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精神丰碑：新时期报告文学论(节选)

伪劣、坑蒙拐骗时弊，霍达拍案而起，怒中剖责：“　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阶段，但中国曾有过数千年的私有制历史，私有制的本质就是　一个‘私’字。千百年来的农业国造成了自私和狭隘。闭关太久，突然开放，封建社会　遗留下来的自私和狭隘极易和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结成姻亲，生出怪胎，丑态百出，还　得意忘形，自以为‘时髦’呢!”字字见血，句句铿锵。《人生环行道》、《知识的罪　与罚》以及《对话录——记者·山民·佛》之类的作品，各自从不同角度对现实境遇下　人的命运进行了深入拷问。它们不乏前述报告文学的深重忧虑，更有走出“忆旧情绪”　进而指向未来的改变性努力，其现实参与感和忧患的当下性至为强烈。《法兮归来》所　倚重的价值准则以及对法律的深切呼唤，《丐帮漂流记》对另类群落的探视与设问等，　无不标示出新时期报告文学明确而深刻的救赎动机。
　　类似的作品不胜枚举。事实上，社会与灵魂的救赎已积淀为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基　本母题。有如人们已经注意到的，报告文学之为报告文学，不是因为它有着直接参政议　政、瞬间改变现实秩序的能量，而是因为它以独特的艺术方式召唤社会的更早觉醒。新　时期报告文学的救赎品质使之有可能在现实即将成为历史之前以最准确的体认和最明快　的色调予以把握。报告文学作家郭慎娟的话应该很有代表性——我早年毕业于医学院，　接着作了十余年的白衣战士，“但是时代的风云，又在心里唤起另一种使命感，转而对　人的灵魂比对人的躯体产生了更大的关注”。[6]
　　作为灵魂的工程师，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已经以极其有力的多元方式敞开了社会的“　后窗”，发出了拯救灵魂的呐喊，并且，这种呐喊业已引起“疗救的注意”。我们有理　由相信，在又一个世纪漫长的灵魂塑造工程中，报告文学必将发挥更为积极的影响。
　　三、知识文明的着意保留——文化的救赎
　　世纪接口的热门话语之一是“泰坦尼克”。1912年4月15日，被誉为现代文明象征的“　泰坦尼克”号葬身海底。就在一代神话被无情击毁的同时，也引发人们无尽的思索。几　十年后，好莱坞斥资近两亿美元推出反思型报告电影《泰坦尼克号》。该片一经公映，　迅即风靡全球，成为人类跨世纪话题中颇具原型意味的“集体意象”。
　　不难判断，现今许多人的情绪与“泰坦尼克”时代颇多类似，即肤浅地沉湎于既有的　科技文明和暂时的成功，而缺乏内在的清醒和迎接未来的准备。本文称之为“类泰坦尼　克情绪”。德国一家报纸曾尖锐指出，“泰坦尼克号”的旧话重提或许正是一种暗示—　—假如看不到眼前迎面而来的“冰山”，不能面向未来，居安思危，灾难就可能临头。　这种反思中的危机意识，在我国新时期报告文学中得到了强化。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文化救赎行为体现了整体“超度”企图。这种超度，是以迎候未来　的准备心理作基础的。历史与现实的苦难，自然与社会的忧患，势必诱发主体的创新欲　念，以期达致理想的彼岸。报告文学与生俱来的此岸性——对现实社会的深刻介入，使　其不可能像抒情诗或罗曼司小说那般迷醉于乌托邦式的艺术想象。于是，对未来可能与　必然的期许便成为超越现实苦难，调节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矛盾关系的中介性策略得　到文化上的认同。
　　文化及文化力是“社会发展的强大驱动力，其作用是经济力、政治力所不能替代的。　它是促进人的解放的重要杠杆，是影响与整合社会政治、经济等发展的重要因素，是推　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驱动力。”[7]因而，此期报告文学在文化层面上的救赎意愿，　成为现代报告文学写作趋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引人注目的是，一大批知识分子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集中显示了世纪交替的临界状态　人们对于文化精英及其精英文化的深切眷顾与着意保留。孟晓云等在《还是那双眼睛》　中有明确阐释：“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标志。　一个不懂得尊重自己的知识分子的民族是愚昧的，一个愚昧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换　言之，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崇尚文化精英和精英文化，进而谋求向优秀文化范型的群　体性靠拢，是数千年文明演进的必然趋势，也是整个人类的光明归宿。
　　这种文化精英意识在新时期报告文学中别具亮色。
　　与知识关切紧密关联的是教育救赎。其实，教育及其体制的文化沉思本质上就是知识　文明的救赎行为。这方面，《中国的“小皇帝”》、《中学生的情感世界》、《多思的　年华》、《黑色的七月》、《神圣忧思录》、《教育面临挑战》、《落泪是金》等诸多　作品表现出可贵的自省精神和前瞻意识。涵逸针对日益突出的“四二一综合症”，敏锐　指出，眼下的独生子女们，20年后将纷纷走上工作岗位，活跃在中国舞台上，续写中华　民族的历史。因此，父母对孩子的养育就不是简单的个人或家庭小事，而是关系到缔造　怎样的历史的大问题。陈冠柏就现行高考制度提出质疑，呼吁“把选择留给青年，把安　宁还给家庭”，期盼对文明知识的不文明方式的追逐早一天消亡。面对严峻的中小学教　育危境，苏晓康从历史的角度严加追问。此外，对特殊年代失足青少年的教育问题也成　为文化救赎型报告文学的敏感题材，如《冲破罪恶的旋涡》、《希望在哪里?》、《拯　救灵魂的人》、《请爱他》等等。这些作品的忧患意识与拯救心理，无异于晴空响雷，　炸坍了国人早已习以为常却又十分脆弱的优越感，催人惊醒。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类泰坦尼克情绪”在诸如《啊，玛纳斯》、《敦煌之恋》、《东　方佛雕》、《虹在风雨后》、《播鲁迅精神之火》之类的作品中有独特体现。这些作品　，从正面直接讴歌文化播火行为，“接力”心态更见迫切。何启治、刘茵的《播鲁迅精　神之火》，以深沉的文化关怀，饱含激情地报告了新版《鲁迅全集》的诞生经过。作品　充分认识到，鲁迅——中国文化界的普罗米修斯，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是一棵独立支　撑的大树。因而，整理出版《鲁迅全集》，便是最高尚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救赎行为　。
　　居安思危，危而思变，在现实与未来之间架设攀升的阶梯，这是20世纪最后20年文化　忧患意识在报告文学中的艺术投影。而今看来，就原创意义而言，报告文学的至美首先　不在形式，而在其锄奸挞恶、追求超越的动天地、惊鬼神的救赎力量。
　　　　　　占尽风情向小园：

多维审美形态
　　与传统报告文学相比，新时期报告文学在艺术形态和审美品格方面有了很大改观，呈　全方位跃进态势。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形与神会的形象美和以点带面的细节美
　　与哲学社会科学比较，文学应该是形象学。报告文学自不例外。有识之士甚至认为，　“报告文学在增强文学性上的根本出路，就是要刻画报告人物的性格。”[8]
　　有必要重申，报告文学的人物性格既不是社会实体中的生活原型，也有别于经由深度　艺术加工而创造出来的艺术典型，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典型”——报告文学典型　。另一方面，“第三典型”遵循社会生活的现实逻辑，信守生活典型的本质依据，不容　杜撰和歪曲；另一方面，务求斩除杂枝蔓叶，按照一定的审美理想和相应的艺术规则予　以选择、提炼与整合，使之成为艺术文本。
　　新时期报告文学在形象塑造方面显示了高超的技巧，一切有利于性格摹绘的方式方法　都被派上用场，以图写出人物的时代感和立体面。其中，小说化的叙述和描写、散文化　的语态和笔调、诗歌式的情思和韵致以及音乐的节奏感、绘画的色彩美、戏剧的冲突性　、造型艺术的空间感、影视艺术的蒙太奇手法等，已经成为此期报告文学的基本话语方　式。传统描写模式的突破，不仅实现了新型报告文学形象刻画的价值追求，而且达成了　化平淡为神奇、变呆板为灵动、以形貌纳神韵的艺术效果。如陈祖芬的《理论狂人》对　黑脸大汉党治国的肖像描写：
　　我的第一感觉是害怕。那张长脸好像从来也没洗干净过。他50岁。可我觉得他大概从　来也没有年轻过，他大概一生下来就这么老了。那莫测高深的三角眼，那阴沉的高鼻。　鼻翼两旁像刀刻石凿似地有两道深沟直通向嘴的两旁。而嘴，直接就像平放着的两把刀　。
　　接着，作品写党治国脚穿打着硕大皮革补丁的布鞋，泛黄的眼白“压根儿就应该叫做　眼黄”，西装“质地之差，之软绵绵，之皱巴巴，都使人败胃”，头发“所剩无几地徒　劳地盖在秃秃的头顶上”——听说还是染黑的。这段描写，入木三分地揭示了主人公憨　实、坦率、坚韧的性格特征以及十年浩劫中遭遇的巨大磨难、现时的困顿，还有对于生　活的信心与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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