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精神丰碑：新时期报告文学论(节选)

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生活事象愈真、愈新，其审美特征就越是鲜明、独特、强　烈。因而，选材的真与新，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首要的、突出的文化品格。确切些说，　审美主体都有主动探求事物底蕴的欲望和意志，在探究中既可获得身心愉悦，又能满足　求知需求。辩证地讲，审美激发了求知欲，探求又深化了审美活动。“但是并非任何同　人分立又同人发生联系的事物都能激活人的审美探究心理，只有当对象信息系统在内容　、形式上具有新颖性、奇特性、陌生性、变幻性、复杂性或具有朦胧性、空灵性等特性　，对人形成了强刺激，并同人的原有审美心理结构、审美经验发生了矛盾、对立，打破　了原有的心理平衡状态，才激发起人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探究冲动。”[13]这是新时期　报告文学先锋性及其赖以生成的心理学基础和解读中预警美的美学依据。
　　新时期报告文学以其非虚拟化的“真”给人以信赖与参照感，以其“新”诱发作家和　读者的审美好奇心和探究欲，又以其批判及预警之“深”来促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　此，它的“热”与“火”就有着生活与艺术上的双重必然性。当李延国从滚烫的引滦工　地回到繁华安宁的北京时，遇见一位脖子上挂着十字架的艳妆少女，这与热火朝天、流　血牺牲的建设场面形成巨大反差，他似乎刹那间感悟了人生的要义，以至于“想追上那　个少女，对她讲：小妹妹，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上帝就是我们自己，请爱我们这片　国土吧，它是那样充满苦难而又希冀着光明。”[14]一位年轻女读者致函《人民文学》　，其中写道，读报告文学作品，“一想到这是真的，我们哭起来就越哭越伤心，笑起来　就从心眼里往外高兴。再想到我们放下书，马上就能提笔给我们所喜爱或痛恨的人物写　信，而他(她)们也活生生地存在于这世界上的某一地方，将亲自得知他(她)们为人们所　景仰或被憎恨的时候，我就好像也参加到对现实的变革之中，浑身充满了力量”[15]。
　　由半知或未知世界探求真切的新奇信息，尽可能丰富地获取未曾经验过的体验，从而　达致超越性的人生境界，是新时期报告文学先锋性的真谛所在。新时期报告文学正是在　急剧变动的生活节律和日益扩张的期待视野中，完成了由“轻骑兵”向“导弹头”的审　美嬗变。
　　二、书写对象的平民性
　　平民意识是现代文化意识的重要内涵。新时期报告文学书写对象上的平民性是现代语　境中公共意识、社群意识以及非英雄意识在文学创作中的反映。
　　社会的转型，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观念和“领地”意识破颠覆，更多的人沦为平民。人　们无法回避如下事实：作为社会的一员，每个人都面临跋涉的艰难。面对烦琐的生活境　遇和严峻选择，自己丝毫显示不出更多的神圣和优越。于是，平民心态以时代情绪的形　式蔓延开来。
　　反映在报告文学中，便是对传统英雄理念的反叛以及对群众创造历史这一民间命题的　认同与皈依。从文化脉络来看，现代

平民意识及写作中的平民路线，可视为“五四”以　来民主与平等观念的延续和推进。
　　新时期报告文学书写对象上的平民选择有赖于两条基本路径：一是对领袖和杰出人物　的世俗化处理；二是尽力将平民百姓由边缘置于前台，展示他们的生存实况，表达其情　绪和意愿。新版马恩列斯传以及《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开国总理周恩来》、《走近　刘少奇》、《我的父亲朱德》、《我的父亲邓小平》等作品，一反过去领袖思维模式，　突破既往写作定势，在健康的平民心理氛围中，写出了具有可沟通性的伟人性格，喜怒　如常，血肉丰满。富有启示性的是，这类传记体报告文学创作的成功，打破了领袖题材　正面切入的一维视角，拓展了作家的能指空间，在不损害人物崇高性的同时，善意地淡　化了神圣感、威严感和不可侵犯性。这样，在日常生活视域中，我们重新接近了伟人。
　　与此相关，直接以平民为书写对象已经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策略性创作主流。这与　前述生活的平民化以及作家的平民视角与读者的平民心态密不可分。《中国的“小皇帝　”》、《唐山大地震》、《沂蒙九章》、《中国农民大趋势》、《万家忧乐》等全景性　史诗作品，将取景焦点对准各色平民和平民群体。而类似《山野斯人》、《中年颂》、　《继母》、《美丽的眼睛》、《她心中有个明亮的世界》、《追赶太阳的人》、《小挎　包》、《一片叶子》等作品，更以边缘意识塑造了一个个触手可及、鲜活生动的颇具身　边感的小人物。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问题，便不难判断，普通人毕竟是社会的大多数。当我们谈论　社会的繁荣、进步与否时，实际上是将公众化的平民作为谈话前提的。在此种意义上，　平民文学是本真的文学，也是最美的文学。正如肖复兴指出的那样，普通人应该成为报　告文学的表现对象，“了解了他们，了解了他们的辛酸苦恼，了解了他们在平凡之中创　造出来的不平凡的事迹”，也就领悟了生活美。[16]以描写普通平民命运见长的李玲修　说得更干脆：“没有哪位报告文学权威大师讲过，平常的人和事不能进入报告文学。”　[17]可以认为，这是新时期报告文学平民写作路线的庄重承诺。
　　事实表明，平民报告文学不仅赢得了生活和读者，而且，在更其深广的层次上，也唤　起了被书写对象的自信心、主人翁意识和奉献精神。这种“脊梁”心理无疑又刺激了作　家的选择热情。《心中只有国门》中那三位被困喀刺昆仑山的战士的“遗书”已经很能　说明问题。
　　生活中的凡人俗事，带给作家对象选择上的俯拾即是和读者接受上的亲近效应。这也　正是新时期报告文学长写不衰、读而不厌、大领风骚的重要原因。
　　三、话语方式的自便性
　　就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写作状态和文本形态而言，其话语方式表现出明显的创新倾向。　在真实性法则规定之下，更加强调作家的艺术自主性，笔法更为自由活泼，运动感、速　度感更趋强烈，并在广角性上取得可喜进展。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自便意识主要受制于三种因素。一是现代生活快速节律的自然约定　；二是个性化时代作家主体的自觉追求；三是读者日渐多样化的审美召唤。这不仅意味　着文学多元化时代中“主流”文学的暂时退避，也宣告了报告文学权威规范的适度消解　。同时表明，由于作家们的超越性努力，延续了一个世纪的报告文学写作观念已经面临　跨世纪的挑战。
　　举目四顾，新时期报告文学几乎是在“无传统”的状态下迅速成长、壮大起来的。作　家们“在构筑自己的作品时，都不满足于既成的模式，而总是力求寻找新的方式来体现　自己独特的发现和创意”。[18]理由、罗达成、黄传会等作家将小说叙述方式引进报告　文学。工作人等《极光下的梦》、王蒙的《访苏心潮》等诸多作品，巧妙借用意识流方　法刻画人物心理，强化了报告文学的艺术感染力。刘富道《人生的课题》在新写实原则　方面作了有益探索。卢跃刚、陈祖芬等作家作品中的电影手法以及韩静霆等人作品中的　戏剧化倾向令人耳目一新，徐迟、黄钢等大师级作品的诗意品格国人公认。可以认为，　对于报告文学而言，这是一个无比自信、豪情满怀、新法迭出的话语竞争时代，其文体　探险精神和语式冲浪意识前所罕见。
　　弥足珍贵的是，这种自便意识已经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的内省式追求。乔迈宣称　：“小说长于刻画人物，戏剧讲究结构艺术，诗歌富于激情，散文重视叙述语言的提炼　，等等，这些都是报告文学可以借鉴的他山之石，甚至近年来颇为流行的意识流、时空　转换、回闪等表现手法，都不妨在合适的场合加以运用。”[19]经作家们艰苦探索，新　时期的报告文学已是春色满园，摇曳多姿。小说体、散文体、戏剧体、日记体、书信体　、卡片体以及长镜头、大特写、心理分析、仿拟语态等，酣畅挥洒，一切以自便为最高　准则。因此，新时期报告文学充分体现了创造本质。
　　新时期报告文学话语策略上的自便式运作，打破了独尊权威的历史霸权主义局面，相　当程度上解放和发展了文艺生产力，其进步意义不容忽视。不过也应看到，在促成作家　个性自觉和文体演进的同时，这种自便意识也鼓励了某些非报告文学因素的增长。我们　期待并相信，激情过后，作家们对此会有一个正确的估价。
　　客观地说，新时期报告文学犁进现实、指向未来的现代文化品格，归根结蒂还是世纪　末的冲刺意识和新世纪的起跑意识在文学中的“先锋体现”。值此

《跨世纪精神丰碑：新时期报告文学论(节选)(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