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价值学说史》中的资本逻辑

了一个过程，重农学派“实际是第一个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并把资本在其中被生产并在其中进行生产的条件视为生产的永久自然规律来说明的体系”⑥，在重农学派那里，虽然只有一个部门——农业是生产的，农业劳动被视为唯一的生产劳动，剩余价值以地租的一般形式出现，地租被视为唯一的剩余价值。然而马克思在重农学派看似幼稚笨拙的理论中看到了其闪光的地方，它以不严格的形式、甚至是封建主义的假象表述了新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思指出，最本质的问题在于，农业生产之所以是资本主义物质生产，首先在于劳动条件与劳动力的分离，一个工资雇用阶层的形成，表现为土地成为一部分人的私有财产，而另一部分人则没有物质条件来为自己劳动。这样，在农业部门，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是以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为前提的。马克思超越于国民经济学家的地方就在于，他迫使国民经济学家在自己的理论中绽露出资本生产逻辑的现实基础，即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存在前提——劳动力和劳动条件的分离所发生的社会历史过程，这一基本现实的发生在国民经济学家那里却被遮蔽了，被当成理所当然的。因此马克思说重农学派的功绩在于说出了资本被生产的必然条件，却把这一条件作为一个永恒的自然规律。因此，物质生产向来不是一个纯洁无瑕的自然概念，必定有其存在的社会现实条件，而国民经济学家向来是无视这种社会规定，而直接的把资本主义物质生产作为人的自然存在形式。马克思首先就资本主义的生产作了概念前的、范畴前的、逻辑前的澄清，揭示出资本主义现存关系所生成的前提和基础是如何发生的。
　　
　　剩余价值的最终抽象化表达，马克思认为是由斯密来完成的。斯密已经发现了等价交换的一般价值规律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矛盾。然而，此时斯密却无力解决这一理论与现实的鸿沟，最终把剩余价值同资本利润混同起来，错误地把利润、地租和工资理解为价值的源泉，从而没有发现作为货币的资本、作为抽象劳动积累起来的资本和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资本，与利润、地租等剩余价值具体表现形式之间的根本差别。马克思则指出“资本只有在它当作一种强制力，强迫工资雇用劳动提供剩余劳动，或刺激劳动的生产力，以便由此创造剩余价值的限度内，当作一种关系，才是生产价值的。”①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作为积累起来的死劳动如何能支配活劳动，其根本的前提是劳动力与劳动条件分离，而这一前提产生则是由于资本成为一种支配权力、一种交往关系、一种社会劳动条件，也就是说只有创造剩余价值的活动成为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取代一切社会关系时，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才能够使价值不断增殖，或者说才是生产价值的。如同金银最初不是作为货币存在，资本、土地最初也不是作为价值产生的源泉而存在，只有作为劳动条件的资本成为一种社会权力，并且能够支配社会关系时，生产才获得了资本主义性质，资本主义生产才能够创造出剩余价值。
　　
　　斯密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特点，在于不断地生产剩余价值，但是，他却没有认识到，剩余价值的产生并不是基于生产过程、或具体的劳动活动，而是资本的权力能够支配一切社会关系。“资本和土地，不过在它们形成一种要求权，让它们的所有者有权对劳动者补偿他的工资所必需有的劳动时间以上多做的剩余劳动要求一定量的时候，方才对于它们的所有者，是收入的源泉。”②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单纯的人类活动，而是以一定社会关系存在为前提的，只有资本成为一种支配权力，一种人的存在的基本关系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存在基础或者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本质。
　　
　　所以，对于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必须首先明确的是，生产劳动首先不是人的自然生物活动，不能像重农学派那样把它作为社会生理学的形式来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意义上的生产劳动，是指这种工资雇用劳动，……，只有生产资本的工资雇佣劳动才是生产的。”③生产资本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目的仅仅而且唯一指向的是资本增殖。物质产品、货币都是作为资本才被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的生产必须以交换价值的实现为前提，这样看来，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目的决定了这种生产的性质，也决定了这种生产关系的性质。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对劳动进行了区分，进而就有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只有那种会超过它本身的价值进行价值增殖的劳动力，是生产的。”④也就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是所有的人类劳动都具有生产的性质，这样一来，一部分人类劳动被排除在物质生产之外。只有创造新的价值、只有占有相对剩余价值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所以马克思指出，劳动的物质性不能够产生剩余价值，而只有劳动借以实现的一定的社会形式、社会关系，才是资本主义物质劳动具有生产性的关键。
　　
　　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根本性质——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间这个批判性质的划分，仍然是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马克思一再强调：“这里，生产劳动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来定义的。”①可见，马克思的根本目的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物质生产之规定性，指出不同于人类其他社会制度下物质生产的特殊之处。马克思谦虚的把这一科学成就的发现归功于亚当·斯密——他在科学也即国民经济学意义上考察了工资、雇用劳动。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家的批判向我们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劳动以及物质生产，是具有资本主义社会之特殊规定性的国民经济学范畴，其根本性质就在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区分。
　　
　　在亚当·斯密看来，一个制造业工人的劳动是生产性的，而一个侍仆的劳动却是非生产性的，这是因为，按照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的本质规定性来说，“生产劳动者非常明显的是指这样的一种劳动者，他们不只会为资本家再生产他工资内包含的生活资料的全部价值，并且会为他再生产这个价值时‘带来一个利润’。”②为什么生产性的物质生产劳动能够带来一个利润？这正是亚当·斯密纠缠不清、也无力解决的问题。马克思则揭示出，“只有生产资本的劳动是生产劳动。但商品或货币会变成资本，是因为它们直接和劳动力相交换，并且这种交换只是为了要由一个比它们本身包含的劳动更多的劳动得到补偿。”③非生产性劳动“是那种不和资本交换，但直接和收入即工资或利润交换的劳动。”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学意义上、生产性的物质生产，是直接和资本交换的劳动，并以创造增值的交换价值为目的。虽然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制造m了实际的、具体的使用价值，但是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这一根本性质上，使用价值必须被抽象为可以量化计算的劳动时间，并以交换价值的实现为最终目的。交换价值的直接目的是用于资本积累。使用价值就脱离物质生产活动、脱离了商品这一物质载体，也脱离了人的现实生活。物质生产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感性实践活动，被置于生产性的“支架”中，而不再与人的现实生活发生关联，人与人之间的感性交往关系被抽象化为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交换关系，一切事物都被抽掉具体的内容，变为可以量化、可以计算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的“移平”，一切现实活动都在抽象化的交换关系上展开，社会交往关系的真实基础被抽掉了。国民经济学家虽然科学地道出了资本产生的逻辑，但却是马克思最终发现了这其中的根本颠倒，资本逻辑的存在论基础的倒转，正是由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来揭示的。
　　
　　对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物质生产的区分是社会规定性的区分，而不是自然、物质规定性的区分，同物质劳动的具体内容、性质没有关系。“这些定义并不是由劳动的物质性生出，（即不是由劳动产品的性质生出，也不是由劳动作为具体劳动的性质生出），而是由劳动借以实现的一定的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关系生出。”⑤生产劳动者的具体劳动只有作为“生产性”时、只有为他的劳动力的购买者生产出商品并同资本交换时，才具有意义和价值，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划分与劳动本身的特殊性、以及具体的使用价值没有关系。或者说，劳动的物质规定性已经让位于劳动的社会规定性，劳动的物质属性和劳动的本质是脱离的，劳动的本质只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抽象表达。而劳动的物质性质作为感性的实践活动才是现实的、具体的，真实发生着的。
　　
　　斯密并未否定两种劳动都有价值并都应该得到报酬。然而商品是指“已经有劳动体化、物质化、实现在他的产品中。劳动本身，在它的直接存在上，在它的活的存在上，是不能直接当作商品来看待的；只有劳动力可以这样看，和劳动力的暂时显现，就是劳动本身。”①斯密以活劳动的抽象化方式来看待工资、雇佣劳动，才能逻辑自恰地说明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然而在这个逻辑之下却是非常不逻辑的。我们看到，商品是物化劳动，是死劳动，而活劳动则不是商品，但是真正创造价值、使价值增殖的却是活劳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完成了一个转化，就是把活劳动物化在产品中，劳动的物质产品作为商品而存在的时候，活劳动就变成了死劳动。从而才有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可见，这一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性质的根本区分，是国民经济学家为了科学地说明资本增殖所做的经济学的逻辑规定。商品生产的现实基础是活劳动，是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而不是物化的劳动力。然而，按照经济学的逻辑，“商品必须被认为是某种和劳动不同的的存在。这样，商品界就分成了二大类：一方面是劳动力；另一方面是商品本身。”②劳动在商品规定性上只能是劳动力，而不是具体活劳动本身。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当我们在商品交换价值的意义上把商品当作劳动的体化物来说时，它本身不过是商品的一个想象的，也就是单纯社会的存在方式，和它的物质的现实性无关；它被认为是一定量的社会劳动或货币。”③马克思揭示出，在经济学规定上，或者以交换为目的的物质生产条件下，商品具体现实的使用价

《《剩余价值学说史》中的资本逻辑(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