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几位作家，谈几个问题

　　阎连科小说的“世界”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的较量中形成，以承认世界无限为前提的西　方式的进去意识和扩张精神，最终不得不让位于以肯定世界有限的中国传统式的保守安　详的世界观。后者作为对西方式世界观的现代式补充，其实一直顽固地存在着，而且注　定要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在阎连科小说中很难描述现代的世界性因素对中国乡村社会　的渗透，倒是可以依稀看出“先爷”、“司马蓝”们逃避这种世界性因素的一路退守的　心理线索。
　　这种世界观是中原腹地贡献给“当代文学”的生存领悟，它在积极意义上并非否认外　部世界的真实性，而只是强调外部世界是“别人”的，不属于“我们”；不同的人有各　自不同的世界，因此坚守故土的价值永远在神往或逃往他乡之上。在中国不断向世界开　放的今天，这种对故土安全感近乎迷信的依恋，无疑可以医治因为骤然开放而产生的“　广场恐惧症”，那些在外部世界屡遭不幸或者暂时还无望走出乡土的人群，当他们不得　不重新建立其自我认同时，对此自然也会有同情的理解罢。“耙耧系列”可以说是对我　们注定要生活在其中的乡土中国的寓言化叙事，它在此时此际出现并受到许多有心人的　欢迎，绝非偶然。
　　　　　　7　朱文：旧的假道学的新的敌人
　　中国目前的年轻作家中，朱文无疑是最具攻击力的一个。少了朱文的强悍和野性，所　谓年轻作家群就普遍显得软弱无力。现在的朱文已经摆脱了在一切偶然事件中发掘微言　大义的那种草木皆兵的沉思习惯，他只是顺着故事的发展随手抛出自己的准哲学，而绝　不让玄虚的思考破坏叙事的节奏与及物性。告别对博尔赫斯的盲目崇拜之后，朱文日益　焕发出对世俗生活天然的亲和力，切实地沉入周围的人海，哪怕用余光一扫，也能将世　俗的种种可悲与可笑的把戏尽收眼底，并由此将矛头直接指向知识分子和庸众披着各种　现代性伪装的假道学，具有致命的摧毁力和不无善意的警醒意味。这位旧的假道学的新　的年轻的敌人，国粹的诅咒者和被国粹家们更加恶毒地诅咒的狂徒，凭了从底层涌出的　粗暴的生命力，锋利而轻快的讽刺，从大街上收集来的新鲜泼辣的语言，正出人意料地　承继着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未竟之业。
　　比起向外的突击，朱文涉及自我的笔墨薄弱了些，我们往往只能从他加给敌人的伤口　来辨认他的自我形象，在他喜欢描写的日常沉沦状态感受一颗烦恼而觉醒的心。他从庸　众日常沉沦的核心一路写来，但生存领悟并不立刻转化为异乎庸众的知识分子语言。从　庸众中突围的主体仍然混迹于那些活得气壮如牛但又确乎一塌糊涂悲惨之至的中国特产　的庸众当中，而这标准的中国特产的庸众正是“当代文学”最容易失之交臂或加以过多　涂抹的对象。
　　由于固执地回避主流知识分子的叙述语言并竭力洗刷这种语言涂抹在日常生活之上的　迷乱色彩，纯然的庸众语言或某些批评家所攻击的流氓腔就成为朱文的惟一选择，这便　意味着，目前的中国庸众已经成长到终于产生了能够娴熟地运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反映　本已诉求的血肉相连而非居高临下的代言人。那些在求学与求职过程中日益脱离本身所　属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越来越意识到从主流知识分子队伍中出走的必要性，并由此重　新建立和他们本身所属阶级的有机联系。我想这也正是文坛的“分化”与“断裂”的关　键所在。
　　朱文的确认真地写了不少并不高明的作品，但也同样认真地完成了《我爱美元》、《　把穷人统统打昏》等一气呵成力透纸背的佳作。即使把朱文其他作品统统抹杀而只留下　这两篇，他也照样有足够的资格进入好作家之列。写了一两篇佳作的好作家经常在自己　的低水平上磨蹭，这固然很无奈，但也并不可惜，因为他毕竟已经有了足以自豪的佳作　，剩下的可能是要么一味“瞎搞”(朱文把这句南京话彻底写活了)，从此销声匿迹，要　么更上一层楼，拿出哪怕一部更好的作品来。以往的阅读经验告诉我，应该对朱文有后　一种期待。
　　　　　　8　汪@③：一代人的悲哀与忍

耐
　　读汪@③的小说，首先有一种不可多得的亲切感，这倒并非因为他本人是文学硕士，跟　我年龄相近，而是因为在他的小说中处处可以看到我们这一代读书人的悲哀与忍耐。
　　他有一篇小说，写几个硕士生随导师外出考察，叙述者“我”就是其中之一，在“我　”的虔诚而认真的目光中，导师(还有导师的同辈人)巧妙端出的俨然以及俨然的外衣下　可怕的几乎难以置信的庸俗和空虚，一一被挑剔出来。到此为止，这篇小说还属于常见　的“审父”模式，不同的是通常的“父”被漠然地推向对面，一开始就是陌生者，不堪　一击，在叙述过程中顺理成章地沦为嘲笑乃至玩弄的对象，如我们在苏童、余华早期作　品中读到的。汪@③审视的“父”则是令人尊敬的“精神导师”，他们代表了一个尚未　过去的时代，其精神气质仍然具有笼罩性的力量，“我”一度就以这样的“父”为仰视　的目标，“父”起初不是被审问者，而是“我”已经将之内在化的精神形象，是“我”　的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只是借了某种特殊的历史机缘，“我”才不知不觉对“父”感到　陌生，错愕，这样开始审视，探察，追问，就不仅指向“父”，把他对象化然后再加以　辛辣的嘲弄就完事了，这个过程也包含了痛苦的自我分裂——从原先完整的自我中被迫　分离出一部分，所以对“父”的打量同时也是对自我认同的一种不得不然的调整。
　　汪@③的主要兴趣其实并不在审父，他希望通过对父辈的审视获得对于自身的重新把握　。他的大部分小说，无论回忆往事还是直面现在，都是对已经或正在离开“父”的“我　们”的密切关注。那篇以导师为审视对象的小说，围绕导师的“我们”其实也已经浮现　出来了。如果说汪@③敏锐地接触到八十年代末中国知识界的精神分化，那么他是以重　新确立自己为目的而进入这个主题的。所以他的即使不以六十年代出生的读书人为正面　描写对象的小说，基本的生活背景、问题意识、情感方式，也是这一代读书人所共有的　。汪@③关心的是这一代人的空虚和软弱，虚伪和真诚，蒙蔽与醒悟，如果你在他的一　些有关“毕业以后”的小说(比如那篇获得普遍好评的《我又见到了约翰和斯通》)中发　现了自己的影子特别是自己某一部分隐秘的历史因而感到亲切，那同时必定也会意识到　被一双同龄人的严厉的眼睛注视着因而感到无可推诿的严峻：汪@③的小说最引起我们　注意的是它往往预告着在我们之中也将有不可避免的分化，这种分化并不停留于社会化　的立场、趣味之类，它还会延伸为某种难以说清楚的现象学式的对广漠存在的领会。
　　我们这一代人大致相似的外在行状或共同的历史经验首先进入眼帘，这是我们无须搜　索记忆就可以准确辨认的自己的生活，比如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的至今也很少转化为社　会化叙事的匮乏而快乐的童年，一样匮乏但已经逐渐缺少快乐的青春期，与此同时的求　学经历及其在八十年代末的中断，此后便是各奔东西，融入社会，对过去有所坚持，但　更多的是反省，因为很快发现原来拼命坚持的东西是那么可疑，而更多的新东西需要从　头学习，更多的新现象需要重新把握，更多的来自内部的不可承受之轻需要懂得去承受　，所以刚刚将不无热闹的过去葬送到无边的空虚中去的悲哀尚未过去，便一脚踏进了泥　沼一样的现在，而现在所需要的是更大心力的忍耐。在忍耐中，或者说当人们脚踏实地　进入忍耐时，类似“我们还能做些什么?”的问题才有解答的必要。汪@③的许多小说，　就这样执著地记录着我们这一代人刚刚葬送过去的悲哀与一头扎入现在的泥淖中的忍耐　。
　　与其说汪@③在写小说，不如说他正在为心目中的好小说做一些类似清理现场的准备工　作，重点是清理我们这一代人的自我认同。许多作者以立志认识自我而执笔，却几乎是　不可避免地以迷失自我并且不无满足地陷入职业性的写作/出版的循环而告终，当他们　声势浩大地抬出自我时，其实已经把自我世界的门关闭起来了，然后围着一个密封的建　筑疯狂舞蹈，不停地为它涂抹各种好看的色彩，并且自己先就着迷于这些好看的色彩。
　　汪@③刚刚将“我”从“父”的强有力的精神本体分离出来并试图窥破其秘密，趁他的　自我的小门还没有关闭，趁他还没有将现在的自我照例制成新的文学招牌，我觉得有必　要提醒他：一定要在孤独、空虚和惶惑中忍耐下去，而“忍耐”的意义首先是长久保持　并不断强化自我与世界的联系，避免过早陷入人云亦云的圈套，也不以论断为乐，而要　以不为自己设定界限的无所顾忌的追问与分析为第一要务，以无限接近“事物本身”为　第一要务，用鲁迅的话讲，就还是“睁了眼看”。

《说几位作家，谈几个问题(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