文章来，可惜人们的注意力多放在戏拟的几条“遗嘱”上，而忽视了这条重要的　幕后说明。鲁迅的这种乐观似乎也感染了亲属，在给曹白的信中，许广平就把“再活一　二十年”当成了一个可信的“好消息”。也许正是这种乐观，鲁迅的忽然去世就让人难　以接受，也在亲人们的心头“始终存有一团排解不去的迷雾”。
　　就像周作人在爱女若子死后对日本医生痛加指责一样，怀疑医生误诊的情感是可以理　解的，但如果就此认为是谋害就有些过头了。周书提到，日本医学界的泉彪之助先生后　来专程到上海鲁迅纪念馆查阅资料，做出了支持须藤医生的结论，这就否定了周建人在　1949年《人民日报》上的公开质疑。那么，为什么还要坚持怀疑呢?其实，诊断、用药　这些医疗上的怀疑，最终都归结到了对须藤这个人的怀疑上，理由是有人说须藤是日本　在乡军人团体“乌龙会”的副会长。姑且不论这个“听说”来的故事是否和有关内山完　造是日本间谍、“皇军”猎犬的传言一样可靠，鲁迅在犹豫后还坚持“叫他看下去”，　可见对其是极为信任的。在《死》一文中，鲁迅称其为“前辈”，“又极熟识，肯说话　”，既可看出鲁迅态度的尊敬，又可看出两人能说得来、非常熟识的深厚交谊。事实也　的确是这样。查鲁迅日记，1932年10月20日有“寄须藤医士信”的记录(但鲁迅日记的　注释称其于1933年方在上海设立须藤医院，疑误，待考)，其与兼任内山书店医药顾问　的须藤的交往最早应该是在这一时期。两者最初的交往完全是书信、“邀客夜饭”之类　的朋友关系，并没有看病的往还。鲁迅在初期主要请ｘｉǎｏ@①崎医院的坪井学士为　周海婴治病和高桥医院的医生为自己治齿。和须藤有了看病的往来，始于1933年的6月2　日，不过第一次是代为冯雪峰的夫人(即日记中的“何女士”)延请的，但从此以后须藤　几乎就成了鲁迅家的私人医生和常客。先是频繁地给周海婴看病拿药，后来又出现了多　次父子并诊的情况，及至1934年与1936年两次持续“发热”、“肋痛”的大病，两者的　交往就更加密切了。仅从1934年算起，鲁迅日记提到须藤的地方就有近二百处。长达四　年的交往，两人的交谊即便不如与内山完造深厚，至少已经相当亲密了。在鲁迅日记中　，与须藤的关系除了提到治病，还有“邀客夜饭”，多次互赠荔枝、糖果、书画的这种　朋友性交游的记载。鲁迅与须藤也是无话不谈。须藤在鲁迅去世后，也并非如周书所说　的完全销声匿迹了，在一篇纪念文章中，他描述了鲁迅的病因，并深情地回忆了与鲁迅　“为朋友”的日子。在平日的叙谈中，他们不仅谈中日关系和文学批评、外国科学的大　问题，还谈到孩子的身体与教育，“虔心地祷祝着海婴康健地长大”，有时还开一些玩　笑(《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载《作家》1936年11月号)。须藤对鲁迅“正直”、“　坚强”由衷的钦佩之情在这篇文章中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师从鲁迅翻译《中国小说史略　》的增田涉在回忆中印证了这个事实。他说，我认识须藤医生，在大陆新村鲁迅最后住　过的地方，“时时在旁边听来诊病的须藤医生和鲁迅关于德国文学或日本文学的杂谈”　。鲁迅对须藤所说的“最讨厌的是假话和煤烟，最喜欢的是正直的人和月夜”这类推心　置腹的话，同样出现在增田涉的回忆文中，也证明了须藤对与鲁迅之间朋友关系的描述　是真实的(《鲁迅的印象》第5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如果再联系萧红在《回　忆鲁迅先生》一文中提到的须藤经常出入鲁迅家中，“连老娘姨对他都是尊敬”的情况　，两人超乎普通医治与一般朋友关系的互相尊敬、信任的亲密程度已足见一斑。从这一　

点看，须藤谋害鲁迅的猜测不大可能成立。
　　史沫特莱请美国肺病专家给鲁迅诊病是一个事实，但周著倾向鲜明的陈述方式也导致　其与所述事实有一定出入。书中提到，邓医生认为“治疗方法极简单，任何一个医生都　会做”，“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就行，无须我亲自治疗”，“如果现在就开始治疗、修养　，至少可活十年”(《鲁迅与我七十年》第60页)。而实际上，鲁迅、许广平等当事人即　使表示乐观，也没有这样夸张，而是相当谨慎的。首先，邓医生在诊断出鲁迅的病情极　重后，不可能有“无须我亲自治疗”这样轻描淡写、不合逻辑的说法；而鲁迅拒绝了邓　医生的开方，理由是不相信欧洲的医学一定会有“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也　至少说明治疗方法不会“极简单”。萧红回忆说，美国医生“只查病，而不给药吃，他　相信药是没有用的”，也与周书的陈述有异。同样，许广平在提到“再活一二十年”的　“好消息”时，是有“如果拖得巧妙”这样小心的假设，而前提也是对“经过几次必死　之病状”的严重事实的认证。姑且不论医生的话是否是一种

《鲁迅的“病”与“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