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王夫之对古代作家的批评

一个心中无事的薛王的沉沉大醉形成反差。但这是不应“暴扬”的“国恶”呀！“罪不容于死”、“允膺典刑，不为过也”、“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暴扬国恶，至为无理”，其心理基础都在于卫道。“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还是比较单纯的卫道者的心态。至于声言“暴扬国恶，至为无理”，显然具有明显的矫饰性。
        船山则是正直的，即使他对杜甫等的看法不无偏激。而且，对于李杜，他在《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中称赞说：“艺苑品题有‘大家’之目，自论诗者推崇李杜始，李杜允此令名者，抑良有故。……李杜则内极才情，外周物理，言必有意，意必繇衷；或雕或率，或丽或清，或放或敛，兼该驰骋，唯意所适，而神气随意以行。如未央、建章，千门万户，玲珑轩豁，无所窒碍：此谓‘大家’。”对陶渊明，也称赞过：“‘日暮天无语，春风扇微和’，想见陶令当日胸次，岂夹杂铅汞人能作此语？”（《姜斋诗话》）——这该使后代的人有点平衡感了。船山还不同程度地肯定过王维、杜牧、方以智、黄道周、瞿式耜等人的诗文，也是不应忘记的。
        船山对古典作家的批评虽激切，但这方面的影响却并不大。
        辛亥革命前，人们用得上的是船山的民族主义。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主要说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几位大师的思想是“宋学”的对立面的产物。在当代，人们则说他的《读通鉴论》写得出色，让青年人去读（如钱穆），等等。而当代学人正面引述和欣赏他的诗文理论（如“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等）时，却常避开他对作家的激烈批评，特别是常避开他对杜甫的种种激烈批评。避开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不好解释不易理解。从这点说，船山是寂寞的。
        举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船山不否认杜甫描写社会深刻矛盾的直白的艺术表现风格，对《丽人行》刺虢国、秦国二夫人的骄纵，表示赞同，主张不妨采取“怨而诽、直而佼”的艺术手法，并说“子美以得诗史之誉”。
        当代一位国学大师在其著作中引此段以反驳杨慎反对“诗史”之说。但只引到此处为止，把紧接其后的反对“诗史”之说的“夫诗之不可以史为”一大段拦腰斩断。其实，船山对“诗史”之说有严重保留是主要的，说因《丽人行》等“子美以得诗史之誉”，则是有条件地（只限于针对“政散民离”的现实，才可以用“怨而诽、直而佼”的手法）承认杜诗中诗与史的有限交融。——这说明人们不愿意碰船山对杜甫的批评。
        所以，现在学术界有人探讨船山对古代作家的具体批评，是应该的，也是避不开的。

《怎样看待王夫之对古代作家的批评(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