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几位作家，谈几个问题

　　　　　　9　韩东：守望南京的现在时
　　本文暂不涉及作为诗人的韩东，只谈他的小说。
　　小说家韩东经常琢磨两类人，一是穷酸的现代书生，他们组成自己的小圈子，经常为　了文学的关系东西南北自费大串联，在公开场合乐于谈论彼此的友谊，私下里则不免文　人相轻，关于某个朋友的流言始终是圈子里的保留节目，可见他们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　同类。他们自以为满腹经纶，因为寒窘而傲慢，又由于忧郁而尖刻，似乎对什么都满不　在乎，却正因为太在乎自己的缘故。他们和庸众难以调和，却可悲地只能生活在庸众的　海洋，他们和“小资”或“准中产阶级”具有相同的教育背景，但坚决唾弃后者的生活　理想。他们是目前中国有教养而无恒产的一部分青年的代表，但为了显示自己的教养，　他们往往在实际上被周围人视为无教养：庸众觉得他们过于乖张，“小资”或“准中产　阶级”则认为他们过于颓废。这是八十年代文化大潮催生的孤独的一群，如今他们正满　怀生错时代的懊恼情绪，以南京为据点，经常向全国发出一阵阵微弱的纯粹文学性的叫　嚣与挑战。
　　另一类就是包围这些书生的庸众，他们没有经济发达地区小市民的明确目标与狂热追　求，在计划经济式微之后他们突然变得没有方向，似乎也感染了书生的颓败，愤愤不平　，喜欢无事生非，但无论有文化或无文化，这些庸众都不太清楚自己的行为的意义，其　发乎本能的行动因此显得更加理直气壮。他们仍然是鲁迅笔下尚未获得自我意识的群氓　的苗裔。
　　在书生和庸众之间再没有别的阶层。那本来应该介乎二者之间的“小资”或“准中产　阶级”天生发育不良，要么修炼为穷酸的书生，要么沦落为无知无识的庸众(后一种可　能性更大)。他们和庸众惟一的区别就在于曾经读过书，做起傻事情来心思稍微用得多　一些，而这样一来，庸众所固有的阴暗、低贱、猥琐、放荡、横蛮、无聊和无奈(这些　当然不是南京的特产)就更加暴露无遗。
　　因为“小资”或“准中产阶级”的缺席，韩东的小说世界就只剩下孤高的无用书生和　低贱的同样无用的庸众，他们在心理上彼此隔膜，却共处于一个社会阶层，因此这两个　本不该犯冲的人群经常奇妙地难解难分。书生坐而论道，或操练房中秘戏，一出门就碰　上庸众前来找麻烦，中篇小说《在码头》中这两类人狭路相逢并且纠缠不休的滑稽戏，　清楚地说明了韩东小说所反映的“书生  +  庸众”的二元社会结构。一方面是穷酸书生　柏拉图式的潦倒而散淡的生活与内心执著的精神追求，一方面则是阿Q式的夹杂着愚昧　的狡猾，混合着滑稽的哀伤；他们的遭遇，既有紧张激烈的现实冲撞，又有冷漠的心理　疏离。
　　这是韩东对现在时的南京的独特描绘。
　　但韩东并不刻意描写南京的标志性生活方式，他的小说不是

那种招揽性的写作。我们　从韩东的作品中几乎看不到苏童式的田园风光和旧时宅院，也没有叶兆言笔下的金陵余　韵，映入眼帘的只是一个平庸的城市与同样平庸的日常生活，是南京人毫不掩饰的粗，　直，愚，俗，野，狠，而这一切的背景，则是当代经济神话下面真实的破败和贫穷。如　果说某种“当代文学”集体想象的中国都市是开放、富足、发展、高雅的令人神往的新　天地，韩东的南京则是依然封闭、贫穷、粗俗的内陆城市的一个典型。
　　人们现在喜欢把上海和香港乃至汉城、台北、东京、新加坡相互比较，做这种比较时　，上海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个与广大的现在时的中国割断了纽带联系的封闭孤独的城市　，一个被各种文化行为制作出来的精致的神话，这个神话巨大耀眼的光环不仅拒绝了好　奇的人们企图逼视的目光，甚至也吞没了邻近的城市，使它们一夜之间涂抹上一层异样　的油彩而丧失本相。韩东关于南京的独特描写，无意中成了打破这个精致的神话的不无　粗俗的一笔。
　　韩东的小说也许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比如理性成分太重，对生活细节咀嚼太过，在　描写上缺乏一挥而就的力度，兴趣有些分散，主题不够鲜明，诸如此类。但是，因为他　始终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现代书生和庸众身上，始终对成长中的发育不良的“小资”　或“准中产阶级”的趣味嗤之以鼻，所以他的文字绝没有伪装的富贵与优雅，却满含着　来自穷酸书生内心深处的尖锐的讽刺、细腻的感受、浪漫的抒情(《我的柏拉图》、《　同窗共读》、《小东的画书》)，以及庸众身上所散发的气势逼人的粗俗、低贱与强悍(　《在码头》、《美元硬过人民币》)。韩东也正是凭着对这两个人群的同情的了解，为　真实性已经相当稀薄的“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点实实在在的可贵的内容。
　　迄今为止，韩东的写作大部分和他生活的城市南京有关。现在朱文已移居北京，叶兆　言依然倾心于过去的秦淮风月，苏童则主要描写苏州无锡一带的江南小镇，精心打造他　心目中的“南方”，只有韩东坚持守望着现在时的南京——但他守望的也不仅仅是南京　而已。
　　　　　　10　池莉们的有限招数
　　托尔斯泰让忏悔的贵族涅赫留朵夫与年轻时的恋人、如今已沦落为妓女的“小市民”　玛丝洛娃在法庭重逢，由此对他们的灵魂一层一层精彩的“发现”，至今还无人企及。
　　那两人的相见，也是作者与人物的对视——既“看”对方也从对方眼中审视自己(或者　说“被看”)。这是十九世纪经典现实主义作家经典的描写人物的方式，它相比鲁迅与　阿Q、祥林嫂，你以为如何?托尔斯泰式的包容在愧疚与羞涩(还有爱)中的讽刺与憎恶，　较之鲁迅，你又以为如何?还有托氏的雄浑，以及在包含不可知因素的复杂事物面前主　体视野巨大的清晰度，较之我们几乎一律的糨糊脑袋，你更以为如何?
　　如果地球若干年后不爆炸，如果那时中国人还看托尔斯泰，不幸抑或有幸也看“现当　代文学”，就一定会以为他们先辈的脑子坏了，倘不，则他们的脑子也坏了——还继续　吃我们正在吃的毒药。
　　重读《复活》，并拿来与“现当代文学”略做比较，这才可以看清池莉和许多类似的　“当红作家”的面目。
　　他(她)们其实并没有揭示中国目前“市民社会”的真相，他(她)们对市民精神的挖掘　，还没有达到托尔斯泰在“小市民”玛斯洛娃身上发现的灵魂世界的第一层：每个人都　会像玛斯洛娃那样从当下位置发展出一整套为自己辩护的哲学，即认为惟有自己是最重　要也是最无辜的，因而在心灵上把自己封闭起来，保护起来，不肯虚心与别人交流，形　成真诚的对话和碰撞。灵魂世界的这第一层，倘要真实地写出来，也很不容易，至少在　池莉们的据说专门以描写小市民见长的小说中，至今还没有发现。
　　池莉们只愿看他(她)们知道的和能理解的，对不知道和难以理解的就不感兴趣；他(她　)们固然写出了自以为必然如此或已经如此的市民，却不想知道也不打算让读者知道市　民可能会怎样。类似托尔斯泰所发现的灵魂世界的第一层，他(她)们写不出；这以下更　深更丰富的作为人的“小市民”的精神，在他(她)们的小说中，就更难看到了。
　　所以，现在就将他(她)们奉为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市民社会生活并具有市民精神的作家　，绝对是个误会。他(她)们笔下的市民，仍然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仍然属于　“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谱系——这自然也包括他(她)们在“塑造”那些人物时所采用的　从观念出发进行什锦拼盘式的“性格组合”之类一味讨巧的招数。
　　　　　　11　全面接受王安忆意味着什么
　　目前中国文坛的正宗仍然承继三十年代的“左翼”而来，它在美学上的特点，是以不　管怎样的“关心现实”为标准，但因为难度太大，这个标准早已不伦不类，甚至仅仅成　为有名无实的幌子，但它也有另一种功能，就是始终容忍乃至鼓励艺术上的粗糙，而将　精致和高雅视为额外的追求。倘有人将这额外的追求当作主要的努力方向，就要受到指　责，至少那追求精致和高雅的创作是不会被普遍关注的，因此相当长的时间里，精致和　高雅的艺术一直是文坛的潜流与支脉。
　　但精致和高雅是一把金交椅，以前坐在别人(比如“自由主义作家”)屁股下面，横竖　不顺眼，必欲毁坏而后快；一旦自己坐上去了，马上就会变成宝贝的。
　　这是当今中国文坛呼唤大师杰作并提倡精致高雅的一般心理。
　　王安忆的创作，从《小鲍庄》、“三恋”开始，一直遭到非议，不过正如大家已经注　意到的，这种非议的力度在逐渐减弱，等到《长恨歌》出来获得“茅盾文学奖”，一直　追求文学的精致和高雅的王安忆，就终于被慢慢学会附庸风雅的中国读者全面接受了。
　

《说几位作家，谈几个问题(第5页)》