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叙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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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中显示，线型结构与非线型结构的涨落曲线也分别呈现“∨”和“∧”字形，这恰　巧同连贯叙述与非时序叙述的发展曲线相似。也就是说，线型结构自20—70年代末呈持　续攀升之势，在80年代比率降低，90年代之后又呈恢复性走高。而非线型结构则在80年　代中至90年代初保持兴盛地位，这之前呈逐渐发展，这之后又显下跌趋势。
　　在线型结构的报告文学文本中，它们又多以单线式为主，体现为一人一事的叙述。早　期的报告文学中，线型结构的文本与一般短篇小说几无二致，丁玲的《多事之秋》即如　此。这篇报告文学以叙述和描写为主，议论性文字极少，如果文中没有上海的诸多地名　以及“九一八”事变作为一个真实事件背景的间接讲述，将此文当作虚构的小说来阅读　也不会觉得有多少障碍。类似《多事之秋》这样的文本，在报告文学的发生、形成期占　有相当的比例。而在文体发展比较成熟的时域，报告文学的线型文本已注意在叙述、描　写的同时，加入叙述者的主观性评价，以此形成与一般线型文本有所区别的叙一议结构　，这种结构的意义在于，它既得益于小说生动的叙述与描写，以此克服了报告文学文本　过于直白的通讯化趋向；又在加入议论成分的同时，逐步完成了对小说式线型结构简单　模仿的超越。它不啻是对报告文学文本构建个性化叙述结构的一个贡献。
　　80年代初中期，报告文学出现全景式结构的文本。此结构以线型中的复线为主，不再　局限和拘泥于单一事件或人物的叙议，而是以某一重要事件为叙说主体，多方位、多层　次地展示其“台前幕后”的萌生、发展以至高潮、结局的脉络。在这里，人物较少成为　被叙述的主角，他们常常仅仅只是作为叙述的片断而存在，以为整个事件的叙说服务为　目的。与复线式小说有别的也不仅是人物形象的安排，它还缺少或不经意、不刻求严格　意义上的情节的紧密连贯性，而是间以相当比例的非叙事性话语，形成叙一议一体的特　异结构，同时还渗入史料记载、报刊消息、电影分镜头剧本、备忘录、日记、口述实录　等多种文体因素，在造成对情节连贯性的主观性间隔、以强调叙述者权威的同时，营造　出一个“全息之眼”，使受众不仅从叙述者的叙述，也从其引述的多种非情节性资讯、　构建的各种非叙事性话语(在此主要指以评述、议论为主的文字)中，全方位地理解事件　的表层与深层因素。全景式结构文本于80年代初中期较早出现于杨匡满和郭宝臣合作的　对1976年“四·五运动”作出描述的《命运》。随后，李延国《在这片国土上》，钱钢　《唐山大地震》、《海葬》等接踵而来。90年代又出现麦天枢、王先明所著《昨天——　中英鸦片战争纪实》、邓贤《中国知青梦》，以及张建伟《温故戊戌年》、《大清王朝　的最后变革》等晚清系列报告和李鸣生《走出地球村》、《飞向太空港》等航空航天系　列。
　　与线型结构涨落曲线相反的非线型结构，到80年代达至顶峰。这样一种与非时序叙述　时间相匹配的结构，体现于诸多被人称之为“集合式”的报告文学文本之中。而此种文　本又大多表现为对“社会问题”的展示与关注。在此，具有空间意义上的“问题”、“　焦点”、“热点”等字符，取代了事件、人物等具时间意义的因素。这使得这一时期风　行的非线型结构变成一种酷似三段论式的提出问题(中心论点)→分析问题(以事例作证　据)→解决问题(结论)的论文结构。它的一般程式由三大板块组合而成——开篇：提出　总观点或概括一类问题的总体现象；中间：以叙述事例或统计数字作证明(多为各种现　象或人物心态的组合)；结尾：叙述者的议论，此常常是对所叙内容发表的有一定理论　反思色彩的话语。孟晓云曾于1986年发表过报告文学《多思的年华》。这一文本并未沿　用传统的线型结构来描述事件或刻画人物，而是在极富浪漫色彩的正标题下，嵌入“中　学生心理学”这样一个学科性颇强的副题，其用意正在于运用非线型的三段论式论文的　结构，来概括、说明某个社会问题。它的开篇即提出问题、亮出观点：“五千万中学生　是一个最色彩斑斓、最生气勃勃的世界。他们不仅需要教育，需要爱，也需要理解。”　(注：孟晓云：《多思的年华》，《十月》1986年第5期。)
　

　接着，叙述者便分别在“哦，老师”、“哦，爸爸妈妈”、“哦，我们”、“早恋”　等四章中以近十个个案(人物或事例)的组合分别表达三个分论点：第一，中学生对现行　教育的逆反心理，教育者应倾听被教育者的呼声；第二，父母与子女间因代沟而产生认　识及情感上的偏差；第三，正确对待中学生早恋，及时进行爱的教育。最后，在对个案　生动描述的基础上，借助一位女教育家的讲话，道出全文的结论。类似上述《多思的年　华》这种结构的文本，在80年代比比皆是，以至于在破除了线型结构一统天下的霸权之　后，它们又陷入了新的趋于呆板的模式化之中。尽管一些论者将之贬为“学术论文”或　“调查报告”，但此种结构的新意仍是显而易见的：它的理性思考大于感性的描摹，抽　象的概括力胜过具象的个体事物的罗列，宏观观照的视野超越于微观与局部的写真。它　既保持着线型结构叙事时的生动性与客观性，并以此来突显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又具　有较强的主体性，以此来展示报告文学的文化批判意识。
　　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文体由早期对小说等虚构性文体结构形式的简单模仿，发展到以　显示叙述者主体性为主脉的全景式结构和非线型结构，正是其不断挣脱作为别种文体附　庸，争取自身独立的鲜明表征。希冀以叙述的主体性来强化报告文学文体规范之一的文　化批判性，力求以文体的倾向性与虚构性文体的客观描述相区别，以此来显示文体的个　性，这样的方式无疑是可以理解的。然而，20世纪末兴盛的报告文学非线型结构——尽　管它有着许多新意，但它在力避一种倾向——诸如小说化的同时，又陷入了诸如论文式　的困惑之中。这似乎又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如何认识与解决这一问题，尚需报告文学的　创作者和批评者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并获得新知。
　　　　　　三、叙述者类型与非叙事性话语
　　叙述者，从叙述学角度来看，即是指叙事文中的声音、讲话者或曰陈述主体。比之小　说复杂的叙述者建构，报告文学则显出相对的单纯——它的叙述者多数情况下主要由作　者本人来担当。这正体现了报告文学作为非虚构文本的内在本质。
　　当我们对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文本叙述者类型进行考察时，就不难发现，如果从叙述　者对所述故事的态度上作一个划分的话，其类型主要表现为干预叙述者，而非客观叙述　者——一个较少或极少在文本中表达自我主观判断的叙述者。前者的内涵在于在客观陈　述事件或人物时，还兼具评议与解释功能，即加入了诸多形式的非叙事性话语。其目的　主要是为显示其主体意识，此不仅在全知视角、也在第一人称(限于叙述者)限制视角中　体现出来。赵瑜的长篇报告文学《马家军调查》以“马家军兵变”事件为契机，对马俊　仁及其领导的女子中长跑运动员作出全方位的深入报告。其叙述者以第一人称“我”(　即作者本人)限制视角切入，在叙述事件及人物之时，渗入了大量的评议与解释，是比　较典型的干预型叙述者。譬如文本中在描述了叙述者对邱立斗先生的采访情景后有这样　一段文字：“他不再陪我等待，而我非常理解他，他自有他先走一步的道理。从十几天　的外围采访中我已经感到，马俊仁的同行们虽然没有直接讲老马的不是，但是与老马的　关系都有点儿别别扭扭，至少不那么融洽正常。……我想，是不是马俊仁在成功以后，　不经意间竟伤害过这些老黄牛一般勤奋的人呢?而这些人把一颗颗茁壮成长着的好苗子　拱手交给马俊仁之后，他们并没有得到更多的什么。那一群群坚强的男人们的内心亦有　脆弱的一面，倘若马俊仁果真轻视乃至忘却了这批人，这批人就会记恨他无疑。中国社　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很深奥又很简单。人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注：赵瑜：《马　家军调查》，《中国作家》1998

《二十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叙述模式(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